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耶·沃尔夫山？不，他是个赌徒。”盖茨比犹豫着，然后淡淡地加了一句，“他就是1919年操纵世界联赛的人。”
“操纵世界联赛？”我重复道。)
这话让我错愕。我当然记得1919年的世界联赛是被操纵了，虽说我也没细想过，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能人为操作的事，只是一连串事件的巧合而已。我从没想过五千万人的赌局能被一个人置于股掌之中——像个窃贼撬开保险箱一样，轻而易举。
“他是怎么做的？”过了一分钟，我问。
“他就是看到了机会。”
“他怎么没进监狱呢？”
“他们抓不到他，老兄。他是个聪明人。”
我坚持要买单，等侍者给我找零时，我看到汤姆·布坎南出现在拥挤的餐厅的另一头。
“跟我来一下，”我说，“我去跟人打个招呼。”
汤姆看到我们时一下子跳起来，然后大步流星地朝我们走来。
“你跑哪儿去了？”他热切地说，“你总不打电话来，黛西都气坏了。”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南先生。”
他们简短地握了握手，盖茨比脸上浮现出一种克制的、难以名状的尴尬。
“那你最近怎么样啊？”汤姆逼问我，“你怎么跑这么远来这儿吃饭？”
“我跟盖茨比先生来吃午餐。”
我转向盖茨比先生，他却不见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天——（那天下午，乔丹·贝克笔直地坐在广场酒店室外茶厅笔直的长椅上，对我说）——我正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一只脚踏在人行道上，一只脚踩着草坪。我喜欢踩草坪的感觉，因为我穿着一双英国来的皮鞋，那橡胶软底吃进了柔软的草地。
我穿着新的格子呢短裙，裙摆在风中微微飘起，而每当我的裙子被吹起，各家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帜（一战时期全民爱国情绪高涨）也飞腾起来，怒气冲冲地发出“突突突突”的声音。
旗子最大、也是草坪最大的就是黛西·费的家。她那时只有十八岁，比我大两岁，她是路易维尔最受人青睐的少女。她穿着白裙，开一辆白色小跑车，她家的电话每天响个不停，都是泰勒营的年轻军官，诚惶诚恐地请求她当晚赏光与其独处，“一个小时也行啊！”
我走过她家的宅子时，她的白色小跑车正停在路边，她跟一个我没见过的年轻中尉坐在里面。他俩是那么如胶似漆，我走到离他们只有五英尺（1.5米）时，她才看见我。
“你好啊乔丹，”我没想到她会叫我，“请你过来。”
她要跟我说话，这让我受宠若惊，因为在比我大的女孩里我最仰慕的就是她。她问我是不是要去红十字会缝绷带，我说是的。
那，这样，我能不能跟他们说，她今天去不了了？她说话时那位军官看着她，那眼神是每个女孩都想被看着的眼神。
因为当时我觉得特别浪漫，所以这件事我一直记着。他的名字是杰伊·盖茨比，而我之后有四年多都再没见过他。
那是一九一七年，第二年我自己也有了几个爱慕者，然后我开始打巡回赛，所以就很少见到黛西了。她跟稍微年长一点的人玩——不过她出门很少。
后来她绯闻缠身——传说一个冬夜她妈妈发现她打好了包，准备去纽约跟一个即将出征的战士告别。她被牢牢地看管起来，但她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没跟她家人说话。在那之后她就再也不跟军人调情了，她交往的只有几个扁足、近视、根本不够格参军的小镇青年。
再到秋天时，她又开心起来了，像以前一样无忧无虑。停战协议（1918.11.11）后她有了自己的初场舞会（上流社会为自家少女举办的成人舞会，表示这个姑娘从此可以择婿了），然后到了二月，她好像跟新奥尔良来的一个男人订了婚。
六月份，她嫁给了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南，那排场之豪华在路易维尔前所未有。他从芝加哥南下带了一百名宾客过来，包了四节车厢，租下了塞尔巴赫酒店的一整层。在婚礼的前一天，他送给她一串珍珠项链，价值三十五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