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099】菊与刀

【Reading099】菊与刀

树欲静

——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

“刀”是武家文化象征。

这两个鲜明的标志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日本人在异族看来的矛盾性。而这两个带有鲜明日本色彩的特征与日本文化中深入骨髓的等级制度密不可分。无论在社会制度上，它采取的是模仿中国唐朝的封建制度，还是模仿的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带有显著的日本特性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思想却是丝毫不受世俗世界的政治制度而一直沿袭下来的。

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为士（武士），农，工，商，其下还有贱民。贱民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根本不算人，因为，甚至通过他们居住部落的道路也不计入里程，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日本无论如何酷虐地对待战俘都是可以料想到的，他们并没有把放弃抵抗的敌军或者普通民众划入“人”的范畴，或者正是因为这些放弃抵抗者放弃了比生命还重要的荣誉而使得作为胜利者的日本将士对其蔑视到了极点，也就使得胜利者在战败者中比赛杀人和竞赛解剖青蛙可能并没有什么差别。

日本坚持的是，各个等级的人群必须要要履行其所属等级的权利与义务。断不可越雷池一步。中国曾经也有阶级之分，可是远没有日本的严厉。在四大等级之上的是大名，武士绝对不允许从事任何生产活动，只能靠俸禄为生（这一点和中国的“士”截然不同，否则绝不会有“采菊东篱下”这样子的佳话了），也就决定了武士只能是大名的附庸；大名对将军负责，将军服务于天皇。在德川家康击败所有对手，于1603年成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后，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一直持续到1863年。

日本的皇室和中国的皇室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中国人虽然也非常讲究出生，但是本质上还是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心态，中国人心思可能比日本人要活络一些或者狡黠一下，表面上可能山呼“万岁”，但是打心眼里可能并不相信所谓的“真命天子”。所以即使上至民风淳朴的三代，周天子实际上还是随时可能被各方诸侯取而代之的；而日本从始至终，皇室从来没有变更过，无论将军幕府如何改朝换代，却从未有人试图对天皇说一句“彼可取而代之也。”因此，虽然神圣首领是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但是天皇仍旧在等级制度中占有一个“恰当地位”，日本人对天皇、对国家神道的感情，更多的是一种忠诚，而非一种政党感情或者是宗教狂热；这份忠诚有点类似于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坚贞，美国人并非为了民主党或者共和党而战，而是为了国家荣誉而战。正因为对于日本人从小就把捍卫等级制尊严的想法烙印在了心里，所以才能够出现另其他民族大惑不解的现象：上午日本将士还宣誓与城偕亡，下午就接受了天皇宣布投降的命令而主动放下武器，晚上就在集市上购买日用品。

也正是出于对等级制度的信任，他们对于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作风嗤之以鼻，认为其无法无天。对于日本武士而言，他们的义务是效忠于天皇与神道，即使放弃生命在所不惜；而他们的权利来自于荣誉，来自于天皇的馈赠，而非自己向天皇主动的索取。在神圣的等级制度面前，美国式地衡量付出与获得的锱铢必较是可鄙的行径。

由于等级制度产生的“忠”也决定了日本对于名誉的敏感。他们并不向美国人那么强调个人的发展与自由，相反，他们更崇尚忠诚与荣誉。这种集体的信仰使得他们把死亡与牺牲看成为最大的光荣，那才是正真的尊严。在西方国家，阵亡士兵达到全军的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几乎鲜有不放弃抵抗的；而美军在一场登陆战役中的统计结果是日本士兵被俘的比例与战死的比例是142比17166；几乎所有的被俘士兵都是因为失去了意识或者丧失了战斗能力而被俘，即使被俘之后，也如同死人一般毫无生气。对他们而言，个体的利益与发展实际上毫不重要，只有对天皇的效忠，得到来自整个集体的认可，才是他们存在的意义所在。

如果面对这样子的对手，或者生活在这样子的集体之中，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无疑是梦魇一般的可怖。也正因如此，了解未来潜在的盟友或者敌手，才变得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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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