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第十三》04：断章取义的批判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向先生请学稼穑之学。先生说：“稼穑之学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学治理园圃之学。先生说：“治理园圃之学我不如老圃”。樊迟退出后，先生说：“真把自己当在野小人了，这个樊迟呀！作为主政人在位上只要能好礼，民众便莫敢不敬。作为主政人在位上只要能好义，民众便莫敢不服。作为主政人在位上只要能好信，民众便莫敢不用真心和真情来对上。如果能做到这些，四方民众都会背负着自己的孩子来请求入籍，耕种人越来越多，耕种的天地逐渐开辟出来，何必自己去学习稼穑之学？”
这段话，常常被用来攻击孔子对农事的轻视，攻击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无产阶级的敌人，甚至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卫道士。
客观来讲，如果孔子僵而不死，一口气活过两千多年，伴随时光的荏苒，思想一点也不进步，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他活该被误解，活该被当做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卫道士。问题是人家只活在春秋，以当时的高龄——七十三岁谢幕了自己的人生。
再把人家在春秋时的局限性放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批判，多少有些牵强。客观来讲，即便是丢开时空因素，这些批判也是有断章取义嫌疑的。
一、中国的背景
从地理概念来讲，中国据说是世界几大洲中，最适宜推广农业种植，发展出农耕文明的国度。《诗经》的雅和颂，有一半以上的篇目都是描述这种农耕文明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和典籍制度的。
中国历史的源头那里，尝百草的神农，开创稼穑之学以教民的后稷，都是了不起的英雄。
从这个角度讲，孔子断然不会傻乎乎到数典忘祖，攻击衣食父母——伟大农民的地步。
孔子讲“吾不如老农”、“吾不如劳圃”，一则这些真不是孔子所擅长的领域；二则他也的确有些不愿意回答樊迟这个舍本逐末的问题。
孔子讲“焉用稼”？全然不是轻视农民、农事。在他老人家眼中，虽然未必有众生平等的意识，但一定讲“仁义”的，谁都不要欺负谁，谁也不要瞧不起谁。你想呀，他一面客客气气的讲稼穑之学“我”不如老农，一面瞧不起农民、农事，岂不成了表里不一的人？他老人家之所以讲“焉用稼”，只是在强调作为主政者完全可以在更根本的治理上下功夫，哪里非要本末倒置在稼穑之学上下功夫？
二、樊迟的背景
樊迟是谁？
抛开后人给的孔门十哲的名头不谈，也绝对算得上孔子弟子之中较为有成就的一个。从经历上讲，樊迟老早便出仕了。没有拜孔子为师之前，人家已经是季氏家宰冉求处任职。孔子回到鲁国后，樊迟才拜的师。
从关系学的角度讲，樊迟也算是追求真学问的人。冉求是孔子的学生，也是樊迟的上司。能拜自己上司的老师做老师，人家也算是“吾爱上司，更爱真理”了。
从做学问的角度看，樊迟是谁？是多次向孔子问仁的弟子。樊迟三次向孔子问仁，孔子给了三个不同的答案。没听明白的，人家还在退下后向文科高材生子夏讨教。绝对算得上是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的主儿。
孔子评价“小人哉，范须也”。那不是在骂樊迟，更不是在诋毁这个人品性和人格。而是一种无可如何。三次都没向这个弟子讲明白什么是“仁”，害得这厮来问“稼穑之学”“治理园圃之学”，这次问，仍然是不了了之。孔子也是醉了，这对于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孔子而言，该是怎样的无可如何呀。
三、“小人”的背景
孔子讲小人，不是一个道德上的概念。而是容易受到环境影响，为环境所轻易改变的被动的人。它和主动的，不怎么受环境影响，不会轻易为环境所改变的君子是一个相对概念。
三次问仁没弄明白，改问稼、问圃，还是不了了之。孔子讲“小人哉”，也不算是冤枉樊迟。再加上樊迟读的可是在职“研究生”。人家是做着官到中央党校来进修的，一方面固然要求真理，求真学问。另一方面，人家还有自己要治理的领域。如何让自己治理的领域呈现出“国泰民安”、“国富民强”的气象，那才是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作为主政的君子，问稼、问圃，完全把自己当成下野之人，孔子称他“小人”，也是不为过的。
至于礼、义、信，那是孔子所概括的主政者在位上应该专心致志做好的事情。
仔细想想，不正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