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回想起我的童年时光。那些流淌在记忆深处的一件件小事有时候像电影片段一样，时常在我思绪空暇的时刻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闪回。比如像现在这个时候，我坐在一辆没有几个人的公交车上，午后阳光透过窗跳进来，恰好将车内分为安静与喧闹的两个部分。我说的喧闹是孩子们吵闹的声音，是的我的思绪跟随着温和的阳光已经来到我的幼儿园课堂上。
确切来讲那时候不叫幼儿园，而是叫做育红班，一个我到了小学毕业都没有弄明白意思的名字。直到后来很久后，我再次回想我20多年读书生涯的起点，我才通过百度百科搞清楚它的含义与由来。“ 育红班是培养红色幼苗革命接班人的班级，是中国文革时代的产物，对准读小学前儿童的一种提前教育，学制一般为一年。”虽然这是一个有年代的旧叫法，但在90年代北方贫困的乡村还是比较普遍，起码一直到千禧年，我的家乡还是一直都是这种叫法。
到后来我和我的大学朋友讨论起小时候读书的经历，他们大多人都很诧异和感到新鲜。这或许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有很大关系，除了育红班，那时候村里的超市还叫着供销社。小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把村里的供销社当作政府部门，对其充满害怕与敬畏。因为那里面的售货员西装革履，穿着锃亮的皮鞋，走起路来呱呱响，像极了那些来村里抓计划生育工作的的干部们。
是的，我小时候是一个胆子特别小并且十分腼腆的孩子。见到陌生人或者新鲜事物第一反应不是好奇而是害怕。这种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与害怕一直贯穿着我整个读书生涯，直到现在。以至于我的邻居亲戚朋友都了解我，我是那种不习惯打招呼的人，而非不懂礼貌。尤其在人多的场合，在那些所谓的高光时刻。周围是鲜花与掌声，大家面带微笑，希望我说点什么，我通常会局促不安，脑子里一片嗡嗡嗡的声音。虽然我脑子读书还算可以，但是每逢成绩出来，点名表扬上台领奖的这种局促不安，以至于让我后来每次考试都放水，控制在第三名之下，这样就无须上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捧着奖状脸红发不出言。
后来我和朋友们讲这些故事，大家哈哈大笑说，不至于吧林哥，被表扬是好事情啊，领个奖感觉搞得好像干了坏事一样；是啊，你这种小场面都紧张，肯定没办法在国旗下面发言啊，哈哈哈……是的，其实我是有机会作为学生代表，在国旗下发言，或在开学典礼上在操场上面对老师同学和家长们发言。好在这种场合很少，每次我都以身体不舒服这种理由推掉了。
这种从小不爱说怕，在陌生人面前紧张的毛病确实给我人生中带来诸多不便。后来我也听我母亲说过我性格如此内向的可能原因。在我2岁到5岁的时候，在计划生育抓得最严的那几年，为了生我的弟弟，我和母亲两个人住在河边上，躲躲藏藏不敢见人。或许是我这种从小没有接触过外人的经历是我后来见到人就躲的原因。但是关于这段经历，我脑海里一点记忆都没有，或许是年纪小还没有记忆。而我的记忆最初就是去读育红班之前的一个夏天，那是我人生记忆的原点。
我记得那是一个干燥的夏天，我透过我家门帘可以看到阳光将前面的土地晒得干裂。门右边是一颗老得歪歪扭扭的石榴树，我母亲在树下纳着鞋底。她穿着浅粉色的短袖，右手食指戴着顶指，左手拿着一个改锥针。她先将改锥针放在头发上抹上几下，再用它穿过厚厚的袼褙，这是一种用碎布或旧布加衬纸一层一层地粘在一起裱糊成的厚片，事先先将其剪成鞋底的形状。右手将一枚穿好棉线的钢针从 改锥针 刺穿的那个孔里穿过去，但由于几层袼褙很厚，往往需要右手食指上的顶针将这枚钢针顶过去。这种重复性的动作要成百上千次，这样做成的布鞋被叫做千层底，穿起来很舒服，不生脚气。
但多年以后，我每每想起来我母亲纳鞋底的时候，我内心都很愧疚。因为童年的时候我很不喜欢穿这种布鞋，甚至有些讨厌，因为这种鞋穿起来很土气。尤其后来去镇上读初中，看到同学大多穿的是一种叫双星的白球鞋和一种绿色的钉子鞋，就越来越讨厌脚上的布鞋，以至于我有时候故意把鞋子用小刀划破，把鞋底上的棉线找到墙角磨断。虽然我从没有在我母亲面前讲过不喜欢，但有一天我母亲骑自行车来镇上我的学校，给我带来了一双白色的球鞋。我第一眼就看到包裹鞋的包装纸上印着五角星，赫然写着双星两个红字。我内心十分欣喜，但嘴上仍说：“你给我买它干什么，妈。”我母亲笑着说，你和布鞋换着穿吧。
我如今还记得，那天和双星一起的还有一套洗的褪色的衣服，几个未熟透的石榴和几穗煮好的玉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每每想到此，我都泪流满面。后来我一直在外求学，再也没有机会穿过母亲做的布鞋。这是我一直存于内心的愧疚与遗憾，如果让我穿越到过去和那时的我对话，我会告诉他两句话。一是永远都不要怕，你做的其实比大多数人都好。二是现在穿的母亲做鞋子将是你这辈子穿得好的鞋子。
在那个记忆的夏天里，还有我的父亲。他也蹲在石榴树下面的树荫里，在制作一个木质的小板凳。他最后敲敲打打，站起身来，笑着说，好了，接下来林林就带着它可以去育红班了。我的母亲停下手中的活，接过来小板凳，看了看对我父亲说，你再刮刮，哪里粗糙的的地方别再扎着孩子手。我父亲又接过来，又看了来看，笑着说，应该不会，你再给它缝个坐垫，到天冷了套在上面就好啦。但他话说完后，还是又拿起小刀蹲在那里又找着刮了几遍。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育红班这三个字，当然，当时根本不懂什么意思，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或什么物件，当然也无从问起。
因为那时候连上学概念都不太清晰，只知道以后要长大要上学，然后就会有钱。但到底什么是学，怎么上它，是不是像上树或上墙那样上所谓的学。但总之是要往上的，应该像树或墙那样，是高高的，高的一定是好的，是厉害的。所以这样想来，上学肯定和上树一样，可以爬到树杈上，摘枣子，摘树叶，还可以看到远方的村落，树木和河流。那一定是件美妙的事情。
现在想起来确实感觉幼稚的好笑。但那时候关于和上有关的东西都让我觉得憧憬和好奇，比如说上育红班。但这种略带美好的憧憬在我真正去了育红班后，彻底泯灭了。以至于我后来对上什么地方就特别逃避，比如说上黑板做个题，上讲台发个言。 记忆里那是一个吵闹的上午，我父亲一手牵着我，一手拿着那个之前的小板凳，板凳上写着我的名字。而我斜挎着一个母亲用一条旧裤子腿改造的小书包，书包里面是几个小饼干和一个装有温开水的玻璃水瓶。而这个水瓶其实是输液用的装有葡萄糖液的玻璃瓶，母亲洗涮过很多遍后，装上凉好的温开水，盖上橡胶的塞子。而这种橡胶塞子坏了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当橡皮，我之所以说一定程度，是因为虽然它也能擦掉铅笔字，但是往往留下一片灰黑。假如你再用些力气想通过它把那块黑色擦去，往往是徒劳的，很多时候你太用力会将纸擦烂，而那块黑色仍旧留在那里。但由于我那时候第一块橡皮丢了就买不起橡皮，通常我还是要靠这个橡胶塞子。
感觉走了好久的路，终于到了育红班，走过长长的一段土路，在一个隔壁村子里。那是一间敞亮的砖瓦房，里面是一排排用砖和泥垒起来的桌子，但桌子上面是一层水泥抹起来的光滑桌面。这时候你只需找一个地方，将自己带的板凳放在坐道里，就可以与六个小朋友在一条桌子上学习，而不用担心桌子会摇晃。
父亲带着我走房子里，侧面留有一个小侧门，里面是个小房间与教室对着，有一张旧办公桌，一个扎着长头发女人坐在那里。父亲将我带到那个女人面前对我说，快，喊刘老师。我小声的喊了一句刘老师。之后刘老师便与我父亲交谈起来，谈话内容现在我已经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最后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放在桌子上。而我一只手牵着父亲的手，一边侧过身子，目光穿过小门，可以看到教室里已经有好多小朋友，他们都坐在自己的凳子上，把手放在桌子上。也有胆子大的小朋友扭着脑袋和其他人说话。然后我就想哭，是的，我从没看到过这么多人，尤其像我这么大小的人。我顿时感觉他们的目光是如此的陌生，甚至有一种如同看动物一样的好奇眼神看着我。但是我还是没有哭，因为当我离开父亲的手，坐回我的凳子上，我开始的想哭的眼泪现在被吓了回去。
这时我急忙寻父亲的身影，然后看到他就在门外边站着，他边看着我，边抽着烟和其他人聊着，因为外面还站着很多其他大人们。因为刘老师说刚送来来育红班的孩子都要家长在外边陪着，上几次课确定不哭了不闹了就不用一直陪着了。当然有的小朋友已经来了一个星期了，甚至还有去年就在这里读了一年的小朋友，他们就看起来很自然开心，如同这里就是家一样的自然。而他们也会是这个班级班长与组长，都是刘老师任命的，一共有1个班长，5个组长，每个组长管理一排小朋友。而班长则负责进出办公室与教室传达刘老师的某个命令，和管理整个班级的纪律。
比如现在，班长从刘老师办公室走出来，手上拿了几本书本一一发给今天刚来的几个新同学，当然也包括我。我接过来是一本拼音儿歌书，与书本一起的还有一个作业本和一只绿色的铅笔，而铅笔是完整的，没有削好的。这时候只见班长大声说道，刘老师说了，那个，今天来的同学不用写字，没作业。接着他伸了伸舌头，跑着坐到他的位置上，那是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最左侧靠窗角位置。然后，他又跑回到讲台来补了一句，刘老师还说，有什么事情都要给刘老师报告。然后又笑着跑回他的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