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严歌苓小说《第九个寡妇》，再去看翻拍的电视剧，多半会大失所望。差别实在太大了，我甚至没法承认这还是严歌苓的作品。我不敢说剧拍得不好，但改了以后，根本就不再有严歌苓的风格了。
那么你一定会问严歌苓的风格是什么？写作风格就不去说了，我也不是行内人。但严歌苓说过，她在没想清楚故事下面的故事时，是不会动笔的。对，故事下面有故事，有逻辑才像严歌苓的作品。
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王葡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个性的农村寡妇。其中最突出的两点是坚韧和独立，坚韧有两层意义，一种是西方人对乡土中国的普遍看法，他们认为从旧金山的华工那里得到了证实。中国人生命力太顽强，环境多么艰苦都不是问题。似乎也包含一种歧视，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华工不参加罢工，忍受更低的薪资，所以，得罪了白种人劳工。历史上歧视华人的法案就是那么引发的。
葡萄的坚韧不止如此，她的忍不是忍气吞声，而是在不可抗力下依旧保持乐观，耐受力由此有了坚实基础。
独立是葡萄更为突出的特征，因为东方人和西方人比，更依赖集体，更从众一些。原因也许是，乡土中国是由一个由血缘延展出的熟人社会，人言的压力超乎寻常的严厉，对女性的枷锁也非常沉重。
葡萄是爱孙少勇的，当孙少勇为了个人前途，带人来挖父亲藏的银元。葡萄以为可以破财免灾，对二哥做了让步，可孙少勇并未止步于此，竟然“大义灭亲”至亲生父亲于死地。葡萄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坚决与他决裂了。甚至在怀上了他的孩子后，也决不妥协。
运动面前，盲从是大多数人自保的政治态度。土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文革…，解放后的前三十年，也包括此前的战乱时期，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无休无止。那么什么是运动呢？运动都是群体性的活动，声势浩大，那么多齐刷刷的拳头举起来，如果你没举，也没跟着喊打到…，那下一个就是你了。
葡萄就是因为不从众，才戴上了没有“觉悟”的帽子。还好在定成分时，因她是地主家的童养媳，被定为贫苦的最底层。
另一方面，大家也习惯了她“生胚子子”的性格。只能说她“觉悟低”，也拿她这种身份没什么办法。大家那时所谓的觉悟其实多数是自保的一种从众，砸锅炼钢今天被当做笑话。可那时就是“觉悟”，一种自保的“理性愚昧”。
在荷枪实弹的十四军面前，葡萄敢于手持大棒去拦截。她有她自己的理，她对多数人都是友善的，可一旦进入她认定的疆界，就不那么好说话了。葡萄简单实在，她看不懂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可谁也挡不住她“活人”，这也许就是葡萄最朴实的人权意识吧！
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某一天，在一个叫史屯的地方，在鬼子的刺刀的威逼下，八位妇女为救“老八”认领了他们，自己的丈夫却被抓走了，此后她们成为了“英雄寡妇”。王葡萄是“英雄寡妇”之外的第九个寡妇，她那次认领了自己的丈夫，可丈夫还是死了，那一年，王葡萄才14岁，被认为是尚未觉悟的孩子。
王葡萄七岁就成了孙家领养的童养媳，丈夫死后，她依然生活在孙家。公公孙怀清既是她的公公，也是她的养父，孙怀清为人正直，是位有威望的乡绅。土改时，孙怀清被划成恶霸地主，家产被史屯人分，人也被抓了起来。孙怀清的大儿子是国军团长，本已投诚解放军，闻知父亲受辱后，大闹后被抓。他的属下再次反水救走了他，从此没有了音讯。二儿子孙少勇是解放军的军医，有着较高的“觉悟”，为了个人前途，他积极和父亲划清界限。
那时在革命队伍中只有“进步”才有出路，孙少勇受困于父亲的成分，不知如何是好。
一次关押他父亲的监狱闹事，他竟要求尽早枪决自己的父亲。严歌苓目睹过运动中的这种大义灭亲，人性在此处显出了“血淋淋的残忍”。这是小说的版本，电视剧为了让土改的叙事更加政治正确，加入了一段孙怀清搭救“日籍老八”的段子，法场枪决就转到了国军手里。
（我们转回原著版本）只有王葡萄还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营救，可她能找的最大干部也就是孙少勇了。
一切都无济于事，孙怀清还是被枪毙了。孙少勇那时只想甩掉父亲这个政治包袱。
这类事严歌苓成年前看过很多，运动中，揭发他人被认为是了不起的进步，因而不管是政治投机还是自保，集体焦虑中，必然有些人躺枪。
幸运的是， 执行枪决时，孙怀清并没有死。王葡萄将孙怀清背回了家，藏在红薯窖里，这一藏就是二十多年。
葡萄为了让孙怀清活下去。她不仅要“大变活人”。还必须与或敌或友的掌权人周旋，葡萄先后与多个男人有过情感经历。她被男人们看作是“尤物”。而他们并未真正读懂这个“混不吝”的“生胚子”。
葡萄简单朴实，但她识得好坏人。四清干部朴同志住进了她家，是个作家，葡萄从他的自传体小说中，就读懂了他的人品和性格。她的善良最终也感化了二哥孙少勇，父子重归于好，孙少勇也最终娶了葡萄。
严歌苓把葡萄性格的塑造放到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一幕幕悲剧后不断显露出，一面是急于摆脱愚昧的拔苗助长，一面是豪情之后饥荒和各种适得其反的教训。而葡萄却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用最朴实的方式“好好活着”，也尽一己之力向周围播散她心中的善良种子。
注：配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