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的前半年，没有任何工作，各种培训、实习。集训回来后，在学校培训，和军校毕业生一起，历时半个月。
和军校生相比，经历了集训三个月的我们，还不是很像军人。也可以理解，人家毕竟在部队已经呆了好几年，有的四年，有的七年，有的时间甚至更长，比我们刚入伍的地方大学毕业生，造诣肯定要深。每次进会议室前，他们都按照大小个排着整齐的队伍，一样的皮包统一拎在右侧，整齐划一。
部队里男多女少，比例严重失衡，就是在军校也不例外，三十多名军校毕业生，只有两三名女生。我们中没男朋友的女生，很快就有人追求了。
培训期间，我们也打了一次靶，这次不是步枪，是手枪。步枪枪法不好的人，手枪也好不到哪去，嘿嘿，聪明的读者，您一定知道这说的是我自己，请允许我脸红一分钟。
校内培训结束，军校生留下来工作了，而我们，又被分成了几个组，下到了基层连队实习，为时四十多天。有些同事在外省，我和七八个同事分在北京远郊一个团，这个团，隐藏在巍巍燕山山脉的群山之中，夏天风景秀丽、凉爽舒适，可隆冬季节，就不好受了。
我们几个女教员住在团里的招待所，男教员住在连队。到达当天，团里热情接待了我们，在机关食堂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团长、政委都出席了宴席，还有几位部门主任。
前二十天，我们被拆开在不同的连队实习，吃饭也在连队食堂。整个部队没有一个女兵，因此我们女教员比较尴尬，尤其在连队，好在我们是两个女教员一起，我和彭教员。连队也没有办公室，我们就呆在连长和指导员的宿舍，白天连长带领士兵在操场训练，指导员也出去忙一些事情，宿舍里只有我和彭教员两个人，文书偶尔出出进进。文书是名一级士官，办事干净利落，反应很快，颇有军人风范，我记得有一次我洒了水，文书正好在，他立刻从衣服兜里掏出自己的手套将水擦干，而不是出去找抹布。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虽然是小事，但是体现了一种作风，优秀的军人就是要这样，当机立断，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
基层部队确实很艰苦，连长是山东人，已结婚，爱人在老家，指导员也结婚了，找了北京当地的姑娘，家在北京一个郊县，但是他也不能每天回家。
连队有炊事班，战士们都训练有素，一百多人同时用餐，几乎没有人说话，食堂一片安静。我们和连长、指导员一桌，连队里来了两个女军官，战士们肯定觉得很新鲜，不少人边吃边偷偷往我们这边看，并且有个别人窃窃私语。
“不许说话！”
正吃着饭的连长大喊一声，食堂里顿时鸦雀无声，战士们肯定吓坏了，因为我都吓得不轻。
我们在的那段时间，正值老兵退伍。连长邀请我们参加老兵欢送会，我拒绝了，连长问什么，我说我怕哭，他说军人流血都不怕，还怕流泪。然后我就去了，不仅我和彭教员去了，还叫了另外几个同事。在楼上连队的活动室里，现场气氛满满的离愁别恨，当老兵摘下肩章的时候，他们哭了，我们也终究没有忍住眼泪。
在连队呆了二十多天，我们就又被安排到机关了。机关的条件比连队好一些，但也还是比较艰苦，倒是有一个专门的办公楼，但是，由于部门多人多，办公条件也还是不好。我和关教员被分在了作训部技术股，不大的办公室有三个人，两个军官一个士官，又进去我们俩，办公室比较拥挤。但是他们人都很友善，他们的工作，我们也帮不上很多忙，只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办公室三个人都成家了，两个军官家属都随军了，士官也是山东人，爱人在老家，是个老师。记忆中，我们和士官同志聊得比较多，因为工作时间大家都没时间聊天，下班两位军官就回家了，晚上士官呆在办公室，我们俩没事干，也呆在办公室，聊天的时间就多了。他和我们聊工作、生活、家庭，还有他的无奈。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像他这样两地分居的军人有千千万。为大家，舍小家，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奉献着。
后来，快过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学校放寒假的时候，我们在团里的实习也结束了。在基层部队的日子不长，条件虽艰苦，可我们不觉得苦，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都是那么淳朴和真诚，后来我和他们还联系了一段时间。
过年后，进入新学期，才正式开始我的军校教员生涯。军校教员的工作，和地方大学老师的工作相差无二，不外乎就是教课、写论文、做课题，而比地方大学老师更多的，我们还要受到军队纪律的约束。
新学期伊始，第一次参加教研室会议，主任就布置了带学生出去实习的任务，虽然也是在北京，但是又是远郊，得住在实习单位。教研室都是年轻人，而且女教员居多，孩子都比较小，我虽也结婚，但是没有孩子，没有负担，因此我主动请缨。随后另外一个尚没有孩子的女同事也举手申请和我同去。
就在我们带学生在外面实习的这段时间，春天悄悄地降临到了紫禁城，天气也渐渐变暖，树绿了，花开了，人们都脱掉了厚衣服，争相出去踏青，大家笑着，闹着，孩子们相互追逐、打闹，好不快乐。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在这羡煞人的美好的春光背后，正隐藏着一场空前灾难的。那是2003年。
这场灾难就是一度万人空巷、夺去了多少人性命的非典！
带实习期间，就在新闻里看到过在广州出现一种凶猛的传染病，当时没以为然，以为只是个例，后来很快，北京就有了，仍然没以为然。学生为期四十多天的实习顺利结束，我们回到学院，天气也渐渐热了起来。疫情开始变得有些严峻。学校给每个人都发了体温计，每天早上我们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量体温并进行记录。
不巧，有个朋友从广州来到北京，想与我见面吃个饭，我欣然前往，与朋友见面的喜悦，让我没有顾及她是来自主要疫区这个事实。见面相谈甚欢，然后依依惜别。
谁能料到，第二天我就病了，烧到三十八度五，很少生病发烧的我，当下有点慌。非典的初期症状就是发烧，而且又与来自广州这个重疫区的朋友一起吃饭，这两厢结合在一起，不慌是假的，何况，我们三室一厅的宿舍里共八个人，还包括一位老人和一个四岁的孩子。我一人生病事小，传染给其他人事就大了！
我当即就去了校门诊部，还好，伴着牙疼，并无大碍。吃了三天消炎药，烧渐渐退了，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我这边没事了，可是，整个北京城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学校放假、单位休班，人们没事就不敢出门，一向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北京城，霎时间万人空巷。我们学校没有停课，只是采取了具有部队特色的措施，关闭所有校门，禁止出入。那时是2003年5月份。
我们在校园里正常上课、上班、生活，我与爱人同在北京城，却被隔绝开，他也不敢出去走动，只是把自己关在实验室，正好专心写他的博士论文。我知道他是安全的，他也知道我很安全，只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惶恐不安。
学校两天出去采买一回食品，米面粮油肉蛋奶蔬菜水果等，每次一卡车，供职工购买，日用品学校有小超市。而我们住宿舍的，一日三餐都是食堂解决。
我们教研室一个同事，怀孕在身，那时肚子已经很大了，预产期是7月份，学校关门以后，她爱人在外面上班进不来，她只好一个人挺着大肚子住在学校，例行产检也去不了。现在想起来真是艰苦又危险，非常时期啊。
好在戒严四十多天后，疫情得到了控制，校门终于开放了，大肚子同事的爱人终于能够回来了，不久以后，她就生下了一名健康可爱的小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