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勇立

我的无忧无虑的“学前教育”时光是很短暂的。我上学的时候已经八岁了（虚岁）。为了节省五十元的学费，父母将我送到了隔壁乡的学校就读，和我一起做“外乡人”的还有一位亲戚——莉莉，她是我那入赘在了朱家的二爷爷的孙女。莉莉家不缺钱，半年之后便转回本乡的学校去了，也许是因为太寂寞吧？我也不知道。

从此那学校里的外乡人只剩了我一个。我的朋友们有说有笑，成群结队地去上学，而我则由我的伯祖父护送着，一言不发地去上学。这样沉默的“旅途”持续了一年，伯祖父去世了。我的父母一定想不到，五十元钱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性格——这些经历与我后来形成的内向性格是多少有些关系的。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用躲在精神世界里的法子来抵御寂寞。我很讨厌这一种性格，却又无法摆脱。它使我看起来过于孤僻了。

因为父母认为上幼儿园学不到多少东西，那是在浪费学费，于是虚报了我的生日，使我提前升入一年级中去了。我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与选择，只知道那无忧无虑的时光提早地完结，从此便要与那无尽的功课和严厉的老师为伍了。教数学的平老师十分严厉，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使他养成了这样的老派作风，然而他老派作风使新生的我感到害怕。

我开始厌学。

我想尽一切办法，编造各种理由逃避上学。有时候在母亲的自行车上一路哭着去，有时候她会半路停下来把我打一顿。我的脑袋上挨了许多个“头颈拳”，以至于使她疑心是不是把我打伤了，因为我有时候会感到头痛。然而我仍然抽泣着跨进了学校的大门。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

有一天，我又因为哭闹而迟到了。当母亲把噙着泪的我送到校门口的时候，我看到班里的同学们全都站在了大门后头，他们在等着我。

“快来上学吧！”他们对我说。

我意识到自己的任性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我最害怕给人添麻烦。于是坚持上学成了我心中的责任——虽不喜欢，从此却也不再逃避。

抗拒，勉强，愿意，喜欢，爱，痴迷……我能将这些情感区分得十分清楚，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我感到了模糊。

也许是因为我的脑子里萌芽出了理性吧？

教数学的平老师兼课体育。“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那可不是一句笑话呀！我的数学就是体育老师教的。这位平老师不仅教数学严厉，而且教体育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的“松懈”，哪怕是做一个游戏。

有一次做游戏的时候我站错了位置，随着他严厉的一声“不会玩就出去！”我被请出了局。同时被请出来的还有一位同学：瘦瘦小小的个子，脸上带着一些“高原红”——他并不是从高原上来的——开口说话的时候露出两排整齐而细密的牙齿。平时看着有些呆气，和我差不了多少，但说起话来却充满了机灵劲儿，比我强多了。

“不玩就不玩，有什么了不起！”他不屑地说。

“对！有什么了不起！”我附和着说。

从此我们这一双“难兄难弟”便熟识了。

他就是张勇立。

张勇立在班上还有一位表哥，黄小杰。黄小杰和我的关系不错，和表弟张勇立的关系也不错。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我俩就把黄小杰给忘了，成了形影不离的挚友。

有了张勇立做朋友，我开始喜欢上学了。

天空中传来几声闷响，听着有些害怕，可是随即想到那些声响叫做“春雷”，春雷会带来春雨，春雨会带来生机。春雷也变得可爱了。在五颜六色的水彩笔中，我最喜欢绿色的那一支，它能画出春天的颜色。带着暖意的微风，吹斜了细密无声的雨，那是春姑娘的长发。操场的泥地上冒出了许许多多的嫩绿的芽，围墙外的田地里却早已经绿成一片了。学校旁边的人家门前种着一种灌木，冬天的时候盛开着球状的白花，到了春天却只剩了碧绿碧绿的茂密的叶子了。我和张勇立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着一场春雨，看着那由白变绿的灌木。

于是我问道：“你知道那灌木叫什么名字么？”

“不知道啊！”他说。

“那么就叫他‘冬白春绿’吧！”这是我想到的名字，觉得颇有诗意，因此十分得意。

张勇立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也许他的心中没有那些诗意。然而不要紧，因为这件事，我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做“张勇花”。

我还常常把他的名字写错，将“立”错写成“力”。因此他告诉我“张勇立”这个名字是他的一位亲戚取的，有何寓意就不知道了，毕竟我们都不管这一套。我叫他“张勇花”也好，写成“张勇力”也好，他从不生气。张勇立有着一副好脾气，我们从未吵过架。

有一次他的脸上被虫蜇了一口，过敏得很厉害，半边脸长满了黑乎乎的痘痘。别人不敢靠近他，只有我依旧“不离不弃”，有说有笑毫不介意。我很担心他的脸能不能恢复，因为我常常摸他的脸——他的脸十分光滑，不似我的那样，将来是个“糙胡子”，摸着也是糙糙的。我很担心以后摸不到光滑的脸了。幸好，过了一些时候，他脸上的痘痘忽一下子全不见了。我摸了摸脸蛋，光滑如初。我放心了。

那时候，装了闭路电视的人们早已把时下热播的《还珠格格》给看腻了，只剩下像我们家这样依旧用天线接收电视信号的“保守派”还没有看过。我一度感到自己和同龄的伙伴们脱了节，幸而余杭电视台也开始播出了，于是我天天守着时间看。电视剧总爱吊人胃口，有一集放到“小燕子”从马上摔了下来，生死未卜，我很揪心。第二天就去问张勇立。走在四四方方的操场上，我问他说：“小燕子从马上摔了下来，摔死没有？”“主角摔死了还演个屁啊！”他十分不屑地说。哈哈，这家伙从小就懂得那些套路，脑袋瓜子聪明着呢！于是他又反问我道：“那你知道‘成何体统’是什么意思不？”“什么？‘提桶’？”我以为他说的是打水用的提桶。“成何体统就是不像样子的意思，我妈妈告诉我的。”他一本正经地说。张勇立的妈妈会教他一些我从来也不知道的东西，而我的妈妈只会在她发怒的时候往我头上打头颈拳。我这么笨，实在怨不得我啊！

然而我也有“聪明”的时候。有一次，他给我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他说：“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我正望着走廊上方的天空出神，望着蓝天和白云在春天的怀抱中争宠……于是我随口说了一句“不知道啊”，“哇！答对了！”他惊呼着跳了起来，仿佛很吃了一惊。我挠了挠头，仍旧不知道是怎么答对的。

我和张勇立先后生了一场病。张勇立是真病，请了许多天的假，因为需要休养；我呢，不过是口腔溃疡，然而也请了许多天的假，因为想要偷几天懒。我们请完了假，回到学校后不久便迎来了一场语文考试，我侥幸考得还不错，张勇立运气背，考得很差。于是班主任发了火，卸了他美术组长的职位，不仅如此，班主任还把这职位搬到了我身上。我很纳闷：语文成绩还能跟美术挂钩？再说我的美术水平就别提了，老母鸡用爪子在泥地里划拉几下也比我画得好。我这是何德何能呢？对我而言，这组长一职仿佛是我从他那里抢来的，对此我感到十分愧疚。幸而张勇立毫不在意，因此我们这份友谊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我们依旧有说有笑，形影不离。

张勇立是我最好的朋友。

在同班的三年时光里，我从他身上获取了许多乐观的精神和勇气。因为张勇立，我开朗了许多，因为张勇立，我不再是一个孤独的人。我敢于在走廊上高声叫喊他的名字，敢于和身边的人们沟通交流。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他，时常想起他。也许他已经将我忘了吧？也许时光的洪流已将我从他的脑中冲走了吧？

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愿他和他身边一切都好。

无论他是否还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