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贿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万历20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两千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钱，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一）万历皇帝
书籍既经皇帝接受并加乙览，就成为“钦定”，也就是全国的唯一标准。
黄色的龙袍常常被看作中国皇帝的标准服装。其实在本朝，这种服装只在一般性的仪式上穿用。在不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的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
在参加早朝之前，凡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宫门前守候。宫门在钟鼓声中徐徐打开，百官进入宫门，在殿前广场整队，文官位东面西，武官位西面东。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并且记下咳嗽吐痰等以至牙笏坠地、步履不稳重等等属于“失仪”范围的官员姓名，听候参处。
正德皇帝去世后，万历皇帝的祖父嘉靖皇帝入承大统。嘉靖登基的前20年可以算得上尽职，他喜欢读书，并且亲自裁定修改礼仪。可是到了中年以后，他又使臣僚大失所望，他对举行各种礼仪逐渐失去兴趣，转而专心致志于修坛炼丹，祈求长生不死，同时又迁出紫禁城，住在离宫别苑。不幸的是统治了帝国达45年之久。
本朝在开国之初曾经设立过丞相的职位，但前后三人都为太祖洪武皇帝所杀，并下令从此不再设置，以后有敢于建议复设丞相者，全家处死。经过一个时期，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职权。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做法是有暧昧不明之处。
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
（二）首辅申时行
万历皇帝十岁的时候，就能挥笔写作径尺大字，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时行，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规劝他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
张居正事实之后，继任者为张四维，张阁老的父亲也不幸去世，只能离职丁忧。在离职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
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这一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张居正还有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
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不少的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
（三）世间已无张居正
万历皇帝，名义上他是天子，实质上他受制于廷臣。他以他的聪明接触道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制订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为他被臣下视为燕安息惰。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奏报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连这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
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
（四） 活着的祖宗
申时行在文渊阁八年半的任期中，接触过各种复杂的人和事，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方针，并不能永远做到弥患补阙。相反有时造成的严重后果，将会大大超出他的始料所及。
首辅申时行的执政记录相当复杂。他对边境问题的处理是否全部合适，即令时至今日，也不是易于判断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总应该提到，就在这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师出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巡抚参効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得到了京中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効这位主剿的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陸;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分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効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甚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意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依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
（五）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嘉靖皇帝的情绪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作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有时他责打宫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的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海瑞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海瑞卷入了大量的纷争之中，孤军奋斗，遂使自己陷于不能自主之境。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做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审便以做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
地方支出中数字最难固定的项目，即来往官员的旅费。这笔费用既由各大户分摊，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财政开支大都根据固定的数字。同时又因为开支涉及的范围很小，多数地区均可自给自足。
（六）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一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以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事情适得其反，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也许是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100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就上升到历史的最高点。也就是说，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2000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漕粮，就是从南方大多数府县中征收田赋所得的通过大运河而运往北京的粮食。明文规定漕运有专业化的军士负责运送，称为运军。
倭寇入侵的原因与国际贸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些入侵者善于使用当地的向导，并熟练地派遣尖兵和斥候，有层次的展开兵力，并以佯攻、驱使难民在队伍的前面等等方式，造成中国官军的扰乱和疑惑。
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违反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的处死。
士兵为社会所普遍轻视，其军饷也相当微薄。城市中的应募者，绝大多数只是把兵营当做解决食宿的救济所，一有机会就想另谋高就。戚继光订立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奇特标准，凡属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摈诸门外。在这个标准下，招收来的兵员都属于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而“鸳鸯阵”的战术也是针对这些士兵的特点而设计的。
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一生的经营大部付之流水，唯有在这边墙上林立的堡垒才是他留下的永久性的贡献。
本朝的成例不允许一个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权，即使再有升迁，也不过是增加官俸和官衔。如果说还有遗憾，乃是他没有被封为伯爵，而这一高位，除了照例授予皇帝的岳父以外，只有建立了匡危扶倾的不世殊勋才能获得。
（七）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性，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连同情他的袁中道也为之不解：既然由于对官僚政治不满而绝意仕进，那就理当息机忘世，以文墨自娱，可是写来写去，还总是和官僚政治有关，加之名望越来越大，“祸逐名起”。这就无怪乎招致杀身之祸了。
温和有礼，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到达去私，最终到达无我。这样，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而同归。
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却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
《华严悲智偈》中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一旦自己把名誉的全毁置之度外，就如同在烈火之中找到了清凉的门径。这显然又是心学派的解释：对于客观环境，把它看成烈焰则为烈焰；看成清凉则为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