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粮谷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却始终无法忘记。一些埋藏在记忆角落里陈年的旧事，常被生活不经意地搅起，便如沉淀在水底的渣石梦似的泛了上来，使我不自禁心生感慨，久不成寐。
那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情，我正上着初中。那年的暑假如往年一样，照样是“双抢”的农忙时节。所谓“双抢”，即抢收抢种，抢着时令收割早稻，又抢着时令把晚稻秧苗插下去，前后大概持续一个月。交公粮，俗称送粮谷，便是“双抢”后期重要的一环。
那天一大早，我还在睡梦中，就隐隐约约听见外面嘈杂的人声。我一骨碌爬起来，把头探出窗外，一弯月亮还明晃晃地挂在西天，稀稀拉拉的几颗星星毫无神采闪烁着。父母早起来了，堂屋里整齐地堆放着昨晚装好的粮谷。装粮谷的麻袋饱满坚挺，扎得也严严实实，上面是写着父亲的名字，以便和别人家的粮谷区分开来。
照着母亲的意思，是让父亲带我一起去送粮谷，担心我身子太瘦，力气太小，一个人去总不放心。父亲却说家里还有亩把地还没插好晚稻秧，错过了立秋，收成就少多了，他是家里的顶梁柱，自然要留下。我也坚持自己一个人去，送粮谷虽然也是体力活，但比起割稻、插秧、薅田、施肥、喷药显然轻松多了，况且总共才六袋，大部分粮谷前些天已经交了，这次只是补齐而已，更主要的是我不愿意和父亲一起干农活，在一起就时常浑身不自在，因为父亲就极少有对我干活满意的时候。父亲于我便如一根捆绑在身上的缰绳，难受却无法挣脱；如一座横亘在面前的大山，巍峨而无法翻越。父亲十三四岁就成了家里绝对的劳力，担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而我那年已经十五岁了，却依然靠着年近花甲的父亲弓着身子在稻田中劳作换取学费，靠着年过半百的母亲喂着牲口换取文具。这让我在父亲面前时时感觉到威压，似乎始终抬不起头来。
父亲总无意中说起他从八岁就开始就随着村里的长辈翻越十几里的山路去煤矿挑煤换钱，说起他卖完煤炭买了两袋烤烟送给祖父，祖父在村里逢人就讲这是他儿子给买的，逢人就讲这是他儿子给买的。父亲说起这事时，我分明能从他古铜色的脸上，杂乱的胡须中、微翘的嘴角里读出喜悦和自得，更能感觉到祖父心花怒放的神情透过时空扑面而来。尽管祖父在我出生二十年前便已去世，他长得什么模样我实在无从记起。十多年后，我从乡下接父亲到广州居住，或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父亲依然不时唠叨起年少时他给祖父买烤烟的事情，而我这时感受最多的却是他满头白发和满是皱纹的额头里透出来的艰苦与辛酸。
家里的事情向来都是父亲说一不二，母亲见父亲和我都很坚持，自然也拗不过。父亲和我简单吃完早餐，将装粮谷的麻袋一袋袋扛起，堆放到村前的晒谷坪上。所谓早餐，日常大多是稀饭配着咸菜，今天要出远门，母亲早早做好了米饭和几个下饭的家常菜肴。晒谷坪上还堆放着其他人家的粮谷，装粮谷的袋子五花八门，有像我家一样的麻袋，也有装氮肥尿素的纤维袋，还有五颜六色的布袋。这时候天色渐渐全开了，月亮和星星的影子再也找不到，远处隐隐传来“突突”的拖拉机声，不一会，运粮的拖拉机来了。拖拉机刚刚停稳，乡亲们就七手八脚将自家的粮袋往车上搬，一袋袋码放整齐。隔了一会，粮袋已经在车厢上形成了一个高高的粮垛，像学校食堂蒸熟了的馒头。送粮谷的人们一个个跳上车去，坐在车厢的边沿上，如同点缀在馒头上的几颗红枣。司机后面还有容得下两三人的座位，那是留给老人和孩子的。
临出发时，父亲大声地说：“留点心，别弄错了斤两”。我怨恨父亲把我借来的小说撕得粉碎，纸片洒落了一地；怨恨他把我用在学校从嘴里抠出来的伙食费买来的象棋一把甩进村前的池塘，连一个水泡都没泛起；怨恨他连我暑假都必须偷偷摸摸背着他去邻居家蹭看会电视，又偷偷摸摸赶在他从地里干完农活回家之前写着作业。况且每袋粮谷都是我和他昨晚共同过了秤的，每袋约莫六七十斤，重量都记在心里。于是我没好声气地大声回答：“就放心吧，错不了，你这么多年给我的学费不会白交！”。我埋怨父亲诸如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而父亲的目的却只有一个，就是要我专心读书，跳出这生我养我的小山村，不要重复他年复一年弓着身子在稻田中劳作的生活。
司机吆喝着，要坐车的人一个个抓紧扶稳。乡下的土路坑坑洼洼，曲曲折折，勉强容得下两台拖拉机并行。拖拉机在“突突”声中摇摇晃晃地开着，路两边都是刚刚收割完或者刚插好晚稻秧苗的稻田，稻田中星星点点洒落着像父亲一样弓着腰劳作的人们。人坐在车厢边沿，如系在拨浪鼓上的带槌，随着车厢有毫无节奏地晃动，有时被甩得老高，然后又重重跌下来。然而人们似乎早已习惯，孩子们反而有些兴奋，像城里人坐过山车一样，随着车厢的晃动不停地叫喊，灿烂得如同节日里夜空中迸发的焰火。我死死抓住车厢边缘，生怕被甩下车来。
同车的虎子哥说，还是坐客车舒服，既快又稳，尤其下坡时，人都飘起来了，简直腾云驾雾一般。我没去过县城，更没享受过坐客车的味道，自然不能和虎子哥比。虎子哥人家老爸是中学老师，在村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学校还免费安排虎子爸去过韶山和井冈山，参观过毛主席故居，这让我既羡慕又有点妒忌。虎子哥随他父亲去过好多趟县城，每次都是坐客车，见的世面比我宽广得多。
我不光不能和虎子哥比，连同村的许多玩伴都不能比。母亲就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不要和同伴玩野了心，要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中专。她时常举例说，同村张三的大伯在兰州当什么局的局长；李四的父亲是煤矿正式工人，吃着国家粮；就连王五的父亲也是方圆几里有名的木匠，请他做家具的人多得不得了。他们有玩的资本，即使考不上中专可都留有后路，唯独你父亲只会种田，连一门像样的手艺都没有，你拿什么和他们一起玩？这些我耳朵都听出茧了。
我深知自己不能和他们比，我唯一能比的就是学习成绩，家里贴满奖状的墙壁便是最好的明证。亲朋好友来我家作客，看到满墙的奖状，总会客套地对父母说，你家儿子将来肯定出息。父母就谦逊地道谢，然后用期许的目光看着我，似乎我就是他们将来的希望。我在他们期许的目光中不自主有些羞涩地低着头，同时心头又感觉到些许的重压。在这羞涩和重压中，我脑中又会生出很多梦想，而且这梦想似乎在一天天靠近。这不明年夏天就中考了，我时时提醒着自己。
粮站在镇上的最西端，从村子到粮站大概十几里地，等我们的拖拉机到达粮站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粮站乌黑的铁门还没有开，前面的平地已经堆满了从四面八方运过来的粮袋，一直堆到粮站前的马路上了。司机让大家加快些卸粮，说还要去邻村拉下一趟。我和同车的乡亲麻利地卸下粮袋堆放在马路边，然后坐在上面静静地等待。过了一阵，铁门开了，送粮谷的人们潮水般地涌了进去。我和虎子哥也不甘示弱，一边扛着粮袋，一边抢占有利地形，尽量靠近粮仓的台阶。等我满身大汗搬完六袋粮谷时，身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粮站的院子很大，大概有六七栋粮仓、一栋办公楼、一栋职工宿舍、一栋食堂、一栋厕所，外加一个篮球场和一些体育设施。我对粮站很熟悉，几乎每年都随父亲过来，以往有父亲看着粮谷，我可以在院子里任意转悠。转悠后的感想就是让我对粮站的职工更加肃然起敬，不用种地，不用做饭，吃着皇粮，甚至连厕所卫生都有专门的人员打扫，这简直就是梦一样的生活。这次唯独不同的是没有父亲的带领，但交粮谷的流程我也很熟，这点简单的事情根本难不住我，况且还有虎子哥在旁相互照应着，我没有完不成任务，让父亲看不起我的理由。
盛夏的太阳本来就毒，粮站又是水泥地面，阳光直直的照在粮仓的屋面上，把粮仓晒得好像一台台烤箱。交粮的人们在等待中逐渐焦躁不安，有的嘴里犯着嘀咕，有的开始咒骂，有的埋怨说等足额交完粮谷，早稻的收成早已所剩无几。在烈日的暴晒下，我不由记起前些天修路基的事情。镇里的马路要翻修扩宽，各村各户都要出义工。我正好赶上暑假，父亲就安排我去。那天的太阳比今天还毒，装满泥土的簸箕压在我瘦削的肩上，火辣辣地疼痛。这时开过来一台草绿色的吉普车，停好后，车里走出一名腋下夹着公文包的官员，穿着洁白的短袖衬衫，乌黑锃亮的皮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看了一会就开始训斥村长来，说进展太慢了，完不成任务要追究村长的责任，还说为什么安排像我这么半大不小的来凑数。村长灰黑着脸，尴尬地陪着笑。我在口干舌燥中腾起一股怒火，想和白衬衫争辩，想质问他凭什么指手画脚。然而终究鼓不起勇气，甚至内心里又幻想自己以后也能像他一样，不用在烈日下亲自担着簸箕，坐着吉普车四处检查就可以了。
太阳越升越高，我和虎子哥离粮仓敞开的铁门越来越近。早早交完粮谷，还可以和虎子哥在镇上晃悠，虎子哥早就答应带我到镇上的录像厅看场录像，保证全是香港明星主演的精彩的打斗片。想到这，原本有些焦躁的心情立刻兴奋起来。这时粮站食堂饭菜的香味飘散出来，不时刺激着我有些饥饿的脾胃。突然，粮仓里的工作人员走出来，把铁门“哐当”一关上了锁，说午饭时间到了，要到下午才继续交粮。我的心猛地一沉，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失望地掏出挎包中带来的饭菜。饭菜是早餐剩下来的，外加了两个煎蛋，虽然早就凉了，但依然可口，比学校饭堂有些发霉还夹杂着砂粒的米饭、枯败而且带着虫子的青菜好吃得多。
吃完饭，百无聊赖中看见水泥地面上几只蚂蚁正忙忙碌碌搬运着我吃剩而洒落的饭粒。换作往常，我肯定让它们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这时我突然觉得这些头顶饭粒的蚂蚁和我肩扛粮袋的情形简直一模一样，让我怎么也下不去毒手。然而又隐隐觉得我与蚂蚁毕竟有些不同，因为我正做着好梦，而且这好梦似乎一天天地近了，近得似乎明年的夏天就可以触碰。我想起小时候帮家里在野外放牛，会经常无聊地从草丛中捉起几只蚂蚁，或者从土里刨出几只蝼蛄，逼着它们相互打斗撕咬。等玩得腻了，又将它们的头、躯干、肢腿残忍撕脱，恣意丢弃在地上，我在蹂躏它们的过程中感觉到莫名的快意。
我斜倚在粮袋上胡思乱想，渐渐地感到困顿，开始迷迷糊糊打着瞌睡。睡意朦胧中，我仿佛看到了在稻田中弓着身子劳作的父亲、猪圈边喂着牲口瘦小的母亲、穿着皮鞋腋下夹着公文包头发梳得铮亮的白衬衫、藏在土里啃食着庄稼根茎长相丑陋的蝼蛄、水泥地面上忙忙碌碌搬运着饭粒的虫蚁……
突然，虎子哥推了我一把，我条件反射似的从梦中弹了起来，睁眼一看，粮仓的铁门刚刚打开，我不禁又兴奋起来。这时远处走来一名穿着运动装粮站的质检员，手里拿着带槽的专用刺刀。刺刀闪闪发亮，非常锋利，毫不费力地刺进粮袋，拔出来时刀槽中已带出少许谷子。运动装倒转刀柄，刀槽中的谷子顺势滑进手心。运动装看了看手心的谷物，又放进嘴里咬开，我分明能听见从他嘴里爆出来的谷子裂开的声响。运动装挨个粮袋检查过去，又渐渐不见了身影。
终于轮到我了。虎子哥帮着我将粮袋一袋袋抬进粮仓过秤，粮仓的磅秤很有良心，和昨晚父亲的称重基本吻合。我不由长长地舒了口气，解开系得严严实实的粮袋准备倒入仓中。也许是天气太热，粮仓内又不太通风的缘故，负责卸粮的粮站职工光着膀子，身材高大壮硕，全身布满汗珠，像从池塘中洗完澡刚爬上岸的牯牛。大光膀把手伸进麻袋，操起一把谷子看了看，然后又嗑了几粒，突然说：“你这谷子不行”。
“不可能！”我立刻反驳：“这谷子尘土、稻叶都扬得干净，秕谷、空壳都没有”。
“晒得还不够干，容易发霉生虫” 大光膀大声说。
“前些天老是下雨，能晒干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容易了”我争辩道。
“刚才下面的质检员都检查过的，也没说不行”虎子哥也帮着我说话。
“我说行就是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大光膀喝道。
我还想继续争辩，虎子哥拉了拉我的衣袖，小声说“你打他不过的”。是的，不光我打他不过，我和虎子哥加在一起也打不过。我抬眼看了看大光膀，壮硕得如一座山突兀在我的面前，眼中爆出烈焰一般血红的光芒。我登时觉得自己身形瘦小了很多，不由地退了两步，又不甘心地咽了口唾液，狠狠地咬了咬牙。可是这三四百斤粮谷怎么拉回家？村里运粮的拖拉机上午早就回去了，我一时彷徨无措。
过了一会，虎子哥说“你大姐不是嫁在附近的前进村吗？你去她家借辆板车，先拉到她家去，等过一阵子再来交”。这倒是提醒了我，除了这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我重新扎好麻袋，一袋袋扛出粮仓，让虎子哥先帮我看着，自己先去借板车。
前进村离粮站并不太远，估摸两三里地，顺着粮站前的马路往南走，翻过一座小山坡，过了小石桥往左拐，一直沿着河岸走就是了。等我翻过山坡，前进村就隐隐约约呈现在我的眼前。自从我七岁那年大姐嫁过来，我便是前进村的常客。村里的一草一木、每家每户我都熟悉不过。村东的小学是我常去的地方，围墙上还依然残留着“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的标语。然而前进村实在有点名不副实，似乎与“前进”两字毫不相干。七、八年过去了，除了嫁出去的姑娘、嫁进来的媳妇、以及和我一起长大的玩伴，似乎丝毫没有变化。远远望去，依然是乌黑的人字形的青瓦屋顶，灰白的破败的土墙，村头高大的垂着无数枝条的老柳树，老柳树下带着轱辘的冒着热气的古井……
然而前进村却是我儿时的乐园。小时候我会经常折下柳条扎一顶柳叶帽戴在头上，光着屁股从石桥上跳进河汊里游泳，或者拿着鱼网在河汊里捞鱼，晚上跟着姐夫打着手电到稻田里捕捉青蛙，有时会从河岸旁的瓜地里偷摘下一个滚圆的西瓜解馋。然而今天我却没有心情回味这些了，我只想尽快把我的粮谷拉回去。我一路小跑到大姐家，大姐正在，看着我急急忙忙的神色询问怎么回事，我就把事情简要说了。
“吃饭了没？”大姐问。
“吃了”我说。
“还吃点吧？”大姐又问。
“不了，虎子哥还在帮我看着粮谷呢！”我说。
大姐家的板车已经被姐夫拉出去干农活了，好在独轮车还在。等我推着独轮车赶到粮站，虎子哥帮着我重新装车码好的时候，天色慢慢暗了下来。我推着独轮车走出粮站，刚翻过小山坡，这时迎面开来一辆农用车。乡下的马路本就不宽，而且坑坑洼洼。我驱驾独轮车的技术又不在行，又正好下坡，慌乱中急忙避让，突然独轮车一个侧翻，带着我一起摔倒在马路边刚收割完的水稻田里。我下意识地用手去支撑时，左膝盖却重重地跪在路边凸起的坚硬的石头上，一股钻心的痛立刻从膝盖直透过脑门。
“操你祖宗!”望着呼啸而过背后腾起一阵尘土的农用车，我狠狠地爆了句粗口。
可是能怪谁呢？人家农用车连独轮车的边也没沾上。等我爬起身来，才发现膝盖已经流血不止，去年过年时新做的裤子也裂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我费尽全身力气将独轮车翻起，粮袋泡了水变得更加沉重，沾了湿泥的解放鞋却更加滑溜。我码好粮袋，索性挽起裤腿，把鞋子脱了挂在独轮车上。回家挨父亲的一顿臭骂肯定少不了了，更让我懑愤的是会让父亲觉得我连这种小事情都做不好，以后在他面前似乎更加抬不起头来。
我推着独轮车过了小石桥，前进村就在远处。我抬头望去，依然是这样的乌黑的人字形的青瓦屋顶，这样的灰白的破败的土墙，这样的村头高大的垂着无数枝条的老柳树，这样的老柳树下带着轱辘的冒着热气的古井……
我沿着河岸的土路一高一低没深没浅地往前走着，土路漫长得仿佛永远没有尽头。背后是血红的夕阳，硕大如盘，久久凝固着，却死死不肯落下，仿佛在给我一个鄙视的冷嘲。落晖斜斜地洒落在我瘦削的身上，将我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显得更加单薄。我渐渐感觉到把着独轮车把手的双手越来越僵，拖着的双腿越来越沉，受伤的膝盖却越来越钻心地痛。我突然鼻子一酸，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泪眼模糊中，我仿佛又看到了在稻田中弓着身子劳作的父亲、猪圈边喂着牲口瘦小的母亲、穿着皮鞋腋下夹着公文包头发梳得铮亮的白衬衫、身材壮硕得像牯牛一样眼里冒着火焰的大光膀，藏在土里啃食着庄稼根茎长相丑陋的蝼蛄、水泥地面上忙忙碌碌搬运着饭粒的虫蚁……
二一九年十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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