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北城小学少年时光

       阜阳北城小学座落在老城区小东门巷西头，紧邻解放北路和福音堂。门前是三条青石铺的石条路，被岁月的车轮碾得凸凹不平，一直延伸到小东门。1965年的一天，我从泉河小学转到北城小学。到了北城小学好奇地穿梭过十分简陋的过道。心里好生纳闷：教室里怎么那么安静？是暑假，进出的学生不多，都是学期考试不及格补考和转来新生水平测试的。我带着手续到了教务处，见到一位姓兰的女老师，兰老师打量我一下，拿出一张试卷，带我去一间教室。把试卷给我提醒不要忘记写上自己名字，然后坐在我对面就悠闲的纳鞋底了，这是家庭妇女型老师，监考家务两不误。我掏出铅笔不大一会就做完了试题，走出教室时，兰老师反复叮咛后天到校办公室看布告。

　　 9月1日，一个晴朗的天气，踏着砂礓道，口哼小曲，向学校走去。我背着书包带上母亲给我的学费与姐姐到校报到。那时起我是北城小学一年级（2）班学生了！读书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学不好也是挺难过的。如翘舌音和平舌音我分不太清，zh与z到长大还是把握不准。可看到同学学习的刻苦劲，我畏缩心里也渐渐消除了。那时未上课前大家唱歌，等待老师到来。领歌是嗓音洪亮的张利国，一位充满朝气的同学。教室在校园最后面，窗外就是阜阳公安处，一条不宽的小街，不时能听到小贩叫卖生，下课时大家总爱趴在窗子看往来行人。

入学没多久我生病了，医生诊断我患的是麻疹，一连半个月都没有到校。一天曹老师和同学王素华来看我，曹老师鼓励我说：麻疹好治，避风呆在家，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当我病好了之后，来到学校，曹老师调走了，我们又换了一位新班主任。但我还是执意到曹老师家里说明谢意，她得知我病已好，满脸笑容，并告诉我缺的课去找陈老师。语文课我用三天课余时间补上了，算术课不会。我就去到住校院内的陈老师家，见到她时，她在做饭，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给我印象深的是她的两个小儿子，虎头虎脑，活泼可爱。她身边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个子不高，短发，面目清秀，左下巴上有一颗黑痣。我一看到这颗黑痣，就想到毛主席，因为他老人家的痣也长在这个位置。她和蔼地招呼我，放下手中的活。“曹老师跟我提到过你。你做下题吧！”说完回头对她的母亲讲：“这个孩子学习很好的，就是前段时间生病了。”听了这话，我的泪好悬没掉下来。因为我知道，这是人托人介绍认识的，是一位热心老师。她的一句话，就如同雪中的一盆炭火，让我久已封冻的心感到暖融融的春意。

转眼要上二年级了，逐渐熟悉了学校的环境，和同学们关系日渐融洽。我开始有了我的同学和玩伴。赵旭明、董林、王涛、李凯、周明、李学军、张忠旗、戴亚平、张利国、张丽华、陈玲、李传针、张庆国、王林、王治平、顾勇泉、陈素琴、张东明等。到今天虽已过了半个世纪，我心底依然记住他们的名字。班主任是李婉茹老师，就住教室前面两间平房里，门前有课大枣树。课前我们常坐在树上玩耍，可是有趣。我们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二年级下学期，社会开始骚动起来，而这些运动会不自觉的影响到还是小学生的我们。我们举着手懵懵懂懂地喊着适应当前形势的口号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我们也不知道，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被一夜之间打倒。政治对于我们这些小孩来说的确陌生。记住的就是那些我们孩子关注的细节学校不怎么上课，教材也没有，大街上出现身着军人打扮的学生打着红旗什么“井冈山”串联分队，街两旁贴满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停工、停课出现了，不上课我就回家，父亲让我每天写2篇钢笔字，背会一段毛主席语录，下余时间才能出去玩。我家住在阜阳县税务局院内，好大一个院子里面还有一个阜阳县广播站，其余就是长满桃树、杏子树的地方，爬树、掏麻雀、粘知了。就这样玩了一年，学校复课，已是三年级学生。外面还是串联，又出现游街批斗走资派，我们年龄小，是那个时代见证者，不是参与者。当时没有教材李婉茹老师就每天像刘兰芳讲评书似的给同学读小说《破晓记》来打发时光，有时也讲些成语故事。如“走马观花”、“削足适履”，都给我少年时代留下深刻印象。

到上四年级时教室挪到校园中间西侧，班门前是个篮球场，隔壁是公厕。班主任是位师范学校刚毕业的胡居英老师，她中等个子，消瘦身材，扎着两条短辫，不苟言笑，严肃中透出温情。她上课时总爱用书挡住下额。这让大家想起白居易笔下：独抱琵琶半遮面的仕女形象。也就是胡老师、北城小学，这两个名词，占据我们心里，不可缺一，相映生辉，成为我们回忆那时的完美符号。

我们那个时代是历史变革时代。反修防修，准备打仗，校园内挖上战壕；文革期间睢阜铁路通车，步行到火车站参加庆祝典礼，早晨7点到火车站，忍着饥饿，直到下午3点才见到披红戴花的蒸汽火车头；停课学工、学农、学军，到阜阳柴油机厂学柴油机原理；到白庙晚住社房吃在农家，帮助农民摘棉花；夜间打着背包拉链军训。 五年级时，学校里出事了！并且是大事！因为平时闭塞的学校，突然来了好几个骑自行车的公安人员，老师们交头接耳，校长神色凝重。那些陌生人，来到了我们班，把我和高和平同学喊走了。一位公安和校长仔细询问前天星期日有人来校写大字报的情况，我作了详细回答。离开校办公室走到一个墙拐处，我看到谈完话走出来的高和平，就主动问他那天是否冒雨走出教室了。他一脸茫然，回答我：记不清啦！班里同学都惊呆了！就他，能摊上什么大事？接着又有公安人员来到我们五二班的教室，轮流找人谈话。这时胡老师终于告诉了我们实情。原来前几天周日，几位同学冒雨来班级抄写大字报，有人在教室门前篮球架上，用毛笔写的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哪敢胡言乱语，稍有悖于形势的语言，就会冠以反革命的高帽。这件事出在我们班，应该是惊天动地的。怪不得那么多的领导都聚于此。只记得，他们对高和平的出身格外重视。当他们得知高和平祖宗八代都是贫民的时候，才松了口。他们给出了学校和家长的建议就是严格教育，深刻反省。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召开批斗高和平同学大会，最后劝其退学。那时，全校同学也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五（二）班同学，我们承受着难以言表的压力，谁叫这事出在我们班呢！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学校里办起了工厂，生产520菌种，助植物生长用的。说是“厂”也是夸大，就是一个挂满表盘的蒸汽桶。胡老师告诉我一个班级抽一人到工厂劳动，我爽快答应了。这年打消了暑假要去外婆家的念头。我每逢假期都要到外婆家的，这次去不成了。因为假期里，厂里早已安排好了值日，任务就是生产菌体支援农村。对于小孩来说，积极性是空前高涨的。我全不顾夏天里热得大汗淋漓，每天脏活累活抢着干，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学校为搞大学习氛围，借用福音堂礼室，召开积极分子交流大会，我走上主席台作了5分钟的讲演，这也是人生第一次走上这样大的舞台。在全校朗诵比赛中，我们班戴亚平同学把毛主席著作中的《老三篇》全文背颂，一字不差。全校的掌声一扫我班昔日的委屈。

　　 孩子们长大了，玩的东西也丰富了。班里又掀起吹笛子高潮。一些人花5角钱买只笛子，下课就练，教室里断断续续传出刺耳的笛声。学会并且吹得较好的是李昌同学，从他笛孔飘出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悠扬而醉人。我也跟风，书包里也放只笛子。吹笛子没有笛膜，那天下午放学，张中起带我到刘琦庙苇塘找笛膜。我没经验，青苇子膜难剥，手被苇子划得鲜血直流。张中起从作业本里撕张纸给我包扎一下，老练地折断几根发黄的苇杆，用脚踩扁，剥出有用膜片。我小心翼翼加在书里。感谢中起教我一个小小技能，受益终身。练了半个月笛子也没学会，没了信心。要说收获就是我这时学会了识简谱，这为初中时期学口琴奠定了基础。记得我坐第四排，左侧是李昌华，右侧是孙黎影和张琦；前排是康西娟、魏黎明、荣泽坤，后排是李凯、王利华、王素梅。这样有趣的编排持续到小学毕业。回想这个小插曲只是小学时期开心一笑，记住这些名字只是一个个符号，就是迎面而遇也视如路人，因几十年的隔膜，一切都漠然啦。

　　 放假了，我高兴地捧着奖状回家，家里半个墙似乎贴满了。应该说这都是同学给我的鼓励，老师辛勤教育的结果。人一生当中要遇到很多老师，我也是，在我面前就如走到十字路口都是直行的绿灯，一帆风顺。我对她们心存感谢。因为很多的自信，是她们给树立起来的，这值得我感激一生！

　　 我的小学时代，是在大变革中度过的，在我头脑中留下的是一些清晰的印记。也许小学六年在人的生活里只不过是一些细小的浪花，而在我的记忆里，却是五彩斑斓的，经久不衰的，温馨快乐的。

五十多年过去了，斗转星移，我们从少年成为长辈。但我们从六（二）班走出来到的同学，无论生活在哪个阶层，都铭记着阜阳北城小学和敬爱的胡居英老师；无论何时都保持着朝气蓬勃的豪气，不失少年之志。写到这也特别感谢张丽华、张忠起两位张家兄妹，每年在繁忙的 商业活动时不忘抽出时间召集部分同学聚会一堂，话说北城小学的故事，追溯那逝去的岁月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