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秦汉史》，他在这书中运用文化史观，认为秦汉王朝的兴衰在于激烈的文化冲突与思想冲突。
对于钱穆先生，估计大家都耳熟能详，他是20世纪中国的学术泰斗，被学界誉为“一代宗师”。历史学家顾颉刚称赞钱穆是国史界第一人，同样为史学大家的严耕望先生将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称钱穆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个“纯儒”。举个例子，当年钱穆在北大讲授历史的时候，破了一项记录，什么记录呢？过去北大讲中国通史课程，都是几个人合作，每人只讲一个朝代或几个朝代，而钱穆则是一个人把整个中国通史全讲了，更难能可贵的是，讲每个朝代都参考那个时代的人的意见，然后做出评论。另外，钱穆虽然讲的是历史，但是却能对当下人们关心的国家前途问题做出解答，据说就连大学里的教授、系主任也常站在教室外偷听钱穆怎么讲课。
钱穆研究历史，坚持的是一种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什么是文化史观呢？就是他认为，影响历史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背后都存在一个思想观念，这个思想观念超出政治势力之上，不仅不受政治的制约，而且还常常负有指导政治的责任。进一步说，思想、学术和政治三者有这样的关系：学术思想领导政治，政府由学术界组成，政治改革必定存在学术背景。钱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说，中国历史的传统理想，就是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而学术往往从社会下层兴起，并不受政府的控制。因此，这样一上一下循环推动，使得中国历史稳步向前发展。
《秦汉史》是钱穆文化史观的代表作之一。虽然书名叫《秦汉史》，但内容是从秦朝统一讲到王莽的新政，整个东汉的历史并没有涉及，所以只能算是“半部”秦汉史。这本书原本是钱穆1931年在北大史学系讲课的讲义，当时课程讲了一年，讲义并没有编完。再后来，钱穆把讲义弄丢了，等到20年后他在别人手里重新看到这部讲义时，基本已成天地间唯一的孤本了，钱穆先生感慨万千，不胜唏嘘，作为纪念就出版了。
钱穆先生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只是一本上课用的讲义，是为了讲课方便而写，读者读了后，会对秦汉史有个大概了解，然后必须还要去读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只有这样才算懂了秦汉。若想偷懒，以为读了这本《秦汉史》就懂了秦汉，那可是大错特错。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那么下面就是书中的主要内容。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了解钱穆对于秦汉历史的观点：首先，我们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秦朝从强大到灭亡的过程；接着，我们要分析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汉武帝和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两位帝王的结局却迥然不同；第三，进入汉代之后，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那么当时的儒生是如何利用学术来影响政治的。
第一部分
好了，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秦从强大到灭亡的过程。
首先，是由于自身文化落后的现实，才刺激秦的开放，引进人才，不断强大。春秋时期，秦位于中国最西边，相当于今天的陕西东南部。秦最初只是周王室的一个附庸小国，因为先祖给周王室养马有功，所以被封在一个叫秦邑的地方。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资源都没什么优势，文化也很落后。怎么落后呢？举个例子，商鞅变法前，秦存在这样的习俗：父子、兄弟、婆婆、媳妇等一大家子睡同一个屋子，当然，这可能是沿袭游牧时代以一个帐幕为一家的做法，但是这显然既不合乎礼制，也对健康有害。所以商鞅变法就专门规定禁止大家族聚居，而且规定一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要分家立业，单门独户过日子，否则要加收一倍的人口税。
秦国在文化上的落后，导致中原和东方各国都对秦充满着鄙视，每逢参加中原国际会议，秦也常常遭到轻视和侮辱，把它们看作“夷狄”，也就是没文化的边远民族。比如我们在中学课本上学习的，蔺相如出使秦，直接批评秦自从穆公以来就没有什么纪律和信用，在渑池之会，还强迫秦国君主“击缶”，也就是敲打小瓦盆来侮辱他。可见当时东方各国在文化上是怎样轻视秦国。
正是落后刺激了秦的开放，秦大力引进东方人才，学习东方先进经验，逐步强盛起来，甚至灭掉了六国，统一了天下。
其次，秦的强大，离不开对东方文化的模仿。秦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就得发展和强大，而这离不开人才。而它自己本身缺乏人才，只能引进，引进的都是什么人呢？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来自东方各国的游士，所谓游士，也就是到处流动游走的知识分子。钱穆认为，这些来到秦国的游士，大多热心于功名利禄，加上对故土文化不满，比如自己的思想主张得不到采纳，于是就寻找别的出路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秦国因为落后，没有什么历史文化的包袱，反而更容易试验各种新的主张、新的改革。
相反在东方各国，变法就比较难，比如魏国丞相李悝，他的改革主张实行得并不彻底。又如吴起，在楚悼王当政时实行改革，楚国由此强盛，可是楚悼王去世后，吴起变法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 可以说，秦的落后，反而给这些来自东方的不受重用的人才得到了伸展志向的舞台。在这些人才中，比较有名的有商鞅、张仪、范雎、李斯等。
这些来自东方的人才，自然也就把东方的文化和发展经验带到了秦，比如商鞅，本来是卫人，他的变法思想主要来自李悝，李悝曾经在魏国实行变法而使魏国强大起来，商鞅变法很多举措就是模仿魏国的李悝变法。换句话说，秦的变法很多是东方魏国的先进经验，像废除贵族世袭，实行县制，还有废井田、开阡陌，鼓励人民自由开垦，自由耕种等等。这些措施其实在晋国、楚国早就推行过了。
再次，秦始终未完成思想上的统一，并未实现真正的文化融合。秦与原来东方各国文化之间存在鄙视和嫉妒心理，为秦的灭亡埋下文化上的隐患。
秦引进东方人才、学习东方的文化，目的只有一个，尽快使国家富强起来。比如商鞅变法，目的很明确，就像钱穆先生说的，就是为了破除旧封建贵族制度的束缚，着力于新军国的建设，建设一个军事强国。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之后，以法治国，讲究法治。钱先生认为，秦的富强，主要是因为法治，而法治的成绩主要是秦国中来自三晋的人士的功劳。
战国时代，虽然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但是就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华北地区，主要分为两种文化：一是齐鲁文化，二是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受儒家和墨家影响最大，孔子墨子都是鲁国人，受这两家影响，齐鲁的学风，多数是崇尚文化，重视历史，而且不仅仅追求国家经济上的富强，而且更重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希望整个社会的改进，重视文化、重视教育。三晋文化主要受到法家以及兵家、纵横家影响，比如像这几家的代表人物李克、吴起、商鞅、申不害、张仪等多数是三晋地区的人。三晋文化更重视现实，更崇尚权力，追求的就是富国强兵，所以重视军事、经济。
秦引进东方文化，但是没有好好消化，仅仅看作是一个客体，并没有实现文化的融合，更没有实现文化思想的真正统一，这也是造成秦灭亡的重要因素。东方人才的引进，东方文化的相应带入，这样就使得秦境内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秦的本土文化，一种就是东方文化这种外来文化。两种文化并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思想上和利益上的冲突。比如秦丞相吕不韦曾经大规模引进东方学术思想，他养了三千食客，并下令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来，最后就汇集而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书《吕氏春秋》。可是，书里经常会出现轻视甚至鄙视秦国的字眼，说秦是“众者暴寡，以兵相残”，是“民无走，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这直接讽刺秦政是以武力逞强于一时，根本不得人心。
东方门客对秦轻视傲慢，而秦对东方文化则始终有摆脱不掉的嫉妒心理。比如，韩非被杀。我们一般历史记载是韩非是被李斯进谗言而杀害的，钱先生则认为，这也不得不认为是政见上的不同，韩非为韩国着想，保存韩国不被秦国所灭，李斯则是为了秦国着想，可以说李斯是为秦国而杀韩非。秦朝廷杀韩非主要是因为韩非最后肯定不会为秦服务，可是秦要统一天下，韩非就会成为隐患，不如杀了他，以绝后患。
秦始皇杀韩非与开始喜欢韩非的学说，其实是同一种心理。喜欢韩非主张中央集权，有肃杀之气，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并将此作为国家指导思想，非常符合秦始皇的心意。之后杀他，则是因为既然这个人不能为我所用，而且可能将来会成为祸害，所以就不惜杀了他。这是什么心理呢？就是把东方文化以及学者才能看作是一个工具而已，用得着就拿在手里，没用了，如果可能对我有害，那就毁灭而不可惜。
秦统一天下后，学者人才都汇集到一国，相互间冲突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有人就赞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好，批评秦的制度建设，这种意见大多出自齐国的学者口中。李斯认为这些人是以古非今，扰乱舆论，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提出了“焚书”的建议。焚书当然不是焚烧所有的书，而是私人收藏的《诗》《书》等典籍，避免搞“私学”，以古非今，用历史反对现实。后来又发生“坑儒”事件，就是处死私下诽谤秦始皇的方士和儒生460多人。秦始皇的本意当然是统一舆论，维护皇帝权威，可惜手段粗暴，遭到后来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批评。同时为了统一思想，秦规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是说，人民必须把当代法令文件当成教材，那么对于法令文件有什么不明白的，那就问政府官吏，向他们请教。这样做的实质就是把法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把法令当作统治者的意志。
另外，秦统一后，建宫殿、修长城，实行种种暴政，法律严苛，把原来东方各国当成战败的奴隶，动不动就鞭打刑罚。劳役兵役太重，使得民力枯竭，人民不堪重负，终于举起反叛的旗帜，推翻了秦的统治。
好了，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秦从强大到灭亡的过程。秦因为文化落后而遭到东方各国的鄙视，受此刺激，国家开放引进人才。在秦成名的多是来自三晋地区的人才，讲究实际，崇尚权力，追求功利，秦的强大，多是学习东方先进经验进行变法的结果。
但是，秦统一天下后，境内并存各种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因为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问题引发了焚书坑儒事件，让秦饱受骂名。东方各国始终对秦文化表现出鄙视态度，秦则始终对东方文化和人才存在着摆脱不掉的嫉妒心理，把他们视为客体，始终未能真正的融合吸收，只是作为一种可用可扔的工具。对于归入秦统一版图的东方各国人民，看成是战败的俘虏和奴隶，实行暴政，最终被推翻。可以说，秦由强盛到灭亡，文化元素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第二部分
秦朝灭亡后，接下来的是汉朝，到了武帝时期，达到全盛。我们常常说“秦皇汉武”，比较秦始皇和汉武帝，会发现两人有不少相似之处，一个结束战国250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帝国；一个北击匈奴，南吞百越，开创汉武盛世。可是，两人的结局却大不相同：大秦帝国二世而亡，汉代却成果辉煌。汉武帝为什么能开创盛世？钱穆先生认为汉武帝一切举动，都在于一种“稽古之遥情”，考察古代、学习古代的高远的情怀。用今天话说就是，向古代致敬，向古代夏商周三代致敬，也就是他成功地运用了学术思想来为统治服务，成功地确立了一套指导思想。
那么，汉武帝确立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汉武帝之前的指导思想是怎样的。
从汉初到文景两帝时，指导思想是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主张君主无为而治，对于老百姓尽量不加干涉，任其自然发展。这和经过秦末战乱，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条件十分相符。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走向强盛，仓库中的粮食储备已经堆积如山，连串铜钱的绳子都朽烂了，黄老之学不再合适。钱先生认为，黄老学说，适合于社会衰落时期，这时就像身体生病，需要吃药来调理，但是到了盛世，身体康复，就得吃菜吃肉来滋补加强营养了，这时再靠吃药就不行了。这个时候社会就需要礼乐教化，这就是汉武时期儒生们喜欢高谈三代先王美德的原因，因为这正是盛世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汉武帝的指导思想就是“法先王”。这里我插播一下，关于法先王和法后王的问题。法是方法的法，王是国王，先后就是先后顺序的先后。这是古代两种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叫作建设国家的路线。“法先王”这一派以儒家为代表，主张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和制度，具体来说就是以古代的圣人尧、舜、文、武为榜样，以夏商周三代为理想的时代。而另一派“法后王”，是以荀子、韩非、李斯为代表，他们主张学习当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和制度，因时制宜。值得说的是，李斯正是拥护“法后王”的观点，认为当时那些喜欢谈论上古三代的儒生是愚儒，记录先王思想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则应该焚毁，于是就有了“焚书”的建议。
汉武帝时期，一方面要改变汉初无为而治这种过时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要确立与秦不同的国家指导思想，秦既然是“法后王”，那我大汉朝就“法先王”， 把尧舜禹和夏商周三代作为榜样，复兴古学，从头开始，讲究礼乐教化。
汉武帝是如何确立统一的指导思想的呢？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首先，建立中朝，形成了自己的亲信集团和秘书班子。所谓中朝，也叫内朝，就是由一些高级侍从，比如侍中、给事中，组成宫内决策班子。而外朝，就是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机构。汉武帝建立中朝，那就削弱了相权，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外朝沦为执行一般政务的行政机构，形成了内朝与外朝对立。武帝外朝立了博士官，尊重经术，多是研究经学专家，而内朝用的多是些文学人才。这是汉武帝能够乾纲独断、独揽大权的重要原因。内朝重视文学，那时的文学体裁主要是辞赋，而辞赋一大特点就是夸张，正好符合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为鼓吹汉武帝的雄才伟略、开疆拓土大肆服务，而外朝就用相对严肃的研究，从经学典籍中寻找学术上的依据。
其次，广泛吸纳人才，培养中央的思想学术力量。汉武帝是怎么做的呢？这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学术形势。一是地方学术，一是朝廷学术。
我们先看地方上的学术情况。钱穆先生认为，地方学术也就是王国的学术比较兴盛，主要是各国诸侯王重视文学人才。比如楚元王对穆生、白生、申公等人才非常敬重，曹参在汉惠帝时是齐国丞相，召集长老学者数百人。最明显的就是吴王刘濞招纳四方游士，齐国人邹阳，吴国人严忌、枚乘等都去了吴王那里做官，都因为文辞辩论而著名。即使后来七国之乱，吴王落败，王国的宾客文学之风仍然兴盛。而朝廷学术，从刘邦到文帝景帝，其学术本色一直保持的是质朴本色。王国的学术以河间和淮南最为著名，他们很受人们的欢迎，学习效仿者众多，结果河间献王和淮南王的声誉竟然超过了朝廷，这就引起了武帝的嫉妒。后来河间献王和淮南王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获罪，他们手下的那些人才都被收编到了中央。地方人才收纳中央，改变了朝廷的学术风格，更为适合汉武帝的要求。
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确立了不同于秦的国家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的真正统一。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过去我们教科书上讲的，强调的是汉武帝实行思想专制，人们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其他学说一律禁止。其实，独尊儒术是事实，但是禁绝其他学说则不然。只是儒家学说是官方认定的学说，研究好了可以做官，至于其他学说，民间学习私下研究，各随其便，只是不能拿来作为当官的敲门砖而已。另外，独尊儒术，看重的并非只是儒家学说，而是儒生所一直研究的这些学问，代表的是古代先王的智慧。
其实除了统一思想之外，还另有原因，那就是汉武帝要改变秦朝“法后王”的指导思想，从而走“法先王”的路线。而先王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诗经》《尚书》等经学典籍和“六艺”中，六艺是六种技能，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法、计算。于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这个博士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博士这样的学位，那时的博士是一种官职。其实就是把五经确立为官方学问，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法先王”，说白了，尊儒的背后是复古，成功地实现了思想的统一。
正如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秦始皇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好了，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汉武帝与秦始皇所作所为如出一辙，结局却迥然不同，汉武帝开创盛世，背后的指导思想就是法先王。汉武帝通过一系列措施，改变了汉初遵守黄老之道，无为而治的保守思想，同时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将研究儒学和做官联系起来，成功地实现了思想的统一。
第三部分
我们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可是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的地位越来越高，精通儒家经典，就打开了升官、参与朝政的大门。于是儒生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大到不仅影响三公的任免，甚至影响到了皇帝的废立。这里所谓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中央的最高职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讲述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汉代儒生是如何影响政治的？主要是谈论灾异，即议论异常的自然灾害或自然现象来影响政治，甚至让皇帝主动让位；其次是谈论礼仪规范来影响政治。
首先，儒生通过谈论异常气象来影响政治。你可能会问，天气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古人相信，天上的神仙管着人间的事情，可是神仙不会说话，也没有一个形象，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存在呢？他们想，天上的日月星辰是我们能看见的，它们的变动应该就是神仙们的意思吧，于是天文现象就当作神仙对人间的表示，天有灾祸，那就是上天对人的警示。
董仲舒精通《春秋》，融合了阴阳学说，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天人感应”里的“人”不是指一般人，而是特指天子，也就是皇帝。董仲舒认为，人君接受天命，进行统治，君主做了不好的事情，上天就要警告，如果不改正，上天就会使他丧命亡国；君主做了好事，上天就会降下吉祥征兆，国家就会太平。董仲舒提出这种从天文学来推测人事变化的学说，主要目的是为了威慑君主，防止君主失德。上天发出警告，那就得给上天一个交待，找出责任人。
当时普遍认为，三公职责之一是调和阴阳，而灾异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阴阳失调，是三公的失职，要么降低薪水、要么辞职甚至自杀来谢罪。结果在当时，常常因为异常气象导致朝廷人事的变化。比如元帝时，春天下霜，夏天寒冷，太阳发青而无光，于是丞相于定国就把自己的侯印上交，自动辞职。薛宣做丞相后，正好发生陨星和日食，这在当时可是被看作典型的灾异，成帝就给他一个册书，说：“多次出现灾异，秋天收成也不好，这都是因为你做了宰相的原因。快些把印绶解了吧，快辞职吧！”
灾异说的继续发展，就是不仅使三公免职，还可使天子退位。如果灾异频繁出现，那是上天严重警告，这时，天子应该做的事就是退位、让贤。钱先生认为，这是不得了的见识，因为占主流的思想是帝王“一姓万世”，代代相传，而“择贤禅让”思想明显是跟这个思想唱反调。又很多人讥讽汉儒，认为他们没有什么高深的思想见识，其实这种通过谈论灾异推论到让天子“择贤禅让”的思想是汉儒的高明之处，他们是通过“天”的名义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不仅通过说明灾异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时儒生还用“五德学说”来论证汉代的气运。所谓五德学说，就是把传统的五行学说融入到了朝代更替的历史规律中，认为每一个朝代都有着自己的“德性”，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属相一样，朝代的更替都遵循着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
汉武帝后期，由于前期的四方征伐，劳民伤财，加上增加苛捐杂税，人民怨声载道。这时，儒生们论证认为汉代气数已尽，已经结束，该有新受命的天子起来了。 比如，据《汉书》记载，汉昭帝元凤三年，也就是公元前78年，泰山下一块一丈五尺长的大石头突然自己站了起来，上林苑中一棵本来卧在地上的枯死的柳树也自己站了起来，于是，有一位《春秋》学家推演认为，石头和柳树象征下层平民，而泰山可是帝王受命封禅的地方，可见将有新天子从匹夫中崛起，汉帝应该立即寻找贤人，把帝位让给他。
再比如说，王莽上台就响应了有段时间流行的“汉代国运不能延续，刘家应该退位”的说法。从西汉中期开始，儒者认为没有什么万世一统的王朝，天命轮流转，有德者才能获得。这个说法最早来自董仲舒。后来，有人说得更为严重，说汉德已衰，皇帝应该避位让贤。王莽政权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随着王莽的威望越来越高，开始有人把王莽看成是新圣人的象征，于是出现各种歌功颂德，各地还时不时出现祥瑞，预兆圣人在世。巧的是，这些祥瑞正是出现在王莽重新为大司马的时候。终于，王莽戴上了王冠，定国号为“新”。
其次，儒生通过谈论礼制来影响政治。如果说议论灾异受命，是为了警示，与之相似的谈论礼制，提倡礼乐，则是为了对上天表示感谢。礼乐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汉武帝时期的礼乐讲究排场，极为铺张。昭帝、宣帝时期重视礼乐是为了安抚百姓，礼乐的目的在于约束人们的不当行为。而到了元帝和成帝时期，礼乐制度改革，儒生依据古代经典，开始讲究道义，注重民间习俗的改革。着眼于民间，与汉武帝时期针对上天有所不同，儒生通过强调礼乐的不同作用而影响政治。
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本期为你分享的内容。
第一，介绍了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秦从强大到灭亡的过程。秦因为偏居西部，文化远远落后于东方国家，东方人才被大量引入，商鞅借助东方国家的经验实行变法使秦迅速强大。秦强盛的过程，伴随着东方文化西移的过程，吕不韦通过组织编写《吕氏春秋》大规模引进东方文化。但是，秦境内两种文化并存，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如东方宾客在文化上对秦的轻视傲慢，秦对东方文化则是有着始终摆脱不掉的嫉妒等。
第二，汉武帝与秦始皇所作所为如出一辙，结局却迥然不同，汉武帝开创盛世，背后的指导思想就是法先王。汉武帝通过一系列措施，改变了汉初遵守黄老之道，无为而治的保守思想，同时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将研究儒学和做官联系起来，成功地实现了思想的统一。
第三，汉代儒生主要通过谈论灾异和礼制来影响政治。汉儒喜欢谈论灾异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君失德，如果灾异频繁，那是上天严重警告，天子应该退位让贤。王莽能够上台，并不是仅仅靠着王莽一个人所谓的虚伪奸诈和外戚的势力，另一方面也与功德、符命、禅让之说的推动有关。汉儒通过谈论礼制来答谢上天、安抚社会、约束百姓。儒生通过这些学说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最后，我们补充一点，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本《秦汉史》呢？
钱穆先生的文化史观，确实为我们看待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观点，低估了政治和经济因素，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夸大了文化的作用，尤其是学术思想的作用。这与钱穆高度重视历史精神、民族精神，希望学术思想能领导政治的观点有关，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使命感，这与钱先生所生活的时代，处于民族危亡时期，也是有密切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