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党争与士大夫的分化
一、引 言
二、“国是”法度化下党争的新形态
三、朱熹时代的党争
四、王淮执政与党争的关系
五、余 论
接上
在反“道学”运动的背后是一场广泛的“党争”。在孝、光、宁三朝朝廷上存在着反“道学”与支持“道两派，而朱熹为其枢纽人物。
通过樵川樵叟所列名单可知，袒朱与攻朱两方人中，包括在宰执，也包括一般人士。在这里，作者认为远不止名单上的这些，对个别人，如陈俊卿、龚茂良，史浩、谢深甫等人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名单只是作为党政争静态一方，而动态则需要从双方的互动中求之。刘光祖在孝宗淳熙五年论及“道学朋党”问题，作者引用了几条史料印证刘光祖的看法。在《戊申封事》中，朱熹提出了他对“反道学”士大夫的分析，透露出几点内容：第一反“道学”已经进行了十余年，与刘光祖之言相近，即在淳熙初年已经开始。第二，“道学”已经扩大到与朱熹气类相近的士大夫，第三，朱借“道学”之名“禁锢天下贤人君子”与蔡京镇压“元祐学术”相比，第四，反“道学”上至朝廷，下至“闾里”范围广。在淳熙时期，士大夫的前程往往会因为涉及“道学”之嫌疑而受影响。“道学”一名所指已经无限扩大。士大夫已无法保证“中立”的余地，以至于与“道学”无甚渊源的人也被列入“庆元党”的名单中，这也充分说明了党争的两极化。士大夫两大壁垒在淳熙时代已经越来越表面化，朱熹在政治上的进退成为双方争执的一个主要信号。反对朱熹入朝的是士大夫与“权幸”集团（主要是指孝宗亲信曾觌、五抃及宦官甘昇等）之间会有默契，在不能阻止史浩启用朱熹之时，反对派士大夫以“宜处以外郡”为由，将他挡在权力中心圈之外。朱熹的进退牵扯到一大批气类相近士大夫的共同行动。朱喜由于史浩“勉以君臣之业”与志同道合者的敦促而接受南康之命，对反动派构成了威胁，反对阵营也顾虑重重，“虚名之士，恐坏朝廷”（孝宗诏曰）。
反“道”学的三次运动环环相扣，两大互相争持的士大夫壁垒隐然形成，作者推测其对立早在淳熙十年已经开始。根据朱熹与刘光祖的说法以及孝宗手诏中“虚名之士”来自朱熹政敌之口，与淳熙十年陈贾所谓“假名济伪”和郑丙“欺世盗名”互通。最重要的是根据第三次的反“道学”关系学术思想的争议者甚少，目的不过是阻止朱熹进入权力核心，与前两次“暗斗”一脉相承。李心传在《道学兴废》中引陈贾上疏之言可知，所谓“禁伪学”就是全面封杀所有“道学”士大夫的仕进之路。前面两次反“道学”运动。当周必大与赵汝愚将朱熹和大批“学者”引入权力中心，此举必然影响反对派阵营的地位和未来的前程，故反“道学”必须是一次比一次更激烈而深化。在李心传与叶適的两段文字中也可以看出反“道学”运动是两个互相对峙的士大夫壁垒之间的长期冲突。
作者判定反“道学”壁垒基本上是由职业官僚型的士大夫构成，安于现状，“有司之常守”，而朱熹与“道学”型的士大夫则是北宋新儒学的直接继承者，关心“治道”的同时，仍念念不忘重建理想的秩序，所争“国是”指向整顿好内部进而图“恢复”的问题，不肯苟安，力求有所作为，与职业官僚型士大夫对一己得失看得很重有鲜明对比，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在这里作者对他的论点做了一点澄清。“道学”取最广之意，不可与儒学史上的“道学”混淆。另外“道学型”与“职业官僚型”为现象描述语，不含任何价值判断。对这两大壁垒的划分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卷入政争中的士大夫的选择也不是一次性的，会随着形势而变。叶绍翁就记载了宁中宗一朝两大壁垒中有人互相易位着趣闻。只有用政治文化中超个人的力量才能解释党争的历史事实，宏观层面的分析不可缺少。
四、王淮执政与党争的关系
两大士大夫壁垒（职业官僚型，得过且过，安于现状，“道学型”不图苟安，妄图有所作为）之间的争斗，必将回到微观层面分析其分野及性质。
士大夫群中“有为”和“无为”的分化，在孝宗继位已经存在，但一直到孝宗晚期才进化为广泛的党争，作者在此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孝宗从即位起就一直生活在高宗的阴影之下，摇摆于高宗所定“国是”--“和议”与重定“国是”--“恢复”之间，这便存在着“屡易相”。作者从孝宗心理转变以及王淮作为当时职业官僚群领袖特质来分析，何以王淮在相位七年之久。
在孝宗初年，受限于太上皇而不能图“恢复”之志，“财屈兵弱”也是重要的因素。在淳熙八年，王淮继赵雄（助孝宗谋“恢复”的最后一任宰相）相位，孝宗不谈“恢复”，转求“安静”，孝宗的政治风格，从事必躬亲变成无为而治。在这种情况下，任由宰相行使当时常态的职权，为职业官僚型士大夫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罗大经在《宰相罢》的记载似乎表彰了王淮有宰相气度，超越了党见，这其中隐情就是王淮知孝宗厌恶“朋党”之心。在入相之后，不去“蜀士”，以示用人唯才，毫无党见，这是王淮整体策略的一部分，以建立他的权位基础。他希望造成一个安静、平衡、不出事故的政治局面，以迎合孝宗的心理。他用“朱程学、唐苏学”化解了唐仲友的罪名，有意将法律问题转化为学术思想的争论。
作者从较大历史背景下来理解王淮“力荐晦翁”至浙东及王淮与朱熹交恶的原因。首先从王淮继赵雄相位说起。杨万里论及此事的观察很透彻，孝宗早年与中年任用宰相，以“恢复”取向（“誓清中原”）为原则，晚年选择了“春迟冬湿”保守型的王淮，主要因为孝宗此时已将“恢复”的冲动压了下去，转求“安静”的局面，即“向前为人所误，后来欲安静，厌人唤起事端”，借助“国是”观念，我们可知孝宗朝最初十几年一直处于旧“国是”动摇而新“国是”未定的局面，直至王淮入相而结束这一局面，这是南宋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楼钥《王公行状》中有云“此实公之相业”及“且将大用”，暗示了王淮除相得力于高宗的支持。他的执政使“国度”再度回到“和议”的轨道，同时也取得了新的内容。“国是”未定，朝廷朋党纷争，孝宗接受了高宗提出的“安静”的要求。但如何回归“和议”以及消除党争，王淮上任之初便“任人唯贤”，这也是针对稳定政治秩序所提出的基本保证。
以上分析，可知王淮奉行的是修正本的“国是”（高宗主持），他以“皇极”两字概括他施时政纲领（与“建中”取义相近），这些都与高宗的暗中支持不可分割，所以王淮可以入相以及在相位七年也就变的不奇怪了。
现在作者将讨论朱熹与王淮的关系。他认为全祖望提出王淮“力荐晦翁”判断是难成立的，首先王淮入相后用人唯才，破除朋党为其两大纲领，而朱熹是理学派士大夫中最有声望的领袖，王淮任命朱熹为浙东提举是为了“进贤上报”之承诺，况且借口“荒政”去了浙东而没有进入中央。朱熹在浙东后用书信的形式对王淮提出了责难，证实他上任后得不到王淮的支持，且受牵制而不能有效开展救援工作。
朱、王之间的冲突，非个人恩怨所能解释，需从宏观角度检讨根源。作者从两大壁垒对峙因王淮的长期执政而激化这一观点来澄清朱王之间的冲突。王淮擅长处理行政事务，在执行修正本的“国是”-“安静”时是最适当的相位人选。他对朱熹奏请之事“抑却”或“稽缓”代表了官僚集团共同立场与作风，而朱熹在浙东的举措也体现了道学型士大夫的理想取向。个别儒者在政治实践方面，要么进入朝廷的权力中心，“致君行道”，要么求地方官，直接“泽民”，朱熹即属于后者。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理学派士大夫的集体意志。在浙东的行事使他不惜以整个官僚体制为敌，这与他的儒学背景有很大关系（深受孟子“不忍人之心”和“泽加于民”的观念的影响）。地方行政是整顿局部秩序的入手处，所以他延续了理学重建秩序的大方向，而能守“守康南，使浙东”。至于朱熹奏劾唐仲友一案，现代人往往以二人学术分歧为说，其实是受了“朱程学，唐苏学”之误导。当然也不能归于朱唐个人恩怨，虽唐案不是朱王关系恶化的决定性因素，却也占据了特殊的地位。首先唐案为最后、最大的奏劾，对于当前体制运作方式以及风格负责的王淮是个沉重的打击，另外唐是王淮的同乡和姻亲，王淮本欲避畏“朋党”之嫌，唐案却使王怀感到很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