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完 璧；摄影：冯水木、完 璧】
（注：为保证《锦江记忆》中篇目完整，此篇为重发）
我家曾经住在成都市东华门大有巷1号四川省轻、纺工业厅宿舍里，对东华门一带非常熟悉。
明代，东华门的街道因正对皇城东面的东华门得名，分为正街、北街和南街。西首小巷子有红桥（20世纪50年代是木板桥）横跨御河。北南两街均为回民聚居地，南街西侧有清真七寺；对面有曾氏宗祠（见张绍诚著《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锦里街名话旧》）。
20世纪60～70年代，从顺城街进去的东华正街北跨大有巷（注：原南北走向的大有巷前端及后述巷子，现均为下西顺城街西侧高楼覆盖），南跨正对大有巷的一条巷子宾隆街（接现在人民东路对面的宾隆街）。这条小巷狭窄而悠长，常常有伸出到对面墙上的竹杆上凉晒的衣裤，让过路的人很尴尬，仿佛真在穿裆而过似的。因为巷子的另一头往左不远有一个联合诊所（注：联合诊所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合作化期间,国家把个体行医户组织起来成立联合诊所，又通过考核，把他们转成大集体性质的国家医疗人员），我们不得不经常穿过那条巷子。那时，在靠东华正街这头的巷口，有一处生意红火的地方——不说各家各户单是轻纺工业厅宿舍的人早晚都要去光顾――老虎灶。喏大一个灶台上，放着七八个铜壶，腾腾地冒着水蒸气，等着需要开水的人拿了温水瓶去打开水。一瓶开水好像1～2分钱。顾客来了，烧水师傅提起沸腾开来的铜壶――铁板上便露出了个红红的圆圈，炭火在下面熊熊燃烧――给温水瓶注满了开水。温水瓶有竹编的，好些的是铁壳的，有漆绘的图案。记得有一次，我和哥哥去打了开水回家，一路上追追打打，在一处有下坎的地方，我一步跳下去，只听得“咣”的一声，我手中的温水瓶杵（触）到地上炸开了，水溢了一地，还险些把脚烫了。回到家，免不了一顿骂。
在宾隆街拐角处东华正街上，有一个卖油盐酱醋的杂货铺子。我常常被家长叫去买酱油盐什么的。记得那里的青油（菜油），是7角8分1斤。其实，打油时是不用秤称的，一个笔筒粗的竹筒，口上留有大约3寸长的提把，底上封了口，用这个“舀子”往油桶里一杵，提起来满满一竹筒，就是一斤了。当然，也有半斤一提的。过了些年，不用这个竹筒“舀子”了，改用有刻度的机械装置出油了。这是在一个大油桶上，装上压力机，把提把往上提，油就抽上来，往下一压，一根弯嘴的金属管子便流出油来，买者把玻璃瓶口对着弯管口，直到压完要买的油。这个机械装置可以很精确地出油，不要说半斤，几两都行，它在竖着的金属杆上，按一定的量排列了好些拨杆，如果要打一斤油，便把一斤处的拨杆横着一拨，提把往上提到这里被阻住，就是一斤了。
东华正街直走下去，右拐向北是东华北街，左拐向南是东华南街。东华南街上，有一个粮店，在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我们的粮食类供给都得上粮店买，一般机关干部每月27斤半，工厂的工人每月32斤。那时候买米不像现在，往往都是在“红旗”或者“互惠”超市里，扛上（或者干脆打个招呼让店员送来）一袋抽了真空的东北米、汉中米甚至泰国米回家，买多少都行。那时买米，得拿上米袋，到粮店排队买去。先递上粮本，划掉要买的量，拿了凭证后二次排队等着称米。好像那时米卖1角4分2厘1斤。米储在一个大大的粮仓里，出口槽处用一块木板闸着，下面一杆大称吊起一个锑簸箕，称米的工作人员把称砣拨到买米人所需斤两处，拔开闸门，米“哗――”地一声如瀑布泻到簸箕里，买米人忙不迭地把米口袋张开口子，对准簸箕口，称米的工作人员把簸箕一提，米落在口袋里。买米人扎好袋口，往肩上一撂，蹒跚而去。有一次，我妻子怀了8个月孩子还偷偷跑去买米（10斤），让我好一阵子埋怨。
东华正街与北街的东北面有弧形的大有巷，因清代赴贡院应试的秀才多在此间客店投宿，客店因之取名“大有”，寓意是“大有作为”，表达店家对客人的良好祝愿，当然也是讨个口彩比喻拉顾客，正是生意人的生意经之表现（见张绍诚著《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锦里街名话旧》）。
那时的大有巷，从东华正街进去约50米右侧就是。这条巷子很深，一直要走到现在的大有巷后再左弯走下去，连接上现在的东华门街（以前叫东华北街）。这条巷子与别的街巷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街面不是一家挨着一家门板一排排铺开的民居，而是仅有的几个大院入口，其余全是青砖高墙；或者是半敞开的院落，就是街边不砌高墙，院落仅是凹进去一大片，就像是一个院子被剖开去一半一样。这个半边的院子，可能以前是一个完整的院子，因为轻纺工业厅占地扩建，大有巷在这里靠顺城街一侧拐了一个马蹄型的弯。记得在这半个院子里，有一个我的初中同桌，她是院子一个家庭中的老八，她的母亲在那个年代真算得上是“英雄母亲”（前苏联标准）了。巷子左弯拐角处，有一个很少有空闲的茶馆，我们常拣（找）近道从里面直接溜到顺城街。巷子左弯向西径直下去，两侧还是高高的墙壁，左边内侧是轻纺工业厅宿舍，右边内侧是一处古老的豪宅和大有巷小学。那处古老的豪宅不知道以前住过什么人，但从它高高跃出墙头的坡顶楼房，晓得它是西式建筑，需知在它往北不远处的上翔街上，有一处1905年建造的基督教堂（上翔堂）。再往西走，就到了东华北街和小红土地庙街接口了，小红土地庙往北接大红土地庙，好像那时是羊肉一条街（注：2002年5月，成都市体育中心东大门两侧的大红土地庙街、小红土地庙街、东华北街以及东御河沿街旧城改造综合整治拆迁工作正式开始）。
这些院落里，最典型的要数巷子右侧的3号大院了。这个院子是个院套院的连环院落，每个院子相对独立，都是四合院的格局，院子里都种了很多花草。记得每年春节前，我的婆婆（重庆的叫法，成都叫奶奶）总要到3号院子赖婆婆那里去磨汤圆粉子，当然，我是推磨的主力。磨槽口上扎着一根厚实的棉布口袋，泡好的糯米连同少量的水被舀进磨眼，然后从旋转的磨盘周围以浆状流在磨槽里，再顺着磨槽口流进口袋。口袋的下面放着一个簸箕承载着，下面一个盆子接着渗透出来的水。这只装满糯米浆的口袋提回家后，还要挂在横杆上让多余的水渗出，直到干湿相当，就可以用来做汤圆了。那时，汤圆心子都是自己做，我婆婆做的汤圆特好，以黑芝麻、白糖、核桃仁、红豆沙等为主要原料，用猪油将其粘合，捏搓成红黑两色的小圆球状即成。那时，小孩子常将汤圆心子当点心吃，嚼在口里甜甜的，香香的，还没有化开的白糖咬着脆脆的，开心极了。
大有巷2号，门内的建筑与3号不同，它不是四合院，而是现代式的建筑风格，是有通道护栏的楼层，好像有2～3层。当年的《国难三日刊》（注：1937年三日一出版）的社址，就设在这个院子里。这份报纸在“抗战”初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文化名人冯水木处珍藏了当时的一期报纸。
大有巷1号，如果说它是个院落，也是一个特大的院落，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大院，而是轻纺工业厅的宿舍。每天早晨，1号院门口响起了“叮当”的铃声，一辆人力垃圾板车过来了，等候在门口的老少爷儿们和婆婆大娘们，忙把垃圾端上去倒进板车上的垃圾箱里，常常是垃圾在前面的院落已经装得满满的，装不进去直往下滑，蜂窝煤灰腾得老高。
也是在早上，我打开二楼的家门，让来航鸡(一种雪白羽毛的小种鸡)下楼去玩，找虫子和草吃，如果用手指头掏掏鸡的屁股有蛋，就不放出去，等下了蛋才放走。那时，我们家对面修了一个防空洞（那时1969年8月开始的全国上下广泛开展的群众性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产物），上面是荒坡，长满了青草，石头下还有不少的虫子。有一次，我那只来航公鸡紧跟在我身后，当我搬起一块石头，一只蜈蚣赫然出现，还没等到它逃窜开，来航公鸡一步上前啄住吞进了腹内。我的天，这可是巨毒的虫子啊。我的生性好斗的来航公鸡，曾经打败过一个特大个儿的土公鸡，那只土公鸡也曾经从一个小女孩手中抢走过一个馒头！
说起城里养鸡，不能不提及当年的一件荒唐事：我爸爸曾经往胳膊的静脉里，注射过刚刚从来航公鸡腋下血管里抽出来的血！那是一种叫做“打鸡血治百病”的“鸡血疗法”，就是抽出新鲜的鸡血（最好是小公鸡，也有说4斤以上重的纯种白色“来航鸡”最好），几十到100毫升，注射进人体，每周1次。据说这种方法能治多种慢性病，对高血压、偏瘫、不孕症、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那时，有这样的奇观：各单位有病无病的人们，纷纷拎着小公鸡去医院排队打鸡血，一时间竟造成了小公鸡因紧俏而涨价。当时鸡血疗法前后历时大约10个月左右，范围是全国大流行。那时，还有一些所谓的民间健身方法很流行了一阵子，如饮水疗法、甩手疗法、养红茶菌、羊肠线疗法等等。
说到玩，我们那时候的小孩子的玩法很多，街面和院落，都能见到孩子们的把戏。下午放学后，去前院（机关大院）的桑树园子里偷摘几把桑叶，回家洗净凉干了喂蚕宝宝；要不就是在地上间隔掏几个浅窝窝，爬在地上用大拇指弹开玻璃弹子，看谁最先把洞逐一弹进完谁就赢；或者把工地上建筑隔水用的油茅毡，剪成圆形钉在一起，顺着滑滑的“三合土”地面使劲甩出去，击中10米开外的目标――折叠起来的纸烟盒（也有用手掌在地上拍，折叠成长条弧形的纸烟盒被气流翻扣朝下）就算赢；另一种玩法，是将一根竹筷上梆一根针，腾空翻个筋斗后又插入泥土，以显示各种技巧；有一阵流行用刀片削高粱杆，一大堆男孩子围在一起，吼叫着，看当事人谁能把高粱杆的皮儿削得更长，并且划到断口处，谁就能得到更长一节高粱杆；温柔点的孩子如姑娘，把透明糖纸打湿了夹在书里，待干后特别伸展（平整光滑），放在手心里，纸的两边翘成弧形，与同伴比谁的更漂亮；有点品味的，则找来一些三国演绎一类的人物像，买来蓝色的晒图纸，两片玻璃一夹，放在阳光下一晒，人像就映在晒图纸上了；更野一点的小孩子玩弹枪（铁丝和橡皮筋组合成的相互“射杀”的“武器”）、玩“吹弹”（一根长长的玻璃管子一头衔在嘴里，满嘴的“弹药”――女贞树的果实吹射向对手），当然也“上演”一些“恶作剧”，躲在楼道的暗处，以击中路人为乐。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我们家对门一个在无线电厂工作的大哥，居然自己装出一台电视机，9寸，黑白的，我自然成了“贵宾”，坐在了地板上第一排。后来，来的人多了，对门大哥的母亲（我们叫万孃孃）在开门时，竟然被争先恐后挤进门里的孩子们冲倒在地上。记忆中，第一次看电视剧是部外国片，是中央电视台1979年11月29日播出的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南斯拉夫电视剧《巧入敌后》，讲述的是“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与德国占领军巧妙周旋的惊险故事。以后，我们家也买了一台12寸的电视机，楼上楼下的邻居们也到我们家来看，诸如《大西洋海底来的人》、《女奴》、《阿信》、《加里森敢死队》、《贺元甲》等，极大地丰富了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
孩子们最快乐也是大人们最惬意的，还得数夏日的夜晚熏蚊烟儿的时刻。每到这一时刻，我婆婆就要绕院一周，扯着嗓门通知全院，因为她是居民委员会主任。天一俟黑下来，在统一的时间，全院都点燃了蚊烟儿，人们关好门窗，来到院子里。蚊烟儿比温水瓶木塞略细，约有30公分左右长，燃烧时间不过1小时，但熏的时间要2小时左右。这时，大院成了邻居们集体聊天的场所，像在开一个巨大的“Party” (聚会)，人们三五一聚，手里或端着茶杯，或摇着大莆扇，天南海北地闲聊一气，海侃一通，既联络了感情，又获得了信息。我们大院中有一个篮球场，是孩子们的乐园，不是要打篮球，而是分成两边玩“救救猫”的游戏，有时需要疯狂地跑动，很是激烈，也很好玩，其组织能力和灵活机动，在游戏中得到了锻炼。
要过年了，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院里围着看杀猪，而城里人养猪在当时也是独特的一景。那时，吃肉是真正的“打牙祭”，轻纺工业厅在紧靠大有巷茶馆街边墙内设有一处猪圈，每到逢年过节，都会拉出一两头猪宰杀。杀猪时，是院里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们的极大乐趣。杀猪人一边一个扯着嚎叫着（或者说“惨叫着”更为恰当）的肥猪的耳朵把牠拽出猪圈，然后又上两人一起把猪抬起来，侧卧按倒在约半米高很结实的“杀猪床”上。主刀者一手使劲按着猪的头，一手拿起一把锋利的宽肚尖刀往猪颈处一捅，再把刀转两转，抽出，血喷涌而出，下面一个很大的白磁盆，“哗哗”地一会儿就注满了血。猪气绝后，还要在蹄上割一个小口，用汽枪把猪打成鼓鼓的圆球，扎牢四蹄，用木棒使劲在猪身上拍打，完后，放入滚沸的水中蜕毛。也许是拍打松了，蜕毛容易。
（下篇：《电车、电报和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