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读完了林语堂先生著的《苏东坡传》，先生这本书是用英文写作的，我的英文水平，自然只能读中译本。可能是因为要写给外国人看的，所以对历史国情背景方面的描述，稍嫌繁冗了一些，自然瑕不掩瑜，全书还是忠实的叙述了东坡居士艰难坎坷的经历，以及东坡居士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
当然，也有人评论说林语堂先生太过推崇东坡居士，有失客观。也许因为我也是东坡铁粉的原因，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孔子笔削春秋，尚且有一字褒贬，不能完全客观的尊重历史事实，何况林语堂先生只是为东坡居士写人物传记。我只恨自己没有林语堂这位先辈老乡的如椽大笔，也没有时间精力考证这么多的笔记、信札，来为东坡居士立传。
正是因为和作者同为东坡居士的粉丝的缘故，此书读来一气呵成，既有心有戚戚焉的共鸣，又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本书分四卷二十八章，第一卷童年与青年，第二卷壮年，第三卷老练，第四卷流放岁月。书中不是以简单的编年体进行叙述，而是每个阶段选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进行具体的描写，从而展现东坡先生坎坷不平、波澜壮阔的一生。
熟悉东坡居士的人都知道，东坡一生最大的转变正是在谪居黄州期间，文学成就的颠峰也是在黄州。《水调歌头·大江东去》《前、后赤壁赋》这些作品都完成于这个时期，还有号称天下第二行书的《黄州寒食贴》。所以这本书的精华部分，应当是第三、四卷。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阙定风波，东坡居士借柔奴之口，道出了他对生活随遇而安的超脱态度，“此心安处是吾乡。”正是这种超脱，让他在晚年遭遇贬黜四处飘零的生活中，能够泰然处之。
东坡居士一生坎坷，有时运的影响，也有性格的因素。苏轼金榜题名时，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推崇，正要扬帆宦海时，恰逢母亲去世，不得不丁忧守孝。而古代的守孝制度是二十七个月。对于一个正要大展宏图的年轻人，这两年多的时间差，很可能是以后难以弥补的。
年轻的苏东坡才华横溢，壮志凌云，亦有致君尧舜的理想。可是初入官场没多久，还在底层磨资历的时候，他的结发妻子王弗病逝，妻子的离去，无疑给了苏东坡巨大的打击，后来才有了千古悼亡词之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次年苏轼的父亲苏老泉也病逝了，当然又要守孝二十七个月，苏家兄弟只能再次回老家了。
等到苏轼完成守孝，还有续弦这两件大事，再返回京城时，已经是年轻的神宗皇帝在位了，踌躇满志的皇帝，启用了王安石，正要大刀阔斧的施行变法。但是变得太急太快，引起了诸多老臣的反对，王安石固执得近乎独裁的性格特点，最终留在他身边的都是一些势利小人。不说新法本身就有很多不足之处，就算是好经都会被坏和尚念歪了。这一帮势利小人主持的变法，无疑为底层的百姓带来了灾难。
看到了变法弊端的苏东坡，自然站在了反对派的立场，受到了当权派的压制被贬任杭州通判。在地方为官的苏东坡，看到了更多的民间疾苦，在诗文自然流露出一些对时政的不满。
而他的政治对手并没有忘记他，正好从他的诗文里苦心搜寻证据，断章取义也好，牵强附会也罢，历经多年政治对手终于找到机会把苏东坡送进监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无疑这段险死还生的经历，让苏东坡建功立业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在晚年的诗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我们知道身为犯官的苏轼，在黄州等地是做不了什么实际事务的，也不能做。所以论起政绩，苏轼在徐州和杭州是有颇多善政的，可是苏轼自己却不提起。
在黄州的沉淀，让苏东坡已经萌生了退意。“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神宗皇帝驾崩后，王安石变法被尽数停止，司马光再次当权，苏轼也被召回中枢，官至三品的“翰林学士知制诰”，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身为蜀党魁首的苏轼，却没有领袖的觉悟，厌倦了政治斗争的苏轼，数次自求外放。在残酷的党争中，不进则退，请求外放的苏轼，自然被对手抓住机会，一贬再贬。
也许是性格决定命运，历史上的大文豪，在政治上大都不得意。出身高贵的屈原，却落得自沉汨罗的悲剧命运，自然不是我们希望效仿的。一代诗仙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狂放也许只适合年轻人称诵“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诗圣杜甫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伟大胸怀，我等凡人也是学不来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就是我很崇高的目标了。
只有苏东坡能让我们仔细品味，效仿学习。他寄情山水，他倾心美食，他纵情诗词。我们可以学习他“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轻松自然；学习他“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忘情超脱；学习他“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随遇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