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8日读书笔记

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1861小时，第1802日

阅读《穿过针眼》

我们很难做善事，因为自孩提时代就开始做坏事的习惯持久地影响着我们，多年来逐渐败坏我们，并从此将我们约束起来……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近乎本性的力量。舍此无他。

财富是个坏习惯，它是无数贪婪的和暴力性自由行为的结果，放弃财富的自由行为将逆转这一邪恶进程，使财富像个大饼一样从富人身上掉落。

在《论财富》的作者看来，财富并不在意志之外存在。毫无疑问，仅仅“是”富裕的现象并不存在，财富是贪婪，即变富的欲望的结果。

贪婪纯粹是意志的产物，它（如同意志那样）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事实上，追求财富是令人恐惧的、无形的持久存在。性欲可以被满足，但是贪婪却不能够。

在安布罗斯那里，我们发现的是植根于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古风主义传统，这也是安布罗斯社会思想的基础。跟许多其他作者一样，安布罗斯相信，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在那时丰盈的大自然满足人类所需，只是在随后的零和博弈中，人类滥用共同享有的土地，将之据为己有。这就导致了目前的社会局面——围墙林立、仓库锁闭、攫取土地，以及暴力和战争。

对于绝大多数富裕基督徒而言，先祖亚伯拉罕就是好富人的典范：他将圣洁与豪富聚合在一起。今天的富人以为，如果他们能够合理地使用财富，他们就可以成为当代的亚伯拉罕——大方、友善、保护弱者；而且，如果他们如此仿效亚伯拉罕，他们确实能够心安理得地保有财富

《论财富》的作者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一信念，他坚称亚伯拉罕属于例外——几乎就是自然的突变，亚伯拉罕的情况并不能说明其他富人也是圣洁的，而只能说明既富且圣是个例外。现在的富人不可能做到像他那样，而且正是因为不可复制，所以他为上帝所钟爱。亚伯拉罕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运用了自己的意志，与人性的沉重常态不符，这种常态自他死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绝大多数古代晚期的基督徒作家和布道者（甚至包括安布罗斯）满足于将富人视为傻子：他们愚蠢地滥用上帝赐予他们的好财富。《论财富》的作者则更进一步，在他看来，富人就是罪犯，他们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并通过自由行为塑造了社会：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一方导致了另一方，富人的富裕程度无比精确地表明了他们剥夺穷人的程度。

真正让作者感到愤怒的还不是大地主，而是法官们——尤其是担任法官的行省总督们。他们是皇帝的飞扬跋扈的仆人；他们对穷人的压迫并不与大地产的增长相关，而是帝国司法制度运作的结果。伯拉纠派作品特别起劲地加以谴责的，正是财富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

在 5 世纪 10 年代（如同在 4 世纪 70 年代），并非所有贵族都类似于西玛库斯和阿尼齐家族。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新贵，通过行政服务致富，担任法官。在伯拉纠派作品中，他们受到来自同一阶层的作者们的指责。

罗马时代的北非与意大利同样重要。在 4 世纪，非洲的很多地方比意大利还要发达，但这个世界属于它自己。非洲是与众不同的。罗马人总是说，非洲是“另一片天”，好像它是另一个世界。

当我们谈到奥古斯丁的非洲时，我们一定要牢记，奥古斯丁呈现出来的景象是经过一副宗教性有色眼镜刻意过滤过的。我们只能通过这副眼镜来观察那个广袤而复杂的世界。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奥古斯丁眼里那种生动而狭隘的景象，更加全面地看待 4 世纪的罗马非洲。

直到帝国政府全面介入，大力支持奥古斯丁这一方（在 411 年以后这种局面才长期出现）之前，任何一方都没有在影响力和财力上形成压倒性优势。两派教会拥有差不多的群众基础，就像君士坦丁时代之后整个拉丁西方的其他教会一样。两派教会的人事组织都没什么特别的，市议会的下层成员、教师和律师提供了领导，普通市民和村民们构成了群众。尽管奥古斯丁经常批判两派教会并立导致的社会分裂，北非的社会在整体上并没有受到这种竞争的强烈影响。

在非洲的大公教会和多纳徒派之间的竞争中， 411 年的迦太基大会标志着形势发生剧变的高潮。奥古斯丁所属的大公教会不断派人去游说皇帝。皇帝们最终决定干预该行省的宗教事务，他们宣布多纳徒派教会是非法的。其建筑被没收，主教被流放并被逐出城市。支持该派的上层阶级平信徒受到了惩罚，他们留给多纳徒派教会的遗赠被宣布无效。

经过 4 世纪的变化，乡村里出现了一片新天地。一种新的基督教主教出现了，他们是乡村的领袖。奥古斯丁关心的主要是从希波到迦太基的高度城市化的世界，他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场革命的影响。

安东尼努斯将不同的世界结合在一起。他能说拉丁语和布匿语。他是一个山村的精神领袖，这个身份使他和他的群众有条件进入广阔的天地。哪怕他的故事是自编自造的，最起码这种故事也是身为基督徒的贵族们愿意倾听的。他将那些来自非洲最底层的生动故事，那些悲惨、邪恶和残酷的故事，直接带到了罗马基督教社会最上层的圈子里。来自下层的压力日益增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够理解奥古斯丁在“人民”面前的布道——希波与迦太基的大公教信众一点儿也不消极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