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10 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之一

看曾的艰难困苦，简直是困苦到极致了。如果是拿现在的自己带入，直接撂挑子不干了。皆因没有到达曾的境界

=====《曾国藩传》=====

太平军取得湖口之战的胜利，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克服安庆、直捣金陵”的梦想，更让曾国藩陷入漫长的困境。

把最得力干将派出的曾国藩不久就尝到了恶果。太平天国攻下武昌后，石达开带兵回到江西，在江西展开强大攻势。此时，湘军水师已经失去战斗力，曾国藩身边又没有得力将领。

曾国藩的部队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蜡丸，化装潜行；即使如此，送信人还是往往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达百人以上。

曾国藩当时时刻面临被杀的危险，如果石达开再加上最后一把劲，曾国藩可能就在江西殉国了。

这一时期，曾国藩不仅陷入军事上的危局，政治上也陷入重重泥沼之中。

问题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理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供饷之责。其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其人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在他眼里，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办团练起家的在籍官员而已，地位等同绅士，湘军不过是民团，跑到江西来，是他的额外负担。他认为，湘军要在江西吃自己的军饷，就必须对自己唯命是从。因此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他所下命令又朝令夕改，令人左右为难。对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无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子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

曾国藩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于咸丰五年（1855）六月十二日，以陈启迈“劣迹较多，恐误大局”，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无法为之辩解，咸丰皇帝阅之大怒，立刻将陈启迈革职查办。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重复了曾国藩湖南的经历，这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束手，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曾国藩为了筹集军饷，就要在江西抽厘，也就是收取商业税，这样就不能不聘用江西绅士来办理厘局。这在江西地方官员看来无疑是侵越他们权力的事，因而就来个针锋相对，寸权必争。曾国藩要在哪儿办厘局，江西也在哪儿办厘局。曾国藩要用某个绅士，地方官就扣住不给，甚至对亲近曾国藩的绅士进行打击报复。早在陈启迈当政时，有个名叫彭寿颐的江西举人，甚得曾国藩的赏识，欲招入幕府使用。陈启迈收到曾国藩的咨文后，不仅不允调用，反而因事将彭寿颐投入狱中，严刑拷讯。久而久之，江西司、道、府、县官员皆希上旨与曾国藩互为水火，甚至有人故意起而刁难谩骂攻击曾国藩，以取悦自己的上司，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经常被人痛骂毒打，遭受侮辱。

曾国藩在江西数年之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回忆说：“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又形容当时的苦况说：“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但时势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般隐忍，甘受煎熬，常年寸心如焚。“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苌弘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慨，我岂伊殊？屈累之所以一沉，而万世不复返顾者，良有以也。”委屈痛苦，溢于笔端。他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蓉说：“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种种不平之鸣，证明这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之一。

咸丰七年五月，曾国藩假期将满，他不想再过客位虚悬的日子，遂奏请在家守三年之制。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于是向咸丰皇帝摊牌，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

曾国藩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没想到，逞妇人之智的咸丰皇帝和曾国藩较上了劲。

咸丰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段话：

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湖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

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他的兵权。

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