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罗生门》要道德，还是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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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潇潇

提起日本文学和日本小说，绕不开的一位作家便是芥川龙之介。而提到芥川龙之介，似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他的《罗生门》。芥川享年三十五岁，创作生涯只有短短十二年。

芥川龙之介与森鸥外、夏目漱石被称为20世纪前半叶日本文坛上的三巨匠。《罗生门》则是芥川龙之介于191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以柳川隆之介这一笔名发表于《帝国文学》上。此后，芥川将其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也取名为《罗生门》。

这部短篇小说，描述出20世纪初的社会动荡时期，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着生存的民众的生活状态。

一个被东家辞退的仆役正在东郊外罗生门下等雨停。不知此后应当如何维持生计的他，茫然无措的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

罗生门里堆满死尸。他在里面遇到一位以拔死人头发做发套卖钱为生的老妇。听她解释把头发的缘由、讲述这具死尸生前的故事后，仆役心中的天平彻底从“要道德”向“要生存”倾斜。他恶性大发，决定弃苦从恶，剥下老妇的衣服逃离了罗生门。

日本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评价《罗生门》时说：“这是一个讲述人出于利己主义的考量，逐渐与自己的良心相剥离的故事。”

在一个灾祸频发的战乱年代，到处都是一片废墟和荒芜。暴雨之下，一位仆役只能在罗生门下避雨。

“罗生门”原为日语，指代人间和地狱、真相和假相的分界，书中罗生门处在城内与城外，中心与周边的划分空间，仿佛是秩序与混乱、生与死、善与恶的分界线。

身处这个“中间地带”，仆役也面临着灵魂、良心的抉择。被东家辞退的他，再也无处可去。20世纪初期的日本，正处在战乱频仍的时期，经济十分萧条。

若是被辞退，就几乎不可能再找到新的工作养活自己。仆役的思想正在做强盗和被饿死之间挣扎：

倘若不择手段呢？

仆役虽然认为不择手段是应当的，但若要亲身践行这个“倘若”，随之而来的势必是“除却成为盗贼，别无他法”。他还没有勇气这么干。

由于战争和时局混乱，罗生门里还堆了不少死尸。在这种环境下，仆役心中的“恶”逐渐被激发出来。

他开始壮起胆子，进去找一些财务。往里走的过程中，他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在一个女死者头上拔头发。

那是对所有罪恶的反感，这种反感正一刻一刻的增强。若是有人此刻再问起仆役刚才在城门下思考过的“饿死还是成为单贼”这一问题，恐怕他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饿死。

老妇解释说，他只是想用这些头发做假发套谋生。而她手下这具尸体也并非“无辜”。这个女人生前用蛇肉冒作鱼干，卖给营地里的官兵，以此维生。

老妇不认为女子错了，她若不行骗便没了活路，正如现在老妇不冒犯死者，从死尸身上“讨生计”，她也要饿死在罗生门。

于是，仆役“恍然大悟”：既然是为了生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

仆役再也不为“饿死还是为盗”而踌躇迷惑，岂止如此，他根本不考虑饿死云云，那个念头早已被他驱赶至九霄云外。

于是他剥了老妇的衣物，匆匆离去。

在罗生门前苦苦挣扎、看到老妇冒犯死者而心生厌恶、听死者生前的故事再次走向罪恶……三次心理描写，也勾勒出仆役在利益驱使下由善变恶、逐渐堕落的过程。

在《罗生门》这个故事中，女子“吃”官兵，老妇“吃”女子，仆役“吃”老妇。这里的“吃”不是真正的吃。而是人与人之间为了利益而互相利用互相倾轧。每个人都在“吃人”，每个人也都在“被吃”。

在芥川笔下，每个人都是恶的。女子“小恶”、老妇“大恶”、仆役“最恶”。这些逐渐堕落，乃至枉顾道德的行为，给读者以极大的心理冲击。

每个人在做坏事前，虽然都或许会有些心理上的挣扎，最终总会败于现实。他们自我辩解道：在这样战乱萧条的年代，每个人都是互相利用的。若不这么做，就要饿死了。

保持正义更重要，还是维持生计更重要？

《罗生门》中，仆役就面临着这样的心理抉择。起初，他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是正义以及对罪恶的反感，后来，生存二字便占据了上风。

《釜山行》里，在密闭的列车空间里丧尸暴动，父亲虽然略有迟疑，最后却舍身保全自己的孩子和一名孕妇，跳下了火车。

在极端状况下，“要道德良知还是要生存活命”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人性的本能良知应该是对善意呼唤和对正义的坚持，而不是在堕落的道路上一去不返。

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善，都应该是最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限的囿于自己生存的时代和环境，只能管中窥豹的了解这个世界。一代代文豪名家，将生命的箴言凝结于笔端，带领我们冲破时空的束缚，体验不同的时代、思想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