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人故事 NO.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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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年，刘裕重病。
他临终托孤于谢晦及护军将军檀道济、司空徐羡之、仆射傅亮等人，四人受命辅佐少帝刘义符。刘义符是刘裕的第一个儿子，作为有皇位继承的人家，刘裕44岁之后才有了一个儿子，可以想见是如何的宝贝，是以这个刘义符就被他给宠坏了。
据说刘义符人很聪明，而且擅长骑射也精通音律，但是玩乐之心实在太重。他爹死后他根本就不管朝政，当时刘宋正与北魏开战，外患当头，可这位还童心未泯，在皇家华林园造了一排商店，自己小衣巾，短打扮（就是“汗衫短裤”），亲自买入卖出，讨价还价，将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玩得深入浅出。
这样一位皇帝，着实让人不放心。可能是出于私心，也可能是为了大义，不久之后刘义符便被权臣谢晦、徐羡之等废杀。
刘裕第三子刘义隆被他们看中，坐上帝位成为新的皇权代理人，为宋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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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晦他们并没有看错，刘义隆确实是刘裕儿子中最出色的。
年仅四岁的他就已亲临前线，长大后身材魁梧博览群书，后来果然创下了“元嘉之治”。虽然登上了人生巅峰，但对于刘义隆来说，谢晦他们如此的擅权之举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他先是加封、放权麻痹他们，慢慢的安插心腹收归禁军权。一旦他大权在握，就开始干净利落的清算之举。
426年，徐羡之自杀、傅亮被杀，谢晦被逼出兵反抗，最终兵败被处死。
谢晦的罪行并没有牵连谢氏其他支脉，谢灵运的堂哥谢弘微一直跟随刘义隆，文帝登基后便跟随他进京任职黄门侍郎。
3月，谢灵运也被任命为秘书监，他再度捡起了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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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东晋第一世家，祖父谢玄又一直是东晋的荣光，谢灵运对于自己的人生定位，难免会有更高要求。文帝给予他的任务是整理秘书阁，并且让他撰写《晋书》。纵观两晋南北朝近300年历史，宋文帝刘义隆算是少数几个有远大抱负并胸襟开阔的君王，在他治上，不仅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对于文化领域的建设也是颇有建树的。
其时已距陈寿身死百余年，三国史料大量出现。《三国志》内容简洁，宋文帝认太过简略，所以下诏命裴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最终才有大家现在看到的、详实又文采斐然的裴注《三国志》。
此外，范晔的史书巨作、“前四史”之一的《后汉书》也是元嘉年间完成。这两部书在中国的史册文献里都算是重量级的著作。
可惜我们的谢大才子眼高于天，他并没有跟上刘义隆的眼界和意识。或者说谢灵运的性情并不适合沉下心来潜心治学，他在几个月的秘书监任上，仅仅是粗立《晋书》条疏而已。试想一下，如果这位大哥真的静下心来编撰《晋书》，想必也可以避免流放横死的悲惨下场。不过或许也就不会有大唐贞观年间，李世民、房玄龄等人众志成城的一百三十卷《晋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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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秘书监数月之后，谢灵运升任侍中。
他的书法和文章都很受文帝赏识，他就把“自我期望值”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已然将自己提高到了先祖谢安的层次。然而，宋文帝一直是个温文但又理智的君主，他对于谢灵运的文人本质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知。
谢灵运不服啊，于是用消极怠工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阮籍一样，他经常生病，并且坚持“带病”修筑池塘、种植花树、移栽修竹、摆弄香草，而且经常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往往一走就是十多天，既不上书请示，也不请假。
刘义隆真的是一个宽和的好皇帝，他想辞退谢灵运，但又不想直接下旨将其免职让他颜面丧尽，只能暗示他主动辞官。领导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于是在428年春天，谢灵运终于递了辞呈，宋文帝顺着台阶让他回家乡休养。临行之前，谢灵运还上了一道奏疏劝文帝北伐，亦算是圆了自己的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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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回归他有了一个好搭档，堂弟谢惠连此时也到了始宁，两人心心相戚，从此形影不离，与一干好友游遍了会稽和始宁的山山水水，甚至开辟出了好几条全新的旅游线路。
谢灵运财资丰厚，为了心爱的旅游事业花起来眼睛都不眨。他喜爱探险，但凡游山必定要探寻最为险峻幽深的地方，即便山峦叠嶂、沟壑纵横，也不畏险阻。为了方便走山路，甚至发明了“灵运屐”。
他曾经带领数百名奴仆从始宁南山到临海一路伐木开道，动静搞得太大，使得时任临海太守的王琇以为是山贼前来偷袭，甚为惊恐。谢灵运管不住自己的腿，也管不住自己的嘴。当时的会稽太守孟顗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不知道哪里得罪了谢灵运，他逮着孟太守就是一顿暴损。
两人就此结下了梁子。
应该说，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贵族确实是有很多特权的，当时南方未开垦的田地众多，当政者为了鼓励民生，对他们的圈地运动是默许的。谢灵运看中了会稽城东的回踵湖，于是上疏请求将其改做稻田之用，得到批准，并下令地方各州郡执行。偏偏地方官是他得罪过的孟顗，孟太守就坚持认为回踵湖距城郭很近，一方水土养一方百姓，改做稻田没能物尽其用，十分可惜，因而坚决不执行朝廷的命令。谢灵运转头要求将始宁县的岯崲湖改做稻田，再次遭到孟顗的抵制。
这下谢灵运就怒了，对着孟顗又是一通猛怼，两人的仇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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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年，孟太守开始了他的反击，他上奏朝廷说谢灵运要造反。
这下谢灵运坐不住了，他立马上京辩诬，写了《旨阙上表》。委屈巴巴地说自己回家养病三年，平常离群索居住在穷山岩洞之间，只想修身养性了此余生，却不曾想被孟顗诬陷说要造反。他拖着病残之躯上京请命，愿以死明志请皇上裁夺。一顿夸张而真挚的表白，很是让人不好意思。
皇帝当然知道他不会造反，但也不想让他回乡扰民，就让他留在京都。在这期间他与王亮造了《四部书目》，并与慧严修改了《大般涅槃经》。皇帝看他有“改邪归正”的倾向，就让他去临川当太守，还把他的工资提到两千石。结果这位老兄到了任上又故态重萌，吊儿郎当不担正事。
结果又被人弹劾。
朝廷派人到临川抓他，他居然拒捕逃跑。这下好了，简直坐实了造反的罪名。他也是运气不好，当时皇帝刘义隆生病，朝政就委托堂弟刘义康全权负责，这位彭城王可不像文帝那么好说话，坚持要把谢灵运处死。后来还是刘义隆惜才，下了一道诏书说：谢灵运罪过深重，确实应该判处死刑。但念他祖父谢玄有功于国家，应该原谅他的子孙，免死充军广州。
不知道为何，这个刘义康一心要谢灵运死。他流放到了广州以后，就被诬陷造反。证据确凿，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下诏将谢灵运就地正法。
现如今回头看，这其中的供词根本经不起推敲。谢灵运临死时写诗说：“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惘惘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悯。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对草草了去的一生还是有许多的遗憾和不甘吧。
这一年是元嘉十年（433年），他四十九岁，还不够知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