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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安阳，便急匆匆地赶去售票大厅，买下午返京的车票，售票大姐告诉我安阳站没有放卧铺和硬座的权限（当然，是在当年）。我又急匆匆地赶去长途车站，那里的售票大姐又告诉我，去北京的大巴车有且只有一趟，在上午十点发车（当然，也是在当年）。
无奈中，我又急匆匆地赶回到火车站，买了下午五点回北京的站票，里外里又耽误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
出了火车站，打了一辆出租车去殷墟，赶上的又是位司机大姐。要说出租车司机确是一个城市的窗口，他们能让一位初到的游客，快速地感觉到这个城市的温暖。给我开车的那位大姐，就是这样一个敞亮的窗口，她耐心地给我介绍安阳的风物，比如文峰塔，比如元世凯墓，比如红旗渠，还有太行山大峡谷，我一天的旅程装不下这么多盘菜，但却也让我对安阳有了初步的了解。
当然，我更关心的还是殷墟，因而好奇地问她，“殷墟大吗？”
大姐说，“可是不小呢。”
这让我有些兴奋，便再问她，“那转一圈得多长时间？”
“怎么还不得四十分钟、一个小时的。”
“您可真幽默，四十分钟就转完的公园，那能叫大吗？”
大姐乐了，说，“我们还是很小时候去过的，地方大，却也没啥看的，如今建了博物馆，成了世界文化遗产，门票可贵了，去不起了。”
我也乐了，说，“那是当然，与世界接轨了吗。”
大姐笑着疑问，“与世界接轨，就得贵啦？”
我也笑着回答，“与世界接轨，先得贵了。”
我们到的所谓殷墟，其实是殷墟宫殿宗庙遗址。
入口是漆红圆木的栅栏门，虽然描绘着有如图腾的纹饰，但那显然是现代的艺术作品，与殷墟这么久远的历史无关。如果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猛然见到这样寨门般的建筑，我感觉自己会在其后的旅程中遇到程咬金亦或宋江般的人物，哈哈，这是玩笑。
不过殷墟真是太久远了，久远得一切都变得那么的虚无，那么的不真实，与那样的久远相比，程咬金和宋江倒像是近在眼前的。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安阳西北小屯村，这是当今初中生都应牢记的一个地址，现今史学界推断这里应是晚商都城遗址。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完成了商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迁都，他迁的地方叫做殷，现代史学界基本认定，那个殷地就是安阳西北的这里。其后的商朝于此，又历经了八代十二王，《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现在我们一般以盘庚迁殷为分界点，将商朝分为两个阶段。成汤建商至此的时期称为早商，这段时期商人内乱不止，因而经常迁都。由此至武王灭商这段时期称为晚商，由于都城在殷，因而也被称为殷商，这时的商朝大体进入到了王朝稳定期，其间还出现了武丁中兴的局面。
我脚下的这片空荡荡的土地，便是那个经常见诸于史籍的殷地，西周初年的三监之乱后，叛乱的商人被周人从殷地强制迁离，这里便成了殷墟。当年无与伦比的奢华大邑，如今地面上连废墟的迹象都已无存了，所谓殷墟遗址，那是上个世纪初以来的考古工作者们，从地下一点一点挖掘出来的，这里是现代考古学厚重书卷里永远值得骄傲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地方。
只是我们放眼望去，这里依旧只是一大片空旷平整的草地，草地上有的地方修建了屋舍，用来保护地下的遗址，但那些建筑，多是一种很奇怪的样貌。我或能懂得设计者的良苦用心，他们希望这些建筑的样式尽量脱离于我们对古典建筑的认知。因为它们站在古典时代之前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那时的建筑对后世的古典建筑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我们也已经难以了解，那个时代建筑的样式了。
走向那片宫殿区的路上，立着一块硕大的黄石，石头上边写着笔迹单薄的几个红字——甲骨文发现地。
我相信您一定是知道，我们现今成体系发现的最古老文字是甲骨文，但您可曾想过，它于我们的意义何在？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放下笔，多看一眼我们笔下的文字。如今的文字在我们手中变得稀松平常，我们却往往忽略了它的价值所在。而探寻文字的起源，我们又过于迷恋仓颉造字那一“天雨粟，鬼夜哭”的神话瞬间。
但我们终归还没有找到仓颉造出的汉字，而今站在我们汉字源头的，只有殷墟这里出土的甲骨文，这便是它的意义所在。
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历史，没有让我们的文字，像古埃及的圣书文字，像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像古腓尼基的字母文字，像古玛雅文字，古突厥文字等等太多的古老文字那样的消亡。我们也还要感谢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正是他们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我们如今见到的每一个汉字，都找到了它们童年的模样。
每一个汉字的演变，都是要历经历史长河的淘洗的，而这里，就是那些文字，最初出发时的地方，这难道不神奇吗？我们站在这里，难道不应感受到，“天雨粟，鬼夜哭”的那一历史的传奇瞬间吗？
在地下的殷墟博物馆里，便展示了一些刻有文字的甲骨，如今它们已经成为了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些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大多是占卜用的卜辞。甲骨不过是商人问卜的一个道具，问卜的贞人，往往会在甲骨上刻下问卜是事项，而后在甲骨的背面，用香头一样的炭火，灼烤甲骨，并通过观察甲骨表面细小纹路的变化，来判断吉凶。
也正是因为担当了如此使命吧，我们今天看到的记录文字的那些甲骨，多是千疮百孔，裂纹丛生的，而那些最原始的文字，就是在这样接近破碎的边缘中，保存着，并被掩埋了三千多年的时间。当然，这到它们被发现，还是要经历一段万劫不复的过程的。
我们现在一般认定甲骨文的发现，是在1899年，那一年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后一年，那一年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前一年。那一年里，光绪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先生对一味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药名叫龙骨，是陈年的动物骨骼磨碎后的齑粉，具有镇心安神、平肝潜阳、固涩收敛之功效的一味中药。
让王懿荣先生感兴趣的，不是这味药的功效，而是，他在未被磨碎的甲骨上看到了一种奇怪的文字。王懿荣先生再一个身份是金石学家，他虽然还不能读懂那些文字的意味，但他的专业素养让他敏感地察觉，这可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字，他甚至初步断定，那个文字的年代，可能在商。
只是那时他还不知龙骨的出土之地，但为了终止甲骨做为龙骨消亡的厄运，他果断出资，联系古董商人大量收购。
得知龙骨上的刻符可能是商代文字后，国内外收藏家纷至沓来，如此一时安阳“骨”贵，做为中药的那些龙骨一斤只要几文钱，而做为文字承载的甲骨，最后一个字就要二两银子。贵是贵了点，但它们从此再不会被磨碎了让人吃到肚子里了。
我们从未见诸于史籍的古老文字，就这样偶然又万幸地被发现了，它的名字叫做甲骨文。甲骨文与敦煌遗书、居延汉简、明清档案的发现，被称为近代史学领域的四大发现，它们也直接带动了相关领域四大显学的研究。而二十世纪初对甲骨文的研究，也是与近代新史学观和新史学研究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共同进行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对甲骨文的研究，是建立新史学的那些人所面临的第一个重要课题。而甲骨文研究的过程也是这些人新史观成长的过程，当甲骨文研究结出硕果的时候，这些人，也成为了泰斗级的人物，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研究领域的四堂，雪堂是罗振玉先生，观堂是王国维先生，鼎堂是郭沫若先生，彦堂是董作宾先生，他们都是当时史学研究领域巅峰级的人物。
而对于甲骨文的研究，也直接带动了殷商考古和殷商史学研究的发展。
1908年，罗振玉先生通过田野调查了解到，写有那种文字的甲骨多出土于安阳小屯村。一时间，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一下子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瞩目的焦点。
191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通过甲骨文的研究，编辑出了商代先公先王世次，在当时疑古的浪潮中，坚定地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真实性。从此，商朝的那段历史，便也就成为了信史。也还是王国维先生，提出了历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从而使得殷商史的研究，再也绕不开殷墟的考古发现。
1928年，蔡元培先生督办，傅斯年先生筹建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同年，史语所开展了对殷墟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其后直到1937年，在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以及董作宾、梁思永、夏鼐等诸位先生的主持下，史语所对殷墟的进行了十五次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只是由于时代变迁，那个时代的出土文物，如今大部存于台**湾。
殷墟宫殿区遗址，就是自1928年以来，民国和新中国以后诸次考古发掘的成果。现在共发现了五十余座建筑基址，依用途分为宗庙、宫殿和祭坛三组。在基址周围，还分布有窑穴、水沟和墓葬，这些都粗粗勾勒出了一个远古的生活场景。
遗址正中心，现在一般认定为宗庙宫殿区的主体建筑，那里被命名为乙二十基址，其上也修建了一座大型重檐的茅草屋。当然茅草屋也只是其外表，其建筑结构仍然是钢筋混凝土的。现在的殷墟遗址，依旧保留着甲、乙、丙的分布和命名方式，这种命名很民国，也延续了民国以来的殷墟考古传统。如今遗址中的许多基址，我们已难以考证出它们的名称与功能，因而只能给它们一个考古学上生涩而枯燥的编号，比如甲十二，比如乙二十。
在殷墟考古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石器、玉器和陶器，这些都是殷墟奉献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如今我们也能在殷墟博物馆里一睹它们的芳容，这里也是我国唯一的商代专题博物馆。当然更多更珍贵的殷墟文物，还被收藏到了更为重要的博物馆中，比如国博、故宫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当然还有海峡对岸的博物馆。
2006年，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殷墟的评价是，“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甲骨文，是殷墟最伟大的发现。在宫殿宗庙遗址西北，丙组基址的北侧，和甲组基址的西侧，有一条漫长的甲骨长廊。长廊一侧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地展现着，解读出来的甲骨文，并在每个文字下，配有注释。
那些精美如绘画般的文字，就这样被生动地展示在了我们的眼前，它其实也代表着甲骨学研究的丰硕成果。而我在那种文字面前，就如同一个懵懂的小学生，要从一、二、天、地、男、女、春、秋开始学起。满满一长墙的文字，有似文字的汪洋大海，但那里却记录着我们历史的鸿蒙之初。
在字廊的拐弯处，乙二十基址的正后方，有一个重要的甲骨出土地，YH127甲骨窑穴。同样生涩枯燥的编号名字，但却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地。
1936年6月12日，殷墟第十三次发掘中，发现了这个窑穴，万余片规整的甲骨，集中堆放在这里，那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为了保证甲骨不被破坏，当时是将这些甲骨连同周边的泥土进行石膏保护，然后整体装箱，被几十名民工，一起肩扛着抬离了它固守了三千余年的窑穴。
如今的窑穴，已经回归了平常，窑穴中仿着当年被发现时的样子，堆积着甲骨——当然，那些都是假的。一层压着一层，堆积如山的甲骨，就在这里静静地安睡了三千年，等待着，那一被甲骨学研究史上称之为“奇迹”的时刻。
我在这个昏暗的展室参观时，正赶上一队小学生，叽叽喳喳地进来，欢闹一下子填满了整个空间。我也顺便和红领巾们一起，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指导老师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些动情地对小朋友们说：
“同学们，同学们，这里是中国最早的文件档案库，出土了一万七千余片甲骨，是甲骨出土最多的一个地点。”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王懿荣先生发现甲骨文，是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前夕；而这个出土最多甲骨的YH127甲骨窑穴的发现，也是在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的前夕。所以有学者说，甲骨文的发现，是天佑中华。
当那些红领巾们热热闹闹地走了之后，这个展室又恢复了平静，我一个人在那里，面对着那个窑穴，历史带着风声扑我而来，掠我而去。
真是这么神奇吗？在我们的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在我们的文化最自卑的时刻，历史突然打开了一扇天窗，让我们可以回望我们悠久又混沌的过去。当我们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历史时，当我们都开始相信中华文化西来说之时，甲骨文横空出现，这一个个小小的单薄的古朴的文字，让我们在文化上猛然间有了自信，这难道不是上天馈赠给我们的厚礼吗？
当我想到这些时，泪花不觉挂上了眼角，一种敬畏油然而生，我如小学生面见老师那样，不觉地站直了身躯，在这昏暗的殿堂中向那个有着神奇编号的窑穴，深深地鞠下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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