早年萌动经商梦

第二章：早年萌发经商梦

                接连念活生意经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薛敬礼事业人生的话，哪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这个身材瘦小，但反映敏捷、行动干练的农村汉子，一生贩过猪娃、卖过花生、销过理发推子、拉过大葱、开过代销点、批发过卫生纸、办过废品收购站、南下四川熬过油膏，最后又把一家人带出来，帮助后代搞起了规模性的企业。这个大能人，可谓自小卖蒸馍，什么（是馍）都经过。而在这几十年接二连三的大小生意奔波之中，虽然历尽了坎坷，饱受了艰难，但他总是一路高歌走来，唱红了一部部的生意之经。他的人生词典里，似乎找不到“失败之后再爬不起来”这几个缺乏正能量的字眼。他的成功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顽强的拼搏精神,靠的就是聪明的才智，靠的就是诚信二字的内涵。

    在薛敬礼的大脑储存库里，有一个永远磨损不掉的小故事。窥一斑可知全豹，当你看完这个小小的故事之后，你就会更加了解到这个大能人在年轻时候的锐气了。

        这个小故事的题目就叫一辆旧自行车。

      薛敬礼的父亲薛印旺，有一辆除了铃不响浑身都稀里哗啦乱响的自行车。那年，薛敬礼想偷偷的贩猪娃挣两个现钱。贩猪贩羊做小生意，首先得有自行车和会骑自行车。为了学车，他总是趁父亲不在的时候，偷偷的把车子推出来学。一天，他又把父亲视为宝贝疙瘩的自行车悄悄的推了出去。那晓得不小心把自行车后圈的一根辐条弄断了。傍晚父亲回来发现后，气得对他大吼大叫了起来。薛敬礼列着脖子顶了他几句。父亲操起一条扁担就打了过来，他一躲闪，扁担把身后的水缸砸破了。父亲气上加气跑过去又拣扁担，薛敬礼赶紧撒腿就往大门外跑。就在父亲正要撵他揍他的时候，母亲闻声从灶屋跑出来死死地抱着了父亲的腰。父亲跺脚大骂这个四儿子简直是一个败家子。薛敬礼则指着父亲红脖子涨脸的大声说：从现在开始永远再不摸你的车子了，明天我就去买一辆。薛敬礼知道村里有一个老汉，前几天刚花50元买来一辆半成新的自行车。他晚上拉上一个伙伴，来到老汉家里软磨硬泡，要老汉把自行车赊账卖给他。老汉被烦得支持不住了，答应70元卖给他。薛敬礼当晚就骑走了自行车，第二天就跑到邻村收了一窝猪娃，当天下午就到临猗的乡村把12个小猪娃卖了，挣了12元钱。10天之后，他就把70元欠款外加一盒羊群香烟，给老汉送去了。薛印旺知道后，对妻子说，看来这熊娃还是有两下子，能跟我置得起气啊！

  1970年，20岁的薛敬礼与本乡冯张村的同龄姑娘聂淑桂喜结良缘。在此之前，薛敬礼曾经响应政府兴修水利的号召，来到西范扬水工程管理局的西范电灌站，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渠道建设工程。在突击队里，他担任着一名排长，带领30多名青年为水利事业奉献了青春的血汗。直到结婚前夕，才回到了杨蓬村。结婚一年后，父母根据当地的风俗，给他分了家。说是分家，其实就是分了吃饭的嘴巴。父母给了他们夫妻两一双筷子一双碗，一个小风箱，一口小铁锅，再就是全部的口粮7 斤高粱面和二斤玉米面。低头看看这些所谓的全部家当，抬头瞅瞅家徒四壁的屋子，薛敬礼夫妇不由得一阵心酸。但是，暂短是思虑之后，夫妻俩做出来明确的分工。丈夫继续在砖瓦窑上倒砖，妻子除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之外，料理家务，并养猪喂羊，增加一点家庭副业收入。其实，在此后的六年时间里，妻子接二连三的为他生儿育女，很快成为了三四个孩子的妈妈了。她只能全身心的扑到了抚养孩子和料理家务上了，全家糊口的担子就全部落到了薛敬礼一个人的身上了。为了孩子们能早日成人，还想让他们生活的好一点，薛敬礼除了拼命的倒砖挣公分外，还逐渐摸索会了点火烧窑的技术。他后来不但是本村的窑师傅，还经常受人之请，偷偷的到外村给人家点窑，挣点现钱。后来，他点火烧窑的技术越来越高，还到陕西省的韩城县的一家砖瓦窑上去烧窑。再后来，随着五个子女的相继长大和求学，砖瓦窑上的收入已经难以满足这个家庭的需要了。他就重操旧业开始贩猪娃。在当时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的政治大环境下，贩猪娃一旦被逮住，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薛敬礼贩猪娃只好是晚上偷偷的干。前一天先到外县联系好谁家要猪娃。回来后前半夜在村里买好了猪娃，后半夜便骑着自行车，远行百十里赶到临猗、永济的农村，趁着朦胧的天色和事先定好的买主做交易。这种神仙大过桥的诡秘办法，一般情况是待到天明生产队社员即将要上工了，他们的交易就已经完成了。他怀揣卖猪钱，装模作样，洋洋得意的打着口哨，骑着自行车，一路悠悠达达，不紧不慢的回来了。 然而，好马也有失蹄时。那次，薛敬礼因为大意就差点“翻了船”，不过在他灵机一动之下，还是挽回了一定的损失。那天是一个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冬日，他满以为这样的天气保险会平安无事的。一大早，他在家吃好喝好后，就驮着12个猪娃来到了临猗县嵋阳镇。谁知当他在一座民房傍边的厕所里刚撒了一泡尿，出来时，只见几个身穿绿色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市管人员把他的自行车围住了。之后，他被理所当然的带到了市管会。到了市管会，薛敬礼一听说要没收他的猪娃，当即急了起来。他央求领导能放他一马。他说这是自家母猪下的猪娃，根本不是搞投机倒把搞贩卖。又哭诉着说自己家里五个孩子，一个老爷爷一个老爸一个老妈，还有带病的老婆，都在家眼巴巴的等着他把猪娃卖了，回来买米下锅呢！要不全家人就只剩下往死的饿了。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他装模作样的，特别真诚的表演，让市管会人员深表同情。主任叹了口气说，这样吧，我们既然把你抓住又放了，如果公社书记知道了就要撤我的职呀！要不就按这里市场的价格结算，把你的猪娃秤秤份量留下吧。歪打正着，结果薛敬礼还挣了17块钱。当时的17元钱，可以买60斤玉米，或者是80斤高粱呢！

    西安城里卖花生，是薛敬礼的又一个典故。那年腊月中旬即将要过年了，薛敬礼看到几个孩子的衣服还没有着落。于是他萌发了到西安城卖花生的想法。薛敬礼的确是一个胆大的人。他跟内弟聂清义一商量，一人提着一个特大皮包，各自装着50斤炒花生，第一次坐火车向西安市进发。到了市区后为了出手快，他俩决定分开卖，一个人占一个地方。那晓得内弟刚刚离开，薛敬礼的摊子前就来了两位工商管理人员。他们不由分说，夺了薛敬礼的秤，再把他一颗都没动的50斤花生提到了工商所要没收。面对人地两生的情况，薛敬礼说尽好话后仍无济于事，没有办法他只好耍起了赖皮。所长坐在办公室的桌后，他就蹲在办公室的地板上，任凭你怎么说他也不走；所长去上厕所，他就跟上去守在厕所的门口，等所长出来；所长回到了办公室，他再跟上去继续蹲在地上低着头不说话；所长下班了，骑着自行车回家，他就一路小跑跟着车子来到了家属院。到了所长家里后，他一进门就往椅子上一坐，又是一声不吭。这时候，所长的爸爸出来了，问怎么回事？薛敬礼就像那次贩猪娃被逮住，给市管人员诉苦一样，把自己家的可怜情况又说了一遍。天下的善良之人毕竟是多数。所长的老爸听得眼圈都潮红了，他厉声呵斥儿子说，把东西还给人家去，你没听说他家的情况吗？所长只好说等吃了饭下午上班了再让他拿走。他老爸却说，等你上了班就迟啦，人家天黑之前还能把花生卖完吗？卖不完还能赶火车回家吗？回不了家舍不得住旅馆睡在咱家吗？别吃了，马上给我去。所长只好放下正要盛饭的碗，领着薛敬礼去工商所把花生还给了他。

    薛敬礼就是靠着独特的精神气概和聪明的脑瓜,在那个普遍困难的年代，从夹缝里寻找生存的空间，他使尽了浑身的解数，硬是让一家大小7口人吃饱了肚子，穿暖了衣服，过上了令乡亲们羡慕的日子。

    然而，在那个集体化的年代，因为他经常外出做个小生意，势必会耽误了生产队的上工，队长对他产生了意见。按当时的社会体制的需要，队长的想法没有什么错。可是当他知道队长对自己的态度后，根本不把队长放在眼里，并且经常踩队长的脚后跟，在会上爱提意见，爱制造麻烦，闹的生产队里经常不安宁。后来队长只好请求大队，想把他调到外小队当个司秤员，专门管理粮食的入库和分配，这样就可以离开他眼前，可是薛敬礼说什么也不去。队长又给大队推荐他，让当大队的保卫员，他仍然不领情，根本看不上这些许多社员都求之不得的轻松活。他依然我行我素“投机倒把”贩猪贩羊，挣着自己的活钱。直到后来当了本队的财务队长之后，他才老老实实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