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环保主义
在上流社会,对环境的敏感就如同信仰民主、反对整容一样,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态度。然而,既然从泰德·特纳到乔治·W.H.布什,每个人都声称自己热爱地球母亲,那么,在由议员、选民之类的人以环境名义而提出的众多的相互矛盾的提案、规章和法规中,我们又该如何做出选择呢?显而易见,并不是每一项冠以环境保护名义的事情都值得去做。我们怎样才能分离出最佳选择,并且把我们各自不同的兴趣统一在同一个合理的政策当中呢?
有一种简便的方法。首先要区分什么是环境奢侈品,什么是环境必需品。奢侈品是指那些无
需人类付出代价就能拥有的给人美好感受的东西。必需品则是指那些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一定要去拥有的东西。这一区分原则可以被称为理性环保主义的至高原则。它规定,对那些直接威胁人类健康与安全的生态变化采取应对措施是环境保护的必需品,而其他则都属于奢侈品。
例如,保护大气层——阻止臭氧损耗及控制温室效应——是环境保护的必需品。近来,科学家报告说臭氧层遭受破坏的程度远比我们先前认为的要严重得多。臭氧损耗不仅与皮肤癌及眼疾有关,而且它还会破坏海洋生态。而海洋生态是食物链的起点,人类则位于该食物链的顶端。
温室效应所可能引发的热效应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冰川融化、海岸线被淹没、气候遭受破坏、平原干涸,最终食物消失殆尽。美国中西部地区的粮食供养着全世界。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我们难道准备看到衣阿华州变成新墨西哥州的沙漠气候,而西伯利亚变成衣阿华州的温和气候吗?
臭氧损耗和温室效应是人类的灾难,而且是需要紧急处理的灾难,因为它们直接威胁到人类,且后果很难扭转。理性环保主义——唯一能够引起公众共鸣的环保主张——首先公开声明,自然是服务于人类的。理性环保主义是一种完全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它号召人类保护自然,但是是在人类自我生存得到保证的前提之下。
当然,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主张与当下盛行的环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后者已经沉溺于对地
球的公然崇拜。有的人甚至声称地球是一个活的生物体。这种环保主义喜欢把自己看作是神圣的,其实它只是感情用事而已。比如,在自然是否友善的问题上,当下的环保主义采取了高度选择性的片面的观点,而这种观点与自然造成的灾难这一现实是不相协调的。当龙卷风肆虐堪萨斯州,当瓢泼大雨袭击孟加拉国,毁灭了整座整座的村庄,使几百万人失去家园的时候,我对自然的崇拜便停止了。
非感情用事的环保主义是建立在普罗泰哥拉的格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基础上的。在建立人类权威的过程中,这条原则会帮助我们梳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于环境保护的争议。就以当前关于是否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某一角落开采石油的激烈争论为例吧。环保主义者联盟动员人们反对目前正在试图通过美国国会审议、使这一开采行为变得合法化的一项立法行动。他们散布说美国应该保护并且节约能源而不是开采能源。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非此即彼的主张。美国确实需要征收高额的能源税以减少能源消耗,但同时也需要生产更多的能源。政府的估测表明,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地下蕴藏着美国五大油田之一的可能性几乎到达50%。我们没有寻找安全的方法开采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地下的石油,这看上去是不符合情理的。
美国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其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获取石油。对能源的依赖使美国不但付出了金钱的代价,而且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因为可能破坏北美驯鹿的繁衍地而放弃能够以和平手段获得的石油,这是一种十分怪异的感情用事。
我像别人一样喜欢驯鹿。如果他们的交配模式受到干扰,我会感到非常遗憾。但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是要保护驯鹿,还是要为了避免人们在战争中丧生而减少对石油的依赖,面对这一僵局,我每次都会选择人类而不是驯鹿。
我对俄勒冈州的斑点猫头鹰的态度也是一样。我绝不是仇视猫头鹰。如果花很少的代价就可以保护猫头鹰,我会赞同它应受保护——毕竟,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保持生物多样性并不意味着要留住每一种物种。有时候,为了更加根本的利益,我们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生活中美的东西。如果为了保护斑点猫头鹰而让三万伐木工家庭失去生计,我会选择伐木工家庭(包括他们的锯子和砍伐的木材),而不是猫头鹰。
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分哪些东西对环境保护是根本性的,哪些是非根本性的。自然受我们的监护,而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应该尊重自然,也可以开发利用自然。但是,如果人类必须在自身的福利和自然的福利之间作出选择,自然则必须作出让步。
只有当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密不可分时,人类才应该作出让步。当人类栖息地的完整性(比如大气层或维持地球核心的基本地质状况)受到威胁时,人类就必须立即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当人类受到的威胁不大,不太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整时,恰当的做法是平衡考虑经济方面和与之相对的健康方面的因素,以便作出适度的调整。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其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保护环境,因为这是我们人类的环境
感情用事的环保主义者会说这种拯救自然的思路是完全错误的。的确是这样。理性、明确的环保主义保护环境是为了人类自身,而不是为了自然。
在美国说中文
有一次,在加州蒙特雷半岛上用餐时,我母亲私下悄悄地对我说:“嫂嫂想做个彬彬有礼的
客人,但是装得太厉害了!何必费劲讲究形式上的客套呢?到最后她还是什么都要。
我母亲行事像个“外侨”,即一个移民国外的侨民,因为她已经不耐烦老一套的禁忌和礼数了。为了证明她刚才的观点,她手伸过桌子,把蒜香海鲜拼盘里的最后一个扇贝,连同牛腩排及黄瓜沙拉一起,递给我从北京来的年长舅妈。
“拿去吧!拿去吧!”我母亲用中文责备道。预料到她就会这样,就像月亮盈亏周期似的。
“饱了,我已经饱了,”嫂嫂低声嘀咕着,眼睛却瞟着扇贝。
哎!”我母亲感叹着说,“没人愿意吃,只能让它坏掉了!”
嫂嫂叹了口气,从碟子上拿去了那个扇贝,就好像是帮了我母亲一个大忙,并省去了我们用箔纸将剩菜打包的麻烦似的。
我母亲转头看着她兄长——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地方法官,这是他初次来看我们。她说:“在美国,一个中国人可能会饿死。要是你不打破老一套的礼数说你要吃,他们就不会再问你了。”
我舅舅点点头,说他完全理解:美国人待人接物快速迅捷,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客气来客气去。
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文章,描述的是纽约市内的中国城这一小块文化聚居地的变迁。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中国语言与文化错综交织,使中文十分委婉和客套。中国人是
如此“谨慎和谦虚”,文章开头写道,以至于他们都没有词语来表达“是”和“不是”。
我思索着,为什么人们会不断地编造这样的谣言呢?他们把我们描述得就像是唐人街旅游品商店里出售的一批小布娃娃。那些布娃娃的头不停地上下晃动,似乎对一切都心满意足,完全赞同。
生于移民家庭的孩子都清楚,有一种特殊的两难境地与说两种语言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我父母,他们和我说话时中文和英文都用,但我和他们说话时只用英文。
“艾米啊!”他们会这样责备我。
“怎么啦?”我会回问道。
“我们叫你时,不要对我们反问,”他们会用中文训斥道“这是不礼貌的!”
16 "What do you mean?"
“你们什么意思?
“哎!我们不是刚刚说过,叫你不要反问吗?”
仔细想想自己的成长过程,我发现,我从小到大所接触到的中文并不是什么特别谨慎的语言,也不存在出于客气而对所说的话进行仔细检查的现象。我父母向我提一连串的要求时,总是把一切都表述得清清楚楚:“你当然会成为著名的航空工程师,”他们会鼓励我说,“对了,你业余时间还要做音乐会的钢琴师。”
似乎更加强硬的事情总是通过中文倾泻出来:“不能那样!你淘米的时候,必须一粒都不漏。”
由于一直同时听着中英文两种语言,故而我对它们之间的任何对比总是心存怀疑,因为我注意到它们各自都有对方所没有的难点。说英文的人会认为中文极其难,因为中文用非常微妙的声调变化就可以表示不同的词语。而英文则常常被认为缺乏一致性,因为英文具有太多不合规则的用法。
在我看来,更危险的做法是,人们往往倾向于通过翻译来理解不同语言和行为之间的差异。如果一个旁观的外人听我母亲说英语,可能会得出结论,说她对过去和将来这样的时间区别没有概念,或者认为她对人的性别不加区分,因为她提到我丈夫时总是说“她”。如果一个人对此类现象不假思虑,他也许还会概括说,所有中国人都是通过委婉迂回的方式才能说到话题重点的。而实际上喜欢修饰和绕弯子只是我母亲个人的说话风格。
我担心主流社会可能会从一个狭隘的角度、以一种成见看待中国人。我担心这种看似无害的成见实际会导致人们对中国人难以容忍,并成为中国人在高层管理职位或主要的司法及政府部门寥寥无几的部分原因。我担心语言的力量,即如果一个人将一件事说了很多遍,无论其是否有恶意,这件事都会变成事实。
这会不会就是我父母辈的中国朋友愿意接受那些对中国人的简单概括的原因呢?
“你为什么要抱怨呢?”他们中有人问我。“如果人们认为我们谦虚礼让,就让他们那样想好了。难道美国人不喜欢这种赞誉性的话吗?”
我当然相信每个人在一开始都会把这种描述的话当成称赞。但过了一段时间,这种话就会让人恼怒,就好像所听到的只是些经过细微的社交区别过滤后的言辞,诸如“很高兴认识你,我听到许多人都夸奖你”之类的话。
这些话不能表达什么新观点,也不能传达什么carefully.
“那么中文究竟怎么表达‘是’和‘不是’呢?”我的朋友也许会小心翼翼地问。
在这一点上,我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同意《纽约时报杂志》的那篇文章。在中文里,没有哪一个字专门用于表达“是”或“不是”,但这并非是因为需要保持谨慎。若的确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我会说中文里对应的“是”或“不是”的表达通常是针对所问的具体内容而定的。
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是否吃饭了,他(或她)会说“吃了”(已经吃过)或“没有”(没有吃过)。
你若问:“你停止打老婆了吗?”他会直接就所断定或所否认的假设进行回答:已经停止了,还没有,从来不打,没有老婆。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明了的呢?
男人背负的重担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住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偏远的地区,那时我所认识的男人们从清晨的第一声公鸡啼鸣一直劳作到日落。他们都是些不起眼的农民、牧羊人,勉强度日,或是焊接工、钢铁工或木匠;他们制作橱柜、挖掘沟渠、开采煤炭,或驾驶卡车,这使他们拥有肌肉结实的上臂。他们训练马匹、填塞炉膛、制造轮胎,站在装配线上将零件焊接到冰箱,或是给汽车发动机上润滑剂。到了傍晚或周末,他们也要同样辛苦地劳作,在自己的一小片土地上耕作,修理出了问题的汽车,修复坏掉的百叶窗和漏风的窗户。在仅剩的闲暇时间里,他们会在当地的啤酒作坊或赛马场附近的酒馆里用盛在廉价铜杯中的啤酒将自己灌得烂醉。
我所认识的那些男人的身躯遭受着种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扭曲和伤痛。搬运沉重的物品给他们很多人造成了脊柱病和可怕的伤痛。有些人断了肋骨,掉了手指。在传输带上不停地工作使他们有些人患了溃疡。他们的脚踝和膝盖由于经年累月站立在水泥地上疼痛不已。有些人由于焊接火光损伤视觉感官而遭受部分视觉缺失的折磨。有些时候,打量着他们,我会害怕长大。在我们周围的人中,父亲们看上去总是比母亲们要老。男人衰老得更早,长期遭受着因持续劳作带来的病痛。只有女人才活到年老。
还有士兵也是男人的工作。据我所知,他们几乎不工作,但当战争一打响,他们很多人都会出于爱国热情而战死在疆场或异域前哨的堡垒前。这就是士兵的作用——他们就像工具,如同扳钳、锤子或螺丝一样。
这些并非男人们唯一的归宿,我从曾经有过的几位男教师、从看书及看电视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那些上电视的男人们——新闻评论员、律师、医生、课征税款的政治家及发号施令的老板们——在我看来就像古老绘画上的人像,遥远而不真实。我不能想象自己长大会变成这些精明世故的人中的一员,就像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变成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国君一样。
一份奖学金使我得以上大学,这可是我社交圈子里极其难得的荣耀。不仅如此,它还让我能够穿行于为富人家的孩子打造的史上著名的大学殿堂里。就在这里,我生平头一次碰到女人告诉我说男人是有罪的,因为他们把地球上所有的欢乐和特权都据为己有。我被弄糊涂了,要求她们予以解释。什么特权?什么欢乐?我想到家乡大多数男人那种艰难严酷、伤痛累累的生活。人们所说的他们从妻子和女儿那里偷走的东西又能是些什么呢?难道是每周五天、每年十二个月,如此三四十年里挤缩在纺织厂狭小的空间里,或是在煤矿下挣扎着从岩石般坚硬的泥土中挖出最后一点煤的劳作的权力?战死疆场的权利?修缮屋顶上每条裂缝和围栏上每个断栏的权利?为一个遥远的城市某个富裕财团垒积钱钞的权利?在遭遇解雇或煤矿倒闭时感到既害怕又羞耻的权利?
在这样一个满是富人的陌生世界里,我在理解女人们深深的怨怒方面很是迟钝。这是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我就嫉妒过她们。在上大学之前,我所认识的唯一对艺术、音乐或文学有兴趣的人,唯一看上去能够享受一丝自在的一群人就是那些做母亲和女儿的人。而且,她们也不必去参加战争。与父亲们所遭受的狭隘的、封闭的日子相比,母亲们所承担的相对较轻的工作显得更加宽泛一些。她们剪用购物券,探访邻居,在学校或教堂跑跑腿。我仿佛是透过望远镜看到她们的生活,满是闪烁的星星和一缕缕光线,而漏掉了她们生活岁月的真实细节。毋庸置疑,如果我用更具理性的方式审视她们的生活,我就不会那么嫉妒她们了。可在那时,我实在看不出一幢房子能成为什么样的牢狱,因为房子在我看来比任何厂房都更亮堂、更体面。我也没有意识到女人是多么频繁地遭受男人的欺凌,因为这样的事情从未被提及过。即使在那时,我也能够看出一个母亲整日忙碌着应付年幼孩子们的需要是多么地辛苦。但是,作为男孩,如果我那时必须在照顾婴儿和照看机器之间作选择,我想我会选择照顾婴儿。
所以,当学校里的女性大吵大囔,谴责我和我所属的性别,说我们霸占着世间的欢乐时,我很困惑。她们要求从性别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认为别的男孩(女孩也一样)也会有我这样的迷惑,只要他们成长于一贫如洗的农村,成长于码头边或工厂附近——成长于任何让男人和女人的命运同样苍白和严酷的地方。
当我在大学里遇到的那些女子们想到男人的享乐和特权时,她们并没有见过我以前认识的那些男人。这些特权阶层的、共和党男人的女儿们渴望继承她们父亲的权力和凌驾世界的贵族身份。她们渴望能对自己的未来拥有发言权。而我也渴望这样。我和这些女儿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她们看我时想到的是,我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自出生起就注定可以成为像她们父亲那样
的人,从而也是她们实现自己欲望的敌人。但我比她们更清楚,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情感上,我都不是她们欲望的敌人。我是她们反抗行动的同盟者。如果那时我就知道如何把这些告诉她们,或如何在中间做一个调停人,她们会相信我吗?她们能够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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