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祎之死， 参《三国志·费祎传》载，‘延熙十六年（253）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谥曰敬侯。’可谓极其简练，并未提供相应细节。
但纵观三国，蜀汉大将军费祎之死，却是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拐点——三国正式步入终结时代。
正因如此，后世对于这位蜀汉重臣的突然离世，对于郭循刺杀费祎一事众说纷纭……
其一，即姜维之阴谋。其论据如下：
首先，姜维是费祎死后最大受益者。参《姜维传》载，‘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即费祎常常不听其谋而加以限制。
又《汉晋春秋》云，‘费祎谓维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倖而决成败於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可见，费祎奉行止戈休兵、保境安民的政策，反对北伐。
换言之，二人政见对立。姜维或许存在刺杀动机，而成为嫌疑对象。但仅凭理念不同，并不足以盖棺定论。
其次，《资治通鉴》延熙十五年（252）载，‘初汉姜维寇西平，获中郎将郭循’。
即郭循为姜维所俘，由此证明姜维、郭循二人有所关联。而《姜维传》引注《傅子》有云，‘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故将郭循认作姜维培养之死士。
就时间而言，郭循降蜀不过二三载，姜维如何将其培养成死士。又参《魏氏春秋》「刘禅以为左将军」之载，即郭循归降蜀汉后，由中郎将官拜左将军。从官阶而言，尊贵与之曹魏，不可同日而语。
综上所述，无论从时间、抑或条件而言，将郭循归为姜维死士过于勉强……
其二，即曹魏之阴谋，其证据如下：
参《魏氏春秋》载，‘脩字孝先，素有业行，著名西州，姜维劫之，脩不为屈，刘禅以为左将军，脩欲刺禅而不得亲近，每因庆贺，且拜且前，为禅左右所遏，事辄不克，故杀祎焉。’
即郭循受降是蓄意为之，欲刺杀蜀主刘禅而不得，于是决定更改目标，刺杀费祎。
虽相对于「姜维死士」之说辞，更加可信，却亦是孤证。
且郭循频频「且拜且前」之举，过于反常，且可疑。作为降将，绝对会被重点关注。更别提刺杀大将军费祎，故《魏氏春秋》所载，无法令人信服。
又《三国志·三少帝纪》载，‘诏曰：“故中郎西平郭修……夫追加褒宠，所以表扬忠义；祚及后胤，所以奖劝将来。其追封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谥曰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赐银千鉼，绢千匹，以光宠存亡，永垂来世焉。’
从诏书内容而言，曹魏的封赏即对郭循刺杀之行为，予以肯定。
但参考曹魏整体利益而言，费祎的固国之举，同样有利于曹魏稳固国力。且随着时间推移，曹魏只会比蜀汉愈加强盛。同时，曹魏此诏为八月颁布，但刺杀却发生于岁首，时间跨度过大……
参《资治通鉴》载，‘延熙十六年（253）三月，东吴诸葛恪大发州郡二十万众复入寇，以滕胤为都下督，掌统留事。’七月，吴军撤退。八月，曹魏宣告此诏。可见，曹魏是未敢于战前宣布。
因为同时‘四月，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
战后刻意声称对此事负责，则目的有二：
其一、即对刺杀之举的肯定与赞誉。其二、暗藏离间之心。并树立榜样，防止降将的再次出现。但如果调整角度，此种行为不过是「事后诸葛」，无法作为有效证据。
裴松之在对《三国志》作注时，亦曾对郭循刺杀属曹魏指示，给予否定：
其一，裴言「魏之与蜀，虽为敌国，非有赵襄灭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
即魏国未受到亡国威胁，不必如燕国一般行刺杀手段。但实则此种说辞，却是诡辩。曹魏是否愿意采用刺杀手段，于是否收到亡国威胁，并无直接逻辑关系。即是敌对国家，自可无所不用其极。
其二，裴言「刘禅凡下之主，费祎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无关于兴丧」。
即刘禅、费祎并非不可替代，行刺二人，对蜀汉并无兴丧之危。
然则如此说法，更是强词夺理。无论刘禅、抑或费祎出现问题，对于蜀汉政局而言，皆会是巨大地震荡，打破了朝局之平衡，甚至出现严重内耗。进而削弱蜀汉国力，又如何说无关蜀汉兴丧。
最后，裴言「郭修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获于蜀，既不能抗节不辱，于魏又无食禄之责，不为时主所使，而无故规规然糜身于非所，义无所加，功无所立，可谓“折柳樊圃”……」
即郭循被蜀将所俘时，即未能抗节不辱，以身殉国，事后又何必以生命为代价，而实行刺杀行动。至此，裴松之方才真正点出郭循行为的矛盾之处。
如此，我们仍需回归郭循刺杀之动机，再次分析……
郭循降蜀不过二三载，即非姜维死士，亦不会被蜀汉派系所裹挟，故而其刺杀动机来源，更倾向于曹魏。
但郭循在曹魏有子嗣，却略显反常。除非郭循之世家于曹魏势力雄厚，否则郭循之子嗣必受牵连。以此推之，郭循降蜀说明其是贪生怕死之徒。然则，又与郭循执行刺杀之举相悖。
故郭循降蜀之举，自始至终即是一场阴谋布局……
正始十年（249），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自此曹魏军政，落入司马氏手中。同时，与郭循降蜀的时间十分相近。又《晋书·景帝纪》载，“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
司马师暗中培养三千死士，却在事后消失在尘嚣之中……
客观而言，三千死士隐秘、渗透于军队之中，协助司马家掌控曹魏军权，更符合司马氏之利益。故郭循并非曹魏刺客，而是司马死士。
又《姜维传》云，‘十二年（249），假维节，复出西平，不克而还。’
《资治通鉴》载，‘十三年（250），汉姜维复寇西平，不克。’
针对姜维频繁攻伐西平之举，司马师完全可以提前布局。将郭循安排其中，假意投降，隐瞒了子嗣的信息，成为司马师的一步暗棋，潜伏在蜀汉之中，伺机行动。
司马氏初掌政局，内部却出现了诸多摩擦、混乱。
参《资治通鉴》载，‘姜维问夏侯霸：“司马懿既已把持魏国朝政，你看他会不会有征伐别国的企图？”夏侯霸云：“他正在经营整理内部事务，还顾不上对外征伐……”’
故司马氏突然启用了郭循这颗棋子，或有三种可能：
其一、司马师怀疑郭循叛变，故郭循不得不仓促行动。
又《张嶷传》载，‘嶷初见费祎为大将军，恣性汎爱，待信新附太过，嶷书戒之曰：“昔岑彭率师，来歙杖节，咸见害於刺客，今明将军位尊权重，宜鉴前事，少以为警。”后祎果为魏降人郭脩所害。’
即郭循利用了费祎「待信新附」之性格。换言之，无论是刺杀时间、抑或对象，皆是郭循自主完成。
其二、嘉平四年（252），司马师新任大将军，欲举兵南征东吴。故而指示郭循执行刺杀行动，即在蜀汉内部制造混乱，让其无法东顾。
不过，或许并未指定具体刺杀目标。
其三、郭循的任务就是刺杀后主刘禅，抑或大将军费祎。
因为费祎的固国休养之策，并不符合司马师的利益。司马师初任大将军，需要震慑群臣。故以郭循的刺杀之举，行立威之事。
而且如果深入分析，刺杀费祎的意义，亦是极为深远……
费祎采取休养生息策略，稳固了蜀国经济发展与繁荣。换言之，蜀汉虽无力北伐，却亦是自保无虞。如此曹魏在费祎时期是南征无望，后续培养的执政者亦有可能萧规曹随。
但是费祎的突然死亡，从内部而言，瞬间打破了蜀汉微妙的政治平衡，以及军事平衡。
从外部而言，蜀汉的国策亦从被动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如此，则变相加速了蜀汉的灭亡，以及三国的统一。亦可以说，费祎之死亦是蜀汉衰亡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