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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那篇来稿的时候，我心中忽然涌起一种哀愁的预感。
来稿本身十分平庸，是一篇小说。我在这家杂志社工作了五年，比起前辈当然还不够看，但也见识不少了。信息时代很好，五湖四海的作品不再依托信纸，而是，可以乘着互联网的快车畅通无阻抵达，并挤满我的邮箱，等待我们的审判。
当然会有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和作者，命运对人类划江而治，宠儿与弃儿隔岸遥遥相望，文学也一样。这类作者的目光过不了多久就会离开我们杂志转而投向更资深更权威的刊物。但我们并不吃亏，“善于挖掘才华横溢的青年作者”，这是我们的定位，也是我们的命运。
然而更多的作品，我的邮箱就是它们的终点。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会忍不住想象发出这些作品时，作者们的心情和神态，可能惴惴不安；可能嘴上说“投着玩玩”，其后三个月内却每天查看三次邮箱；也可能真的不在乎，这样的作者是幸福的。但我的心肠不够柔软，很快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痛苦之中：这些作者能不能也考虑一下我的心情？我的疲惫，我面对文字格式错漏百出时的崩溃，被一天追问十次“到底有没有看我的稿啊”时想将其邮件赛博焚烧的真情实感。
但不管怎么抱怨吧，热爱，或者说爱，是不允许被辜负的——而且经常生气容易加重我的乳腺结节，得不偿失。打开来稿之前我刚做完一次类似的心理建设，鼠标点击，正文弹出，很好，格式规范，这位陌生的作者，谢谢你。带着这种自嘲的感恩，我开始阅读。
——一周后，我来到了这个镇子。
那篇小说的内容，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乏善可陈的意思，讲了一个小镇青年的苦闷，感慨了一些人生虚无。我直觉地猜想这个小镇青年就是作者自己，很多创作者讲述的第一个故事，都是自己的故事，自我表达是人的本能。令我真正感到不安的是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死意，且这个作者在小说里过于详细地描述了主人公自杀的过程，以至于它比起文学性文本更像一份简短的事前计划。
前辈看完小说，又听了我的担心，感到十分好笑。他说这个世界上太多郁郁寡欢的人了，文学青年更甚，十个里面找不出一个半不想去死的——“奇怪，你怎么忽然这么天真善良啦？”他半开玩笑，“如果想请假旅游就直说嘛，防疫政策可能会卡你，但我不会啊。”
我想了想，说：“好吧，我想去旅游。”
根据邮件最后作者按要求留下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我先坐飞机，然后坐大巴，最后坐城乡公交，终于抵达目的地。北方的冬天又干又冷，我感觉我的皮肤寸寸地裂开了。触目所及，一切事物都被蒙上一层灰白的滤镜，连行道树的枝条也是孱弱的。我打电话给作者本人，其实出发前就打了，一直没有接通。这回也没打通，我只好发短信。少顷，作者拨回给我：“你在镇东的汽车站吗？我去接你。”
作者的年纪和我相仿，裹着巨大的黑色羽绒服，面目普通，头发发质很差，不黑，像冬天的草。直到我们围着她家的暖气片取暖，她终于斟酌着开口：“这样说有些不礼貌哈……但我真的以为我被诈骗了。”
她话还没说完，自己先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我也忍不住笑了：“唉，还真是。”
紧接着我们又词穷起来。我肯定不能告诉她，我来是为了看看她的死活。我只能编造一个理由：“我们杂志最近正在做一个策划，想探讨一下青年作者对作品中‘故乡情节’的看法。我们正好看到了你的作品，感觉和我们的策划需求非常契合，所以想来和你聊聊。”
其实什么“故乡情结”早就被人讨论滥了，但我还是努力表现出专业的样子。她瞪着眼睛听完：“哇，好高级。”她说，“我投的稿——那也算‘作品’吗？”
“怎么不算呢？”
“哈哈，是我的问题，我总觉得配不上被这么叫，只是写的一些‘东西’。”她轻轻地摇头，随即转移了话题，“那小说你们觉得怎么样？”
“反映了很多。”我模棱两可地说，“不过，这次来，我们主要还是想听听你本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哦，懂了。就是不行。”
她脸上仍然挂着笑，是讥诮的意味。我说：“就是想聊聊你的成长，家庭之类的，对你写作的影响。”这样或许我就能探察出，她是不是真的要去死。
“还是第一次有人想跟我说‘写作’的事情，”她又说，“这个词儿也挺贵重的。”
我开始烦躁。她和大部分文学青年一样拧巴，又要写，又自卑，又不甘心，否则也不会给我们杂志投稿了。可来到这里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决定换个思路：“这样吧，其实我自己也写一些小说，我先谈我自己，抛砖引玉，怎么样？”
但我的人生也很普通。我说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县城里面，同样是北方。我爸脾气很差我妈脾气很好，我小时候她经常带我去图书馆借书，他们工作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家里看书，或者玩塑料袋：“就是把塑料袋扔得很高，然后跳起来够它，我能这么玩一下午。”
后来上了中学，我住校。初中嘛，进入了叛逆期，我和同龄人还不太一样，同龄人反叛大人，觉得这样就是长大了，而我反叛这些反叛大人的同龄人，我觉得他们全都很幼稚。所以反叛和反叛相互抵消了，我看起来反而很听话。从那时起我开始写东西，即使我在人群里面目模糊，但我写的东西、我的表达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与众不同的。我以此确立我在世间的存在。
“独一无二，”我说，“直到现在我还在追求这个，其实不高级。一个创作者如果无法跳出‘自我表达’，那他永远是个孩子。‘创作’沦为了他照镜子的工具。”
“孩子也可以很厉害。”
“确实，确实。”这是创作观念的问题，我无意在此争个对错。我继续说，大学我去了南方，并且留在南方工作。我一直心心念念想离开生我养我的小县城，可是在梦里，我总还是被家长锁在家里玩塑料袋，或是放学后在家属楼外一边跳方格，一边等着他们回家。直到现在我才愿意承认，那种感觉并不坏，虽然寂寞，但是很安宁。我如愿以偿做上了和文字有关的工作，然后发现也就那样：“你明白吧？很多事都是如此……得到了以后发现，也就那样。”
我叹了一口气。她歪着头看我：“理是这个理，但说出来多少有点奢侈了，用现在的话叫‘凡尔赛’。”
我不否认：“总比虚伪强。”
砖已经扔出去了，扔的过程中回顾自身，我的人生可真是无聊。我有些脸热：“你呢？轮到你了。”
她却久久地凝视着我。她的瞳孔和头发的颜色很像，干草，灰败却易燃。她神神经经地说：“我们长得好像啊。我看着你，也像在照镜子。”
我悚然一惊。她却挺直了身体：“我们小时候也有点像，不过我爸我妈要做生意，我跟着他们，小学三年级就来到这个镇子了。我在镇子上学，鸡头凤尾嘛，一下子就变成第一名了。街坊邻居都夸我，我爸我妈也很为我骄傲。我看过一篇文章，里面有句话是说，人一生中总会有一个高光的阶段，如果那个阶段来得太早，是一种不幸。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妈生下了我弟弟。可能因为本来身体就不好，又是大龄产妇，从那以后她就开始生病。我不能确定她病得有多重，冬天很冷的时候，她还在门口手洗衣服和被单，因为洗衣机质量不好，转不动大件衣物。我上初中，像你说的，叛逆期，成绩变得很差，还经常跟她吵架。初三的周末我回家，跟她说为了体测我得买运动鞋。我想要双牌子鞋，但是我妈说没必要买那么贵的。我就很生气地去学校了，她给我装了一袋苹果，我也没有要。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正在上自习，我被班主任叫出去，才知道我妈去世了。我从县城坐车回家，到老家的时候，看见所有人都在哭。我妈下葬后，我接着上学，周末回家，我爸又领着我回老家，原来我奶奶也去世了。我奶奶去世可能是因为这几年打击太多了，我六年级的时候我叔叔车祸走了，那时我奶奶身体就变得很差。反正就那两三年吧，我总感觉自己一直在给人送葬，一直在上坟，周年过后是清明，然后又是周年，接着，七月十五来了——拜访死人的次数比活人还多。
“邻居都说我家风水不好，这种事，谁知道呢。但我弟太小，所以我爸没过多久就找了我姨，过了两年生了我妹妹。逢年过节出门，又是一大家子。我家就像忒修斯之船，人走了人来了，船还是那艘船。
“好像跑题了哈哈。我就一直生活在这个镇子，可以说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从我妈去世后开始写东西，具体写的是什么就不说了。但是写东西时，或者说，这种‘虚构’的思维，给我提供了一个避风港。不是说对于创作者而言，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嘛。因此每次遇到过不去的坎，我都想象着，这只是在为我以后的创作提供素材，经历了这些痛苦，我一定能写出能触动人心的东西。或者还有另一个思路——太难受的时候，我就想，我其实也只是一个故事里的人物，现在如此痛苦，因为情节需要我痛苦，而故事还在继续，我还会遇到别的情节，我会拥有完整的起承转合，我不会永远被困在这里。如果说我离了写东西不能活，是不是很肉麻啊？哈哈哈哈那我不说了。
“因此，我写东西不算勤奋，但也一直有在写。遗憾的是，我越写越发觉自己的贫瘠，心里想得很多，落笔尽是些大路货情节和毫无新意的形容。我是如此幼稚、如此乏味，却又如此敝帚自珍——就算是那么烂的东西，写的也是‘我’啊。
“终日被这种不上不下的窘境所折磨，最终击垮我的是一件小事。我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最后一份工在一家做儿童产品的互联网公司。我负责根据教研要求写故事，教研的同事根据我的故事出教研案：这一段有什么好词好句？这篇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如果你是主人公，你会怎么做？
“任何表达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出格’的，是不利于儿童成长的。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有一次，我按要求写一篇作文范文，五百字以内，要写《我的家人》。大纲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思路，讲的是我爸，他是个很暴躁的人，我很恨他，但又离不开他，偶尔会感到他爱我。产品顾问说，这样不行。他说，我们传统的语文教育中有太多苦大仇深的东西了，很套路，也太阴暗了。其实生活中哪有这么多坏事？我们完全可以着眼于生活的美好，写一些可爱的小事，这也是生活啊。
“一起开会的同事都看着我，在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过往的一切都是笑话。我说我就是痛苦啊，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妈就是去世了，大纲里的那些情节是真实发生的啊。凭什么？你们凭什么这么否定我？我一边说着，一边感到异常难堪，却停不下来。把自己的伤疤给人看也是一种露阴癖的表现，太不体面了。会议叫停，我的头儿把我喊出来，跟我说，我搞错了。他们要的不是真情实感，那在他们眼里毫无价值。你不要这样，他们只是想完成一个产品。
“头儿是对的。后来，我那篇范文的题目叫《孩子气的爸爸》，交稿后教研和顾问都很满意。顾问私下跟人说，我气性这么大，最后不也写得挺好的么。
“可是我想不开，怎么也不行。我一刻都无法再忍受，所以回到了镇子。”
沉默。
“笑死，扯了这么多，也不知道在扯什么。你说‘故乡情结’，我还真写了不少。我有一个系列的故事，背景都是这个镇子。”
她一边说着，搬来电脑给我看她的文件夹。我正好对她突然的剖白感到手足无措，连忙表现出非常感兴趣的模样。她说：“我写过来这儿避世的抑郁症患者，写过执行任务的杀手，写过私奔的小青年，他们都被我安插在镇子的各个角落。这些故事是假的，但里面很多东西是真的。你看我经常提到的这家旅馆，杀手杀了老板，长期遭受家暴的老板娘反而发疯跳楼了，只剩下一个倒霉蛋女儿。人物肯定是编的啦，但是旅馆就在汽车站旁边，我们来的时候你说不定还看见了招牌。”
她眼中的干草果然燃烧起来，令我心中酸楚。她忽然关掉全部文档，惨然一笑：“给你看这些干什么，我已经认命了。我写不好，我放弃了。”
死亡的钟声在我耳边猝然敲响。来稿中，她的主人公说过一模一样的话。我按住她的手，急切地说：“为什么这么早就下定论？你才多大啊，这世上大器晚成的人有的是！你再努力一点，现在不行，下篇，下下篇呢？”我只是怕她去死，“或者不等以后了，你把你写过的东西都给我看，我觉得你挺有潜力的，我拷一些给主编看。说不定呢？”
过了几秒，她的身体往后倾了倾，我才意识到我靠得太近了。“你真是个好人。”她说，点开一个大文件夹，“就在这里。”
她给我让位置，我坐在电脑面前，一篇一篇审阅她的故事。她去厨房烧水了，很久都没有出来。谢天谢地。我慢慢滑动鼠标的滚轮，越看越心凉——很不想这么说，但是——这些故事，全都很差劲。她对自己的评价是准确的，她所有的作品都很浅薄，好像想要表达什么尖锐的内涵，但是囿于能力，给人的印象只有为尖叫而写鲜血，为了刺激读者而写死亡。她也不是擅长编排剧情的作者，情节一眼就能望到底，还有逻辑错误。拿这些文字给前辈看，是要被他骂的。
她在我身边坐下，递给我一杯温水。我不敢扭头看她的眼睛。过了很久，面前的电脑被合上，她叹着气宽慰我：“你尽力了。”我惶然地抬起头，脸颊一片潮湿。我哭了？顾不上这些，我接过水一饮而尽，拉住她的衣角：“别这样……别这样好不好？你不继续下去，怎么知道没有别的可能性？”
她拂开我的手，平静地说：“刚才我提到，我像故事里的人，等待着属于自己的起承转合。你为什么不反驳我呢？人生明明并非如此，这只是一种软弱的自我安慰。‘文学’不愿意收容我，而生命是空旷的原野，命运如此荒诞，连死都是随机的。要想遏止这种随机，我只能先下手为强——是谁说的来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
我剧烈地咳嗽起来。熊熊烈火从厨房一路蔓延至客厅。最终，我什么也没能改变。她温情脉脉地抚摸我的脸颊，手指像光滑的镜面一样冰凉：“亲爱的，原谅我吧——我之所以如此，正因为我非如此不可。”好热啊，整个世界闪着光将我倾轧。火钻进我的呼吸道，于我的五脏六腑翻腾起舞。我像一截木棍徒劳地在地板上滚动。她定定地站在我面前，身上火焰摇曳，眉目低垂如同一尊神佛，悲悯地注视我的挣扎。她说：“这也是一种抵达‘彼岸’的方式，不是吗？”
我已经无法回答她了。我的意识逐渐模糊，橘红色的世界，就像从蛋壳向外看的世界——然而，不是的……不是的……不是啊……
很奇妙地，我回到了童年时的家属楼外。天高气爽，我爬上楼前低矮的车棚。爸爸妈妈还没回来，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一缕风也没有，一点声息也没有。梧桐树的叶子经阳光照射显现出一种灿烂的金绿色，像魔法，而我摘下一片叶子，魔法即刻消失。我感到失望。忽然，车棚的尽头传来一阵儿歌的声音。我想起来了，家属楼的旁边，是一个幼儿园。
我已经长大，没法回到幼儿园了。但我仍然来到了家属楼的尽头。我踮起脚尖，怎么也望不到幼儿园的里面，看不见小朋友们在玩什么游戏。我也想玩游戏，我还想和他们一起唱歌，我也要拥抱，我想被老师夸奖，我想当好孩子……我要过去。我站在车棚的边缘，向前迈了一步。
坠落。
——真正清醒过来，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我睁开眼，看见自己又被送回了这里。浑身的骨头咔咔作响，医生坐在我面前，问：“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你知道自己都做了什么吗？”
我迟疑地摇摇头。我的大脑像雪地一样空白。医生询问了我的名字和家庭住址，又问：“那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恒川安定医院，”我指指他的病历本，“上面写了。我有精神病。”
医生赞许地点点头，我很受用，他肯定觉得我聪明。他让我叙述自己的生平和入院原因。我的头又痛起来，两个护士小心地看着我。过了很久，我说，我家住在桃李镇。
我小的时候，家里在镇上开旅馆。我爸的脾气很差，人很阴沉，经常打我妈。我妈总是在哭。我那时天天盼着我爸死掉，有一年春节终于如愿以偿，他被人弄死了。我以为我妈能好起来，结果她反而得了精神病，就像你们说的，这应该是遗传——我也有精神病了嘛。旅馆的生意变得很差很差。又过了几年，我爸忌日那天，我妈跳楼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没有同情心泛滥的杂志编辑，没有写不出好作品就去死的可怜虫，只有我。
后来我听见精神病院的人讨论我。他们说我发疯把家里的房子点了，幸好邻居发现得及时，敲破窗户把我拖了出去。我嘴里叫着：“里面还有人呢，你们也救救她。”人家信了我的话又进去一回，哪有什么人，差点把救人的邻居也搭进去。“这种病人就是不明白，”他们对我品头论足，“人来世上这一遭，从来都是孑然一身。每个人，只有一种命呀。”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在安定医院的日子，我按时吃药，积极服从医生和护士的安排。我的内心十分宁静，尽管我很想念她们——你知道我在说谁。晴好的天气，护士允许状态稳定的病人在院子里放风。我坐在角落的梧桐树下，看着院中的病友们，他们有人总是精神紧张地躲在角落，这种是被害妄想；有人站在人群中心，兴奋地宣示着什么，这位有双相障碍；还有人抱着一只鞋如情人般呢喃，可能是恋物症。
我忽然想，眼前有这么多素材，我也可以写小说呀，兴许我还能投稿呢。我倒要看看，这件事到底有什么神奇的，能把她俩折磨成那样。这么想着，我立刻振奋起来回到病区。经过内墙时护士警告我，说进病区今天就不能出来了。我才不理她呢。内墙上写着给精神病人们的思想指导，最底下写着“今天，你在哪一步”。从下往上看，依次是：
我不会做
我不能做
我想做
我该怎么做
我会尽量做
我能做
我会做
我做到了
刚刚找到目标，我只感到天地一片开阔，世间光芒尽数洒在我一人身上。我得意地笑起来，迈开脚步，轻盈地掠过了身侧的一切。
我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