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之南，涢水以西，有一个傍湖而居的村庄，叫做天然农场。村庄很小，小到在地图上拿放大镜都不好找。村庄很大，大到可以容纳我的整个青春年华。
村庄一直都在，农场只是意外。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天然农场，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湖北省农业厅直属单位，后由安陆市农业局代管，因场址坐落于天然村，故名天然农场。
该如何形容天然农场与天然村的关系呢，用租界来比喻是再恰当不过了，本质上就是天然村将八组的高家湾北半部分划出一片宅基地和农田给农场，让农场的人自主经营，村与农场互不干涉，属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天然农场的名声很响，方圆百里都有人知道。社会上通常称呼我们村庄时，不是叫高家湾，而是叫农场。甚至连市汽车站通往我们这里的公交站台都叫天然农场站，而非天然村站。这个就如同当年的深圳，原本就是一个小渔村，隶属于宝安县管理，改革开放后竟然后来居上，儿子超过老子，深圳成为市名，宝安沦为区名。
农场的建筑物四面都有朝向，围成了一个院子，部分没有房子的地方就砌上了高墙，院子大门朝东，配有铁制的栅栏，栅栏上面有一排带倒钩的铁矛，跟很多单位的大门一样，戒备森严。
院子周围的瓦屋是农场职工的住房和仓库，中间广场上有一栋坐北朝南的两层楼房，显得比较气派，是农场的办公楼。楼前栽了一些观赏性树木，楼后则是菜园与水井，院子四周还见缝插针地种了一些花树和果树。在农场的巅峰时期，房子前面的花坛上都长满了颜色各异的鲜花，有菊花、月季、鸡冠花和美人蕉等等，将整个农场搞得像个花园。后来我在语文课堂上遇到作文需要描写花园题材时，就直接把农场当作花园来写，也能应付差事。
如此一来，农场的建筑格局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院子以外那一圈，对应着的正是高家湾每个农户的后门，真正做到了鸡犬相闻，村民们平时放个屁，农场的人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后来这个秘密被派出所知道了，每次民警下乡暗访抓赌时，根本就没必要进村，只需跑到农场的院子里面，竖着耳朵听一圈就能掌握情报。
在生产条件相对落后的农耕时代，农场因为有农业局的背景，也狐假虎威，风光了几十年。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中国很多农村都没有通电，而农场这边不但通电了，还有农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电视机，当时大家都跑过去围观，就像是看稀奇。农场组织架构齐全，有书记也有场长，管理着大约十几户人家，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外来户，他们的子女也跟村民的小孩一样，在村里的民办小学读书，因此我经常跑去农场玩，对里面很熟悉。
农场里面的劳动者干的活与我们村子的农民别无二致，但他们的名称是职工而非农民，特别是前期从城市分配过来的那些人，平时的穿衣打扮与饮食习惯还保持着城里人的作派，我小时候就看见过农场有几个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喜欢涂脂抹粉，这在当时的农村很是显眼。我们农村人一日三餐都是吃大米饭，而农场的人每天早上是不吃饭的，像城里人一样流行过早，虽然离集市远，条件有限，但他们早上就算下一碗面条，也要吃出与农民不同的高级感。
记得农场有一个叫做丽君的中年女人，长相俊俏，打扮时髦，走路还哼唱着“一不该呀二不该，你不该，偷偷摸摸把我爱……”印象中她是一个举止大方的女人，待人温和，满眼含笑，但她女儿却有一种先天性的癫痫病，俗称“牙牙疯”，平时和正常人一样，每次发病时就不正常了，张牙舞爪，胡言乱语，大脑不受控制。这种病似乎无法根治，有的人几个月发一次，有的人一个月发几次，程度不同，频率就不同。我们一般都不敢和她玩耍，很怕她发起疯来把我们玩死。
那时脚下湾的世俊家建楼房，这也是咱们八组的第一栋楼房，村里人都在帮忙。丽君女儿也跑过去看，还帮忙搬了一晌午砖。听世俊说，他家招待大伙吃饭时，特意安排丽君女儿坐上席，给足了面子，乡亲们有说有笑，直夸丽君女儿干得好，气氛非常热闹。
有一年夏季雨过天晴，村子前面用来灌溉农田的大沟水位很满，丽君女儿就在农场附近发作了，一头扎进路边的水沟。那天我父亲从外面回来正好经过，看到有人溺水，马上跑过去一把给捞了上来，最后才发现是农场丽君的女儿，于是送她回家，交待给她妈妈。
丽君当时非常感动，连声道谢，没过几天，还特意送了一份礼品到我家来表达谢意，我父母推辞不过，便只好收下了。我记得里面有一罐麦乳精，用非常精美的铁盒作为包装，上面还印刷着美女半身像。现在的人也许完全不知道什么叫麦乳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那可是稀罕物品，一般都是走亲访友时才带上，平常自己不会去泡来喝。我第一次喝麦乳精，就是喝丽君赠送的这一罐，所以记忆非常深刻。
丽君女儿后来又发作了几次，一次是某年正月十几的清晨，她在农场院子大门没有打开的情况下，搬来一张椅子垫在脚下翻墙而过，偷偷跑了出去，几天都不见踪影。最后才知道她原来跑去了北面方向几十里外的碧山，又有好心人帮她联系到了农场，方才安全回来。然而好运不会永远站在同一个人的身边，它也有缺席的时候。丽君女儿有一次跑出去玩就再也没有回来，据说那次她又发作了，没有人施救，死在了外面，真是可怜。
农场除了耕田种地的职工，还有一些技术人员，他们都是从农校出来的，熟悉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套。技术人员老中青都有，记得有一位年纪最大的技术员，人们都喊他老冯，他有两个儿子，都跟他一起在农场生活。大儿子估计已经中学毕业，没见他读书，小儿子跟我是同班同学，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作冯尚虎，那时我们经常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他们应该是单亲家庭，因为我从来都没看见过他们的妈妈，都是老冯独自在照顾他们兄弟俩。
印象中老冯的大儿子沉默寡言，天冷的时候总是穿着一件绿色的军大衣，经常一个人在农场附近游逛。某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睡觉时因为门窗关得太严，导致煤气中毒，将生命定格在十八岁，如此年轻的小伙子就这么没了，令人叹息不已，真是命运多舛。
有一次早上我邀冯尚虎去学校，他正在家里准备过早，老冯给他下了一碗面条，但是味精刚好用完了，冯尚虎便开始闹脾气，说没有味精就不吃。老冯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味精，于是拿着用完的空味精袋往面条碗里抖了几下，装作撒味精。冯尚虎尝了一口，马上就识破老冯的把戏，哭着说他老爸骗人，根本就没有味精，又开始犟起来，老冯无计可施，恼羞成怒，说爱吃不吃，不吃拉倒，当时我在现场，气氛相当尴尬。后来冯尚虎始终都没有吃那碗面条，撅起嘴巴抹着眼泪跟我一起上学去了。
冯尚虎那时个子比我小，胆子比我老。有一次他将故意保留的长指甲亮给我看，说要是有人跟我打架就告诉他，他会用指甲去捥那个人。虽然没有出现类似情况，但由此看来，冯尚虎是个狠角，人如其名，懂得保护自己。
读到小学二年级时，冯尚虎就跟随他爸爸老冯一起搬回城里了，从此如石牛入海杳无音讯，再也没有见过他。
后来我又跟农场另外一位同学李汉兵关系要好，他跟我也是在一个班上，所以两个人打得火热，经常在一起玩耍。这个家伙性格很活泼，整天乐呵呵地，喜欢日白(安陆方言，意为开玩笑或者忽悠人)，是个开心果。记得当年我学习成绩比他好，所以他经常抄我的家庭作业，当然也是有代价的，比如说送我漂亮的明信片，或者在学校围墙外面的小贩那里买瓜子给我吃。
农场的人毕竟都是从城里分配过来的，所以他们并不甘心长久住在这里，一有机会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再回到城里，李汉兵一家在他读四年级那年也搬走了。临走前，李汉兵还忽悠了一下学校围墙外面的小贩，这事我们原本不知道，听小贩讲述才晓得。那时小贩有好几天都没看到李汉兵，于是就向我们打听他，我们说他已经转学了，回城里在读书。小贩一听，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叫苦不迭，说：“这个家伙那天还赊了我四截甘蔗！”
原来李汉兵之前也有在小贩那里赊零食的习惯，但是一般都会在第二天还上。这次赊的最多，估计他当时心里在想，反正是一锤子买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多拿几个跑路，哈哈。这家伙真是鬼点子多，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空手套白狼，只可惜也跟他失去了联系，以他那种性格，现在估计不是富商就是流氓。
从某种程度上说，因为我们八组划分了部分土地给农场，作为补偿，农场也让我们八组沾了一些光，比如后来有职工调走时，也会吸纳村里的农户加入农场去享受红利。八十年代时，杂交水稻刚刚普及，因为产量惊人，很多农民都愿意抛弃以前的早稻和晚稻，改种杂交水稻，这时价格昂贵的种籽便十分走俏，制种成了农民创产增收的新渠道。但是广大农民一无资源，二无技术，这事光靠自己绝对成不了。
在别人无计可施的情形下，我们高家湾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搭上了农场这艘快船。当时我们与农场签订协议，由农场提供技术支持，带领村里的农户发展杂交水稻制种项目，农户则按照水稻田的面积交纳技术指导费。就这样，我们村通过勤劳与智慧的结合，将杂交水稻制种搞得有声有色，在年收入方面翻了好几番，造就了一批万元户，农家楼房如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让附近的村庄羡慕不已，甚至以将女儿嫁到我们村庄为荣。
我虽然已经脱离农村生活二十多年，但至今仍然记得杂交水稻制种的大致流程：先在平整好的水田里栽植父本，每一行的方向必须从东至西，再间隔一米五左右栽植第二行，依此类推，直到完成整个水田的父本栽植。一个月后再来栽植母本，除靠近父本那里保留一点空隙方便行走之外，同正常插秧一样将整个水田栽满就算完成。等母本发株长高长粗之后，还需要专门喷洒920催高药物，直到母本个头基本赶上父本。
父本抽穗之后，很快就到了扬花期间，为了增加产量，通常都是在艳阳高照的正午时分进行人工授粉，也叫赶粉。赶粉工具自制，就是找一根长度要稍微长过制种水稻田东西宽度的绳子，两头绑在带叉的木棒上方便收放，绳子上每隔几米系一个装水的塑料瓶防止发飘。赶粉一般都是成年人操作，制种水稻田东西两边田埂上各站一人，两个人用木棒压低绳子，先从南到北以小跑的速度走一遍，完成之后顺势将绳子放在田间地头，到树荫底下休息一会，等一个小时后，再用刚才的方法从北到南走一遍，又休息一个小时，最后走完第三遍，基本就完成了当天的授粉，第二天第三天也是如此操作，只要不下雨，人工授粉就能产生作用。
中午太阳当头的时候授粉效果最好，可以看到腾云驾雾般的黄色粉尘。每天这样赶粉，坚持十天半个月，直到花期结束无粉可授就停止。今后种籽的产量全靠授粉了，授粉授的好，数钱数到笑。通常情况下，种籽亩产一百斤铁定亏钱，亩产二百斤刚好够本，亩产四百斤收入翻番，亩产六百斤三倍利润。记得当时平常的杂交稻谷每市斤只卖五毛钱，而杂交水稻的种籽每市斤则高达十元，有时因为行情价格还会上下浮动数元。
俗话说：“水满则溢，月盈必亏。”当天然村与天然农场合作共赢春风得意时，外村人眼红了，开始造谣中伤，说天然那边的种籽有毒，种下去后长出来的稻穗会变黑变烂，打药都没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一条假信息以星火燎原之势在民间多次传扬之后，很多人都当成了真消息，或者说他们情愿那是真消息，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是见不得别人好的，这就是成人之间一戳就破的真实内心：恨人有，笑人无。
当时政府都派专人过来辟谣了，然而于事无补，大量人员涌入农场，黑压压一片，将办公楼围得水泄不通，叫嚣着要讨个说法。其中有种植种籽的农户，也有购买种籽的农民，有不明真相的群众，也有浑水摸鱼的闲人。双方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由于事情闹得太大，连派出所都抽调民警过来维持秩序。这场闹剧持续了好多天，后来在各方调解与劝导下，风波才渐渐平息，但从此以后农场的声誉江河日下，不复当年。很多人都不来这里购买杂交水稻种籽，只能低价出售或者自用。
经此一事，农场也开始转型，不再制种，而是把水田当旱地使用，各类农作物全面种植，硬是将这座中原地区的美丽农场，变成了各类庄稼的试验田，从北方的玉米到南方的甘蔗，从土里的红薯到地上的西瓜，五花八门，相映成趣。
后来我外出谋生，成为走出村庄的人，关于农场的续集，也知之甚少，只晓得里面的职工接二连三地搬走了，就剩部分人还在坚持，再也没有往日的热闹。那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房子因无人修葺渐渐坍塌，质量依旧上乘的青砖散落一地，被附近的农户捡回去修成闲屋，继续发挥着作用。
当年声名显赫的天然农场，无论曾经拥有多么华丽的前世今生，因为没有成功转型，现在已经被时代悄无声息地给抛弃了，只留下一个苍老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