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陆上丝路时代三大总结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对路上丝路时期，可以总结出三个“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难题：
复合型农耕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的大难题（胡汉融合）一直没有找到有效解决办法。
从宏大的历史角度，陆上丝路的开通，农耕定居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汉族，将触手伸到了河西走廊以西，长城以北的广袤的游牧民族生产生活地域。因此，客观而言，相关地域的游牧部族必须有效参与其间进行合作，才能实现利益最优化。而历史实践也显示如此，唐朝时期的胡汉联合控制丝路，共享丝路利益的模式是最佳的模式。但是就如前面章节讨论过的“囚徒困境”实验：全体合作者结成的群体效率最高。但是这种合作结构，最终往往毁于突变出的背叛者。当时遍布欧亚大陆大量的游牧族群，多如星辰。因此，唐朝的胡汉合作模式，出现背叛者的概率是很高的。唐朝模式成功与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具备积极汉化倾向并长期经略华夏北方的鲜卑人与汉人最终形成的联盟合作机制）。因此随着唐朝的消亡，这个模式不可再复制。
安史之乱之后，尽管唐朝一直走下坡路，但是仍旧有大量胡汉英雄人物，在历史中极力挽救唐朝的衰亡。但是偶发的背叛者将唐朝特定条件下实现的胡汉联盟模式彻底瓦解，让历史不可能再回头。所以从宋朝开始，各个胡汉政权及朝代彼此基本泾渭分明。根据自身朝代的盛衰必然规律，中国的统治权在胡汉统治者手里不断轮转。开始的争斗还是对陆上丝路的主导权的争夺，到后期，掌握先进生产力的汉族将国家重心及丝路重心转向南方。陆上丝路日益荒废，海上丝路兴起，游牧民族不接受自己的命运被丝路时代的大潮抛弃，使得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的斗争从北方转向整个中国。而持续的基于极其巨大的丝路利益，使得争斗范围和强度日益激烈，参与其间的游牧民族和汉族的完全融合，就成为这个时代始终必须实现的目标和时代无解的难题。
最大的经验：
华夏文明在陆上丝路时代获得最大的经验就是，主观深刻认识到地理空间角度的国家“安全底线”，和“利益实现基础”。即河西走廊，长城防线及西域的各自重要作用。中原王朝得之则吉，失之则咎！
最大的成果：
佛教的中国化与理学的诞生
1）、印度文明与佛教
谈到佛教，不得不先讨论下印度文明。
古印度文化亡与古雅利安人不断南下对印度次大陆北部地区的不断迁移征服。
因此，现代印度文明主体是根植于雅利安人征服古印度文化后构建出的婆罗门－种姓制文明模式。消亡的古印度文化，仅以现存的低种姓、贱民阶层而显露出一些现有印度文明与古印度文化的历史关联所在。
谈佛教必须谈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古代形式），因为佛教的诞生，就是基于对婆罗门－种姓制这种古印度文明（雅利安人入侵后建立的婆罗门－种姓制文明）的反动形式诞生的。
古雅利安人在印度设计出的这个婆罗门－种姓制文明样式。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都非常奇特的存在。婆罗门教在宗教理论上认为人在现实世界中苦难就是一种常态，是上一轮生命中业造就的结果，而生命是可以轮回的。因此现世的苦难是上一世行为决定的，而为了摆脱现世的苦难的根本方法就是通过修行消除业力，在下一世的轮回中走向幸福。当然婆罗门早期教义过度强调现世的苦难，只能靠修行寻找下辈子的幸福，导致信仰者内部厌世氛围过于浓重，所以后来的婆罗门教强化了及时行乐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印度宝莱坞的发达，以及印度社会内部对女性极不尊重的现象。都可以上溯到婆罗门教用及时行乐纠偏教义后的正向和负面表现现象。
婆罗门教不仅仅构建了自身的宗教世界观，更用宗教教义规定出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种姓制。
在婆罗门教义中，人类社会是原人在现实中的反应。
婆罗门（祭祀）、刹帝利（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罗（奴隶）代表了原人的嘴、手、腿、脚，（后期随着征服者不断到来，被征服者不断增多，首陀罗的人数不断增加，为了便于统治，就将一部分特定的奴隶划为一个新的阶层——不可接触的贱民阶层，这让有大量人口的奴隶阶层首陀罗也有了可以欺压的对象，使得大部分都被征服者也形成了某种心中最微小的优越感，极大转移了大部分被征服者首陀罗阶层对征服者们的敌视。）由于征服印度的雅利安人不是一个统一的、联合起来的族群，他们对印度北部的入侵是一个个部落，由各自主观意志决定下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持续南下而发生的一系列征服过程。这里不仅有着雅利安人对原住民的持续征服过程，也有着后来的雅利安族群对先到的雅利安族群的征服。因此这个种姓制的制度设计，不仅仅解决了雅利安人对原住民征服后的利益巩固的问题（他们将被征服的原住民划归到低种姓、尤其是贱民阶层，保证了这个制度下，原住民世世代代处于社会最底层、被其他阶层人欺压），同时解决了后来雅利安族群对先到雅利安族群斗争夺权的关系。前到的征服者，他们制定出自己婆罗门的身份以及拥有印度北方城邦的王权（刹帝利）权力。而遇到后来的征服者时，只需新征服者承认先前的征服者婆罗门的象征性的神权特权，原有的统治者就可以用最微弱的抵抗，甚至不抵抗，放弃曾掌握的王权权力给予新征服者。于是原来的统治者只需要用政治妥协即可让新来印度的征服者们的获得统治权力，而自己则用婆罗门的神权身份保有相当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这个种姓制是一个非常严密的职业绑定制度，各种姓及基于四大种姓下的无数个亚种姓的种姓制身份与具体的职业是严密绑定的。随着人口增多，以及各个新的行业产生出来，不断有各个亚种姓分化出来，成为这个具体职业的永世继承者。印度文明下的分工最后已经细化到非常绵密的地步。扫地的不能做饭，开车的不能卖布。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在印度的外国人对类似情况的描述，让一个印度教信仰下的人去做他职务以外的事情，往往会引发印度人极大的反应，根源就在于这里。这等于逼迫他干了其他种姓或亚种姓的工作（如果干了比自己高的种姓的事，就是自己对高种姓的玷污。如果是干了低种姓的事，就是对自己的侮辱。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公开，甚至可能引发其他种姓或亚种姓对自己的敌视），这是对印度文明（婆罗门教规范下的种姓制）传统的‘不敬’，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破坏’。种姓制严格绑定了职业，好的地方在于，这个制度给这个文明下所有的人一出生就‘安排’好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哪怕贱民也规范了他们的职业）。在古代人类生产力低下，社会生存条件低下，给每个人生下来就安排好了工作。这种好处足以抵消种姓制对绝大部分人永世的压迫。这就形成了在社会层面，在生产生活经济领域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结构——尽管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所有人都承受不同程度地歧视和压迫，甚至迫害。但是总算是每个人都能有一口饭吃。
更妙的是，当这些结合起来，就形成更奇妙的结果。每一个新的入侵者进入印度，只要接受印度文明婆罗门－种姓制度规定，哪怕是种姓制规定，那么原有的统治阶层就会将政治权力让渡出去给新来者（刹帝利），入侵者只需保证原有统治者的婆罗门身份，并从获得的统治利益中分出一小块，作为给予原统治者（婆罗门）的供养。那么新来的统治者就能轻易获得印度的统治权。不仅仅如此，在这个种姓制体制下的全体人民，被统治阶层设定于一种超长历史的稳态结构中，那么接受印度文明（或仅仅接受种姓制）的新统治者，将不需要花费过大力量对印度进行武力征服，新征服者只要承认自身成为这个体制内的刹帝利，这个体制就完整自动地成为其权力统治下为其服务的社会系统。
于是我们看到，印度次大陆历史上，征服者无数，雅利安人，突厥人、蒙古人、英国人。佛教、拜火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的人在漫长的历史中都纷纷来到印度次大陆，并实现了统治。
为什么印度文明面对无数征服者至今仍在？就在于这个雅利安人构建的‘婆罗门－种姓制’印度文明的精妙结构。征服者们，只要你们接受种姓制，那么整个社会的统治权力就能让你们轻易获得（就等于承认了婆罗门教的合法统治地位）。对每个新来的统治者来说，为什么不开心地成为这个文明一份子呢？
于是站在印度文明的立场，无论统治者如何变化，只要新的征服者接受了种姓制带给他们统治印度的巨大便利，等于新的统治者自动接受（或者说承认了）婆罗门教的至高地位。婆罗门教是宗教，但是他以宗教教义为背书，规范了世俗社会的社会结构（种姓制），种姓制带来统治的巨大好处，又给了婆罗门教（今天的印度教）巨大的生存土壤。婆罗门教和种姓制相互背书和支撑，才造就了印度文明持久存在，直到今天仍旧是印度次大陆的核心文明样式。
佛教就是在印度文明的这种大背景下诞生的。婆罗门－种姓制为核心的印度文明，虽然保持了存在的历史顽固性，但是无论宗教还是社会制度彻底的等级制度以及等级压迫，对印度大陆上的人民，尤其是大陆上的土著势力以及不甘被压迫的人民而言，对印度文明的反抗就自然发生了。佛教、后来的锡克教等等，都从宗教层面，以众生平等的核心教义来反抗印度文明内含的绝对压迫。佛陀释迦牟尼在尼泊尔，在当时更多土著聚居的城邦里创立了佛教。以众生平等的教义反对婆罗门构建出的种姓制对大多数人的严重不公。佛教的反种姓制度宗教教义很快就赢得大量人民的皈依，当希腊亚历山大大军东征来到印度次大陆北部，将古希腊文化带到这个地区，对印度文明带来重大的影响。一个具备强大文明背景的外来文化对印度文化的强烈冲击，不仅从政治权力、文化思想、社会阶层带来巨大震荡。这种震荡对固有的婆罗门－种姓制印度文明带来沉重的打击，这就给强权制度崛起以空间，给佛教的崛起带来巨大机遇。随着孔雀王朝强势崛起，笃信佛教的孔雀王室对佛教进行了大力扶持，佛教开始在印度次大陆兴盛，并北上走向西域、中亚。随着汉朝打通丝路，佛教和一众异域宗教（波斯的拜火教、罗马的基督教、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等）纷纷来到中原。而在印度次大陆，佛教经过短暂兴盛，逐渐走向衰败。因为依托强权兴盛必然因为强权必然的衰落而式微。当佛教开始式微，它就重新面对婆罗门教的逆袭。佛教提倡的众生平等理念，固然是文明上的先进体现，但是佛教在当时只能在信仰领域来反对种姓制度等级的绝对压迫，但是在现实生活层面，佛教没有具体的现实解决方案来实现意识形态领域人人平等的要求。如果彻底打倒种姓制，佛教能实现人人都有饭吃的目的吗？相反，种姓制与职业的高度绑定，却能极大程度确保能给予绝大部分人一口饭吃。佛教这种以信仰平等来对抗社会不平，等于企图用精神满足解决肚皮饥饿问题。于是在现实生活这个方面，即便理念占优的佛教也不得不对印度社会种姓制的普遍现实采取一种暧昧的默认态度，而只将佛教的实践领域集中在意识领域及价值观层面。因此当孔雀王朝衰亡，社会动乱，新的征服者来临，种姓制重新展现出它的独特作用和适应性时，婆罗门教就复辟了。这种复辟很快就在印度次大陆绝大部分地区重新占据主导。而佛教逐步萎缩成小众宗教。直到今天，佛教被很多印度教徒认为是其（印度教、婆罗门教）的一个叛逆分支。
相对于印度本土佛教的衰亡，佛教通过陆上丝路从汉朝进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与华夏文明磨合大发展，到隋唐逐渐走入华夏统治阶层。
佛教汉化的过程里，主动地与华夏文明进行融合，以禅宗诞生为标志，佛教基本完成了宗教的本土化。汉土佛教，从早期小乘为主，逐渐发展大乘为主。从追求个人修行，修行者的最终觉悟为主，逐渐进化到大乘佛教普度众生。
从唐朝开始，已经走进华夏统治阶层的佛教开始跟儒家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持续到宋明，随着理学的兴起，产生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状态。佛教的意识形态部分成功进入华夏文明的意识形态核心领域，并成为其重要的一个部分，极大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内容。佛教这个进入中华，通过磨合交流改变而成功融入华夏的过程，并非此处简短片语能详细说清楚，读者们可以找一些佛教史书籍中仔细了解。此处阐述大致历史框架。就是要阐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丝绸之路打通后，世界各地宗教纷纷入华，比如波斯的拜火教，罗马的景教，这些宗教的入华基本跟佛教入华的时间差不多同期。基督教入华近两千年，如今信众据说上亿，但是为什么没有对华夏文明的核心有深度的影响？至于那些湮灭历史中的外来宗教不知凡几。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除了佛教，其他宗教为什么不像佛教一样，实现最终三教合一，融入华夏文明的核心并深度改变华夏文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