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给点气氛”》
人和人其实是很隔膜的。有些人喜欢有趣，有些喜欢无趣，这种区别看来是天生的。
罗素先生一眼就看出乌托邦是个母猪架子，乍看起来美奂美伦，使上一段，磨得光秃秃，你才会知道它有多糟糕。
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罗素语】
主张扼杀有趣的人总是这么说的：为了营造至善，我们必须做出这种牺牲。但却忘记了让人们活着得到乐趣，这本身就是善。因为这点小小的疏忽，至善就变成了至恶
我常听人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前者以为，既然有趣的事不多，我们才要做有趣的事。后者经过这一番感慨，就自以为知道了天命，此后板起脸来对别人进行说教。
我所说的一切，无非是提醒后到达这个路口的人，那里绝不只有一条路，而是四通八达的，你可以做出选择。
《椰子树与平等》
我这篇文章题目在说椰子，实质在谈平等问题，挂羊头卖狗肉，正是我的用意。
如罗素先生所说，最大的不平等是知识的差异——有人聪明有人笨，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这后一方面的差异我把它称为幸福能力的差异。...有些人的幸福能力较为优越。这种优越最招人嫉妒。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
一切人间的荒唐事，整个社会的环境虽然是一个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这就是说，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
不管社会怎样，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
根深蒂固的行货感...这种感觉中最悲惨的，并不是自己被降价处理，而是成为货物这一不幸的事实。最能说明你是一件货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需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
同样是人，生在旷野和生在山区，就有不同的见识。假若有人生为行货，见识一定和生为货主大有不同。
实际上，没有一种科学能经得起歪曲、滥用。但有一些学者学习西方的科学，就是为了用东方的传统观念来歪曲的。
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
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
《有与无》
众所周知，有些作家常要跑到边远、偏僻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这话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说有些死人经常诈尸。
但除了遵从norm，还该不该干点别的，这就是问题。
“到岁数了，找合适的对象结婚，过正常的性生活”和“爱上某人”，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前者】这些都是从norm的角度来判断的——属于个人的，只是一片虚无。我总觉得，把不是生活的事叫作“生活”，这是在巧言掩饰。
是我要做，不是我必须做——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别。我个人以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
我这一生绝不会向虚无投降。
《皇帝做习题》
虽然他是个鞑子，又是皇帝，但我还是觉得他比古代汉族的读书人亲近。
给计算机编程和解几何题有共通之处：对了马上能知道对，错了也马上知道错，干干脆脆。你用不着向孟夫子那样，养吾浩然正气，然后觉得事事自己都对。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怎么成呢。
通过了考验（解对了一道题或者编对一段程序），有种大便通畅似的畅快之感。
人活在世界上，需要这样的经历：做成了一件事，又做成一件事，逐渐地对自己要做的事有了把握。
但是还有些大学问家有着另外一种经历：他大概没有做对过什么习题，也没有编对过什么程序，只是忽然间想通了一个大道理，觉得自己都对，凡不同意自己的都是禽兽之类。
《有关克隆人》
现在人类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你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经过学习。...花多少世间和多少金钱还是小事，还要脑袋够聪明、手脚够敏捷，才能成功。只有一件事还不是这样，那就是人的再生产。
人们喜欢这样的事，因为这样的事已经越来越少了。
据说生孩子难易也是因人而异的，脑袋聪明的人干起这件事也不占便宜——经验多的人才会占便宜。这种现象不聪明的人会喜欢的。
假如未来的人不用自己的身体造孩子了，他的精神又往何处寄托呢？
《有关“媚雅”》
“媚俗”，是指艺术家为了取悦大众，放弃了艺术的格调。
“媚雅”...是指大众受到了某些人的蛊惑或者误导，一味追求艺术的格调，也不问问自己是不是消受得了。
我觉得这两首曲子没咸没淡、没油没盐，演奏员在胡吹、胡拉，指挥先生在胡比划，整个感觉和晕船相仿。
那件衣服的马甲有点瘦...所以我把吃牛肉吃胀的肚腩强箍了下去，导致自己的横膈膜上升了一寸，有点透不过气来。
所有狂野粗俗的笑都被我咽到肚子里；结果把内脏都震成了碎片。此后三个月，经常咳出一片肺或是一片肝。但因为当时年轻，身体好，居然也没死。
《拒绝恭维》
我现在说到的，是当人误以为自己拥有一个名号时的张狂之态。
只有一条板凳学会了走路才会是这般模样。
人经不起恭维。越是天真、质朴的人，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质，是人类中最优越的部分，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撒起癔症来。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这大概是因为撒癔症比过正常的生活还快乐一些罢。
禁不住舌头一转，鼻子底下滚出一句顶级的粗话来。
从人们所在的民族、文化、社会阶层，乃至性别上编造种种不切实际的说法，那才叫做险恶的煽动。因为他的用意是煽动一种癔症的大流行，以便从中渔利。
《体验生活》
反正是忆苦饭，这么讲究干什么，糠还要留着喂猪，所以往锅里倒了一筐碎稻壳。
说实在的，我这辈子没怕过什么，那回也没有怕，只是心里有点慌。我喂过猪，知道拿这种东西去喂猪，所有的猪都会想要咬死我。猪是这样，人呢？
《奸近杀》
不知为什么，傻人道德上的敏感度总是很高，也许这纯属巧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聪明人的范围之内，道德上的敏感度是高些好，还是低些好。
中国传统的士人，除了有点文化之外，品行和偏僻小山村里二十岁守寡的尖刻老太婆也差不多。
《苏东坡与东坡肉》
我觉得这个弗雷泽简直逗死了，他要是有女儿，我一定要娶了做老婆，让他做我的老岳丈。
差点把肠子笑断了。
对研究某种学问这件事感兴趣和对这门学问本身感兴趣可以完全是两回事。
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对名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并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仅仅对名人感兴趣。
《文明与反讽》
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
人若是连鸡的胸脯、大腿都不敢面对，就该去吃块砖头。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禁欲，而在于这么搞实在没劲透了。
当一种现象（不管是社会现象还是文学现象）开始贫了的时候，就该兜头给它一瓢凉水。
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
我觉得全中国无聊的男人都以为自己是贾宝玉，以为自己不是贾宝玉的，还算不上是个无聊的男人。
《有关贫穷》
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
其实他有钱，但他喜欢捡烂纸，因为这种生活比呆着丰富多彩。
生活方式像一个曲折漫长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烂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在萧伯纳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里，有一位年轻人这么说他的穷父亲：“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土、一只猪。”
《刘罗锅子与雾都孤儿》
假如连纯消闲的作品都不能容许，整个文学也就不存在，只能剩下一种神学的附庸。
所以，文化人是有毛病的。我痛恨乱害人的人，更恨自己害自己的事。所以，我决不做中国的圣贤，而宁愿去做雾都孤儿，手捧着木碗，一遍又一遍地说：先生啊，再给一点罢。
《关于格调》
一个理论里只要有了“从权”这种说法，总是有点欠严谨。
我反对把一切统一到格调上，这是因为它会把整个生活变成一种得分游戏。
要使一个社会中一流的作者去写色情文学，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色情文学是对假正经的反击。
《关于崇高》
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罢。
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
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
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
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处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
《愚人节有感》
至于那没有皮的狐狸怎样了，故事里没有讲到，我想它应该死于肺炎——没皮的狐狸很容易着凉。
要编故事，就不妨胡编乱造...要讲真事就不能胡编乱造：虽然没意思，但是有价值。把两样事混在一起就一定不好：既没有意思，又没有价值。
《承认的勇气》
国人总不肯承认自己傻过，仿佛这样就能使自己显得聪明；除此之外，还要以审美的态度看待自己过去的丑态。像这种傻法，简直连X都不配做了。
《有关“伟大一族”》
梦想虽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但每种伟大的事业必定源于一种梦想。
伟大一族不是空想家，不是只会从众起哄的狂热分子，更不是连事情都没弄清楚就热血沸腾的青年。
《我看国学》
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为什么？】
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
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智慧与国学》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重实用的倾向。
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与技能，在方法与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
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竟发轫于一种兴趣，说来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作舟。...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这个观念延续到了现在。现代教育体系下学生也很苦，国外也是同样的情况吗？国外的学生会觉得学习快乐还是痛苦？】
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有关天圆地方》
其实，想要明白些道理，不能觉得什么顺眼就信什么，还要听得进别人说。
《理想国与哲人王》
在乌托邦里，很难找到感觉自己不幸福的人，大伙只是傻愣愣的，感觉不大自在。
这两位老人家的学养再好，总不能构成侵犯我的理由。特别是，假如学养的目的是要打量人的话，我对这种学养的性质是很有看法的。
哲人王藐视人类。
倘若有人把你当作了nothing，你又怎能信任他们。
至于可以使人成王的哲学，我认为它可以使王者更聪明，老百姓更笨。
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至于我自己，总觉得生活的准则、伦理的基础，都该是些可以自明的东西。
《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
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东方精神发扬到了极致，和西方精神一样的不合理，没准还会更坏。
假如说，人得到自己希求的东西就是幸福，那就言之成理。倘若说因为某件事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就希求它，那就是错误的。
马尔库塞说西方社会有病，是说它把物质消费本身当成了需要，消费不是满足需求，而是满足起哄。
一种需要本身是不会过分的，只有人硬要去夸大它，导致了自激时才会过分。
那么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地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点起哄。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一种解释：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
《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
前者符合省钱的规律，后者符合就业的规律。...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事来做。于是，驴子就消失了。
在我们的文化里，只认为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啦、幸福啦、生存状态之类的事定义在内；故而就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由此导致了一种古怪的生存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而且是比赛一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贪图安逸！【不追求效率而追求道德】【真的是因为人太多了没有就业岗位才替代驴子吗，如果不这样的话，人可以去做些什么工作？】
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来之前，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这么一种倾向，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兽力，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兽力；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耐劳、本分。当然，这种要求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诲甚是合拍，不过孰因孰果很难说明白。【西方也有这样的倾向吗？如果没有的话，西方的科学发明是否就是得益于此？】
好在人还有一种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也许人就能过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发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
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假设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不方便，都能成为严重的问题，使大家十分关注，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些聪明人。
《跳出手掌心》
人类的思索，才真正是人类前途之所系。
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
我认为，当我们认真地评价艺术时，所用的标准和科学上的标准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不依据现世的利害得失，只论其对不对(科学)，美不美(艺术)。此种标准我称为智慧的标准。
保存在文化遗产里的智慧让人尊敬，而活人头脑里的智慧更让人抱有无限的期望。
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事和现在的人。
一种学堂式的气氛，先是求学，受教，攒到了一定程度，就来教别人、管别人。如此一种学堂开办数千年来，总是同一些知识在其中循环，并未产生一种面向未来、超越人类的文化...所以我们这里就永远只有世道人心，有不了别的。
《迷信与邪门书》
我以为，一个人在胸中抹煞可信和不可信的界限，多是因为生活中巨大的压力。走投无路的人就容易迷信，而且是什么都信。
中国人一一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这种流行性的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
《科学的美好》
我对这门科学一直恋恋不舍：学化学的女孩很多，有不少长得很漂亮。
人家都说，我做起数学题来像小日本一样疯狂。
科学和人类其他事业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平等的事业。真正的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从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
科学的美好，还在于它是种自由的事业。...一种自由发展而成的事业，总是比个人能想出来的强大得多。...最重要的是:科学就是它自己，不在任何人的管辖之内。
《科学与邪道》
中国人对证明自己的种族优越从来就不很在意的，他们真正在意的是想要证明自己传统文化的优越性。
《对待知识的态度》
学习文史知识目的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生活在从过去到现代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学习科学知识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预见将来，他生活在从现在到广阔无垠的未来。假如你什么都不学习，那就只能生活在现时现世的一个小圈子里，狭窄得很。
《生命科学与骗术》
现在有几位先生努力去证明特异功能有鬼，当然有功于世道，但把游戏玩颠倒了——按照前述科学的规则，我们必须首先推定：特异功能本身就是鬼，那些人就是骗子；直到他们有相反的证据。如果有什么要证明的，也该让他们来证明。
《盛装舞步》
既然谁都不明白谁在说些什么，就应该互不搭理才对。
《我看“老三届”》
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是非。...人的成就、过失、美德和陋习，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
《有关“错误的故事”》
奇怪的是，错得越厉害就越有人信——这都是因为它让人振奋。
《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我有个外甥，天资聪明，虽然不甚用功，也考进了清华大学——对这件事，我是从他母系的血缘上来解释的，作为他的舅舅之一，我就极聪明。
《写给新的一年（一九九六年）》
一味地勇猛精进，不见得就有造就;相反，在平淡中冷静思索，倒更能解决问题。
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建设性的工作。人能从毁灭里得到一些快乐，但这种快乐不能和建设带来的快乐相比。只有建设的快乐才能无穷无尽，毁灭则有它的极限。
虽然人生在世会有种种不如意，但你仍可以在幸福与不幸中做选择。
《写给新的一年（一九九七年）》
诀窍和真正的知识是不同的。真正的知识不仅能说明一件事应该怎样做，还能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那些诀窍呢，从来就说不出为什么，所以是靠不住的。能使人变聪明的诀窍是没有的。
《工作与人生》
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各国墓碑文化】
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
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