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们家准备出多少嫁妆？”
中年妇女闪烁着狡黠、鼹鼠般的目光问道，她天生具备决不会出错的耳朵和能一把抓住要害的直觉。她叫张玉兰，今年58岁，地地道道的北京土著，今天她是特地来这个公园替她已年满29岁的儿子相亲的。坐在她对面的小姑娘，年纪20露头，来自北京密云，是张玉兰的一位同事介绍的。
“阿姨，贵公子长什么样我都没见过，现在谈嫁妆的事儿，您不觉得早点？ 再者说了， 即便真走到那一步，那也是家里大人的事儿，您现在还真问不着我。”
女孩手里拿着一杯饮料，水灵灵的大眼睛在眼眶里转来转去，打量着这个几乎被老年人占据的小公园，咬在嘴唇间的吸管似乎也在配合着眼睛的转动频率，不安分的在唇间来回摇摆着，圆柱形的管子被咬的又扁又白，变了形的吸管毫无用武之地，女孩索性一把从杯中拽出，不耐烦的扔在面前的石桌上，举起杯子将饮料一饮而尽，随后“咚”一声，重重的放在桌在上。
“我儿子四肢健全、长得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这一点你不用担心，可是这嫁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心里没点谱怎么行？你们这个年代的孩子在这种终生大事上可不能这么马马虎虎。”张玉兰极其认真的对女孩说，表情神圣的似乎不可侵犯。
女孩的脸上浮出一个轻蔑的，不易察觉的微笑。“阿姨，我身上没带现金，您打开微信里的我要收款，我把饮料钱给您。”
“嘿，不用给我，给我干嘛，阿姨请你喝个饮料又不是请不起......唉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张玉兰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手机，指着手机屏幕的某一处问道。
女孩举起自己的手机对准张玉兰手里的二维码，随着“哔”的一声响，支付5元。她站起身，端正了一下身上的背包，捋了捋头发，将耳机插进耳孔，目不斜视的消失在行人之中。
2
“唉，我说，你说现在的孩子搞的这叫什么事儿，今天见的那丫头，和我说话有一搭无一搭的先不说，最后走的时候连招呼也不打。这种人万万不能踏进咱家的大门，将来说不定整出多少事。”张玉兰右手操起菜刀，左手轻车熟路的拿起一根黄瓜，手起刀落，在菜板上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厚薄匀称的黄瓜丝堆在刀刃下。她在厨房一边切着菜一边和丈夫说着话。
“嗨，现在的孩子可不是我们那时候。”
说这话的是张玉兰的丈夫，人人都喊他刘老师。因为年龄比对方大6岁，大多数时候他总是随着自己的媳妇儿说。没人知道他这样说是真的和媳妇儿想的一样还是只是嘴上随便说说。刘老师双手从画案拿起一张宣纸，在空中抖两下，仿佛上面有跳蚤似的，小心翼翼的平铺在地上，他往后退了几步，打量着。画纸上的弥勒佛皮肤蜡黄，像感染了某种病毒似的顶着脸蛋上的两团红晕，没心没肺的咧着嘴大笑着。
“肤色还是调的不够好。”刘老师盯着画神情严肃的说，但眼神中依然闪烁着自满的光芒。
“哼，算她稍微懂点礼貌，把喝饮料的5元钱给了我，不然，我凭什么请她喝饮料？幸亏多长了个心眼，把见面地点定在团结湖公园，要是在哪个酒店的大厅见面，还不得花个百八十块的？”张玉兰不懂丈夫的那一套，什么水墨、国画，她完全没有兴趣。
“可不，那地儿咱可消费不起。”刘老师说完，拿起毛笔起身出了房门，在自家院子建的小水池中，哗哗的涮起了毛笔。
张玉兰一家三口住的这所房子位于北京通州的六环外，独门独院独楼，要说是别墅，面积上下楼加起来也不过160平米左右，可要说它不是别墅，它却有着所谓别墅的特点和结构，准确的说，这或许只是一座带小院的大复式罢了。张玉兰夫妇住楼下，二楼则是儿子的天地。
这一家三口原来住在北京二环内的筒子楼里，公用的厨房和卫生间、再加上人口密度过大的居住环境，让不偏不倚正好赶上更年期的张玉兰彻底抓了狂，她遍访北京周边，看中了六环外的这个地方，于是当机立断、毫不含糊的卖了二环内的房子，又东拼西凑的筹了些钱，买下了当时仅有1200元一平米的小产权房，过起了远离喧嚣的日子。90年代初期连接北京和通州的京通快速还未开通，从市区到六环外开车需要近2个半小时。搬到这里后，夫妇俩极少进城，儿子住校，只有周末才回来一次，大多数时间，都是夫妇独自生活。
张玉兰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幼儿园看孩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幼儿园上了岁数的老师被一波波年轻漂亮、会唱会跳还会外语的小女孩所取代，她便赋闲在家，全心照顾丈夫的生活。刘老师早年在北京某所老年大学进修国画，所谓进修，其实只不过是大学面向社会开设的培训班罢了，培训结束也不知怎的加入了中国画协，从那之后，便将画画作为职业，专心画、认真卖。倒也积攒下一些财富，不仅还清了买房借的债务，还置办了一辆小汽车，生活可以说过的有滋有味。
“儿子唉，吃饭咯。”张玉兰将一碗肉丁炸酱以及菜码摆放在餐桌上，呼唤着住在二楼的独子。
儿子取名刘瑞，白白胖胖，圆乎乎的脑袋、圆乎乎的身体，长得喜庆吉祥，除了身高完全遗传了父母的基因，只停留在1米65左右外，相貌既不像母，也不像父，就连性格也和他们大相径庭。
“嘿，炸酱面，我的最爱。”刘瑞还未走到餐桌前就闻到了炸酱的香味，他拉开一张椅子，一屁股坐下，舀起两大勺炸酱盛入装面条的碗中，再加进黄瓜和香椿，搅拌均匀，拿起一瓣剥好的蒜瓣就着面条大口吞咽起来。
刘老师洗罢毛笔，走进屋来，擦干手，坐在儿子身边，看了看自己碗里的面条，用筷子挑出去三分之一，盛在另一个空碗里，说，“这两天血糖有点高，少吃点。”
“医生不是说了，血糖高了就得运动，咱吃完饭走它1万步。”张玉兰端着自己的面坐在儿子和丈夫的对面，信誓旦旦的说，像只雄赳赳气昂昂准备格斗的公鸡。她搅拌着碗里的面心满意足的看着对面的宝贝儿子和丈夫。
“那回头让你的同事再帮忙介绍一个。”刘老师咬下一口大蒜说。
“算了，我那同事介绍的不行，回头我再找别人。”说完，张玉兰又继续对刘瑞说，“给你汇报一下，今天给你相的对象没成功。”
“哦哦，您不说我都忘了这事儿。”刘瑞嘴里塞满了面条，口齿不清的说。
“每次相亲都是你妈出动，成功的几率本来有都没了，对方看不到本人，说什么也是白搭。”刘老师语重心长的说，他知道这种相亲方式很难取得对方的认可，儿子对相亲向来有一搭无一搭，张玉兰又是铆足了劲儿，这事儿从一开始就颠倒了，可这话他不知道怎么说才能让母子二人接受。
“妈，相亲这事儿我信得过你，你看成，那就准成。”刘瑞似乎没听到父亲说什么，他对母亲的眼光感到十二分的信任。
“那是当然，你妈看人啥时候错过，对了，你爸最近再给你联系工作的事儿，求人办事，有钱还得有关系。”
刘瑞端起碗，一心一意吸溜着面条，深色的酱汁从嘴角两边溢出，像豁出的两个大口子。他对相亲什么的未曾产生过一丝兴趣，对女人的感觉，也只停留在性别的不同而已，没有吸引、也无排斥，家里安排的相亲，他全部推给没有文化的母亲，这是给母亲找儿媳，而不是给自己找媳妇，刘瑞由衷的这样想。刘瑞喜欢看书学习，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一点，早已成为了性格本身。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生活，几乎被学习和阅读所取代。朋友同学，自是不会去交往的，连学校举办的集体活动，他也未曾参加过一次。除了在公布考试成绩时让大家想起这个学习一流的同学外，剩余时间，他在学校的存在感几乎为零。在零的世界里，刘瑞便是全部。
要说刘瑞的兴趣爱好除了看书外，那就是练习书法了，毛笔在宣纸上行走如飞，字体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隶属特点被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他的书法作品从小学起一路过关斩将屡屡获奖，在北京市举办的青少年书法大赛中无出其右，拔得头筹。颁奖那天要不是张玉兰承诺给儿子买双aj的球鞋，刘瑞是说什么也不会去参加的。颁奖嘉宾是央视的一位一线主持人，笑容像阳光般灿烂夺目，强努着笑颜的刘瑞，接过奖杯之后，那仅存的一丝笑意也被压抑着的不耐烦所取代，阴沉着脸与主持人合影，那是一幅有趣的画面，仿佛太极的阴阳两面，一切顺利结束，当他回到家躺在床上，抖着双脚，捧着《我的晃荡青春》滋滋有味的阅读时，脸上释放出与主持人毫无二致的灿烂笑容。
对于这样特立独行的儿子，张玉兰夫妇是非常值得到处炫耀的，似乎刘瑞那孤僻的性格正是儿子散发光芒的根源。获奖后，刘老师自费给儿子出了一本《刘瑞书法选集》，印刷2000本，密密麻麻的码放在客厅，那段时间，夫妇二人终日奔忙、马不停蹄的送好友、送亲戚、送同事，一个月后，送出去的也不过100本左右。于是，他们在自家的小院里盖起一间铁皮小屋，这是一间名副其实的小屋，有窗有门有装修，剩下的那些书被隆重的转移到这里，书的外层张玉兰盖了一块大红大绿的崭新床单，像等着待嫁的新娘，自此，那件小屋便成为储藏室，箱子、拖布、花盆等等等等，逐渐占满了整个空间，《刘瑞书法选集》被挤在最深处，仿佛被抛弃的灵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