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别康桥

我叫迅哥儿,你可能还记得我曾在鲁镇的咸亨酒店当专管温酒的伙计。不过自从那个教过我“回”字的四种写法的人离开后,我渐渐不再看掌柜的脸色做事。后来荐头便带我离开,路上偶遇一个独眼算命先生硬拉着我说我乃是文曲星下凡,当时只道他在胡扯。然而,很多年过去后,当我最终站在剑桥大学门口时,我不得不感叹命运有时就是这么易变。

                                                                                                                           ——民国八年 春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协约国集团召开巴黎和会,但同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的正义要求却遭到拒绝,消息一出,举世哗然。国内爆发了五四风雷,而远在英国的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也是群情激奋。然而英国政府为了避免我们在其国土上“闹事”,竟然搞起了中国留学生出入学府限流,让我们平时尽可能待在校内,聚不起一大堆人上街游行;另外,想要办理归国手续都要经过层层审批,没几个月是搞不定的。

我心中烦闷至极,整日借酒浇愁。颓废至此,当难改变,直到那个人的再现。

当时只是听到有同学说,康河桥边来了个中国老头在摆摊吆喝,听那人口音似乎和我很像。我一听来劲了,心想那会不会是我浙江老乡,得去看看。

当我扒开看热闹的人群时,见着的是个身着长衫的算命先生,但圆墨镜下却是一张我永生难忘的脸,一时间我僵立在那半晌未动。而他看到我时也是一脸惊愕。末了,他先开口道:“迅哥儿,你还记得‘回’字的四种写法么?”

我不由分说先拉着他去了校外找地方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接着又去剑桥市唐人街请他大肆吃喝了一顿,看着他大快朵颐却仍在感慨没有茴香豆吃,我简直是哭笑不得。

待茶足饭饱后,我们踱步在康河河畔,孔乙己对我讲述起了他这些年的经历。


原来当年他最后一次去了咸亨酒店后,本打算在柯桥上投水自尽,却被一个路过的外国老传教士救下。传教士将他带到教堂,还找洋医生帮他断腿做了手术,装了副木头假肢。孔乙己对此感恩戴德,不再试图轻生,还留在了教堂做杂务。

时光荏苒。几个月前,年老体弱的传教士痼疾恶化,弥留之际将一块怀表托付给孔乙己,并让他想办法去一趟英国,找到剑桥大学一个叫“西蒙”的中国留学生将怀表交付之。孔乙己以前从没听传教士说起过此人,此时根据他对遗言的理解,这个叫“西蒙”的留学生应该是传教士的养子,一个如今大概二十来岁的孤儿。

传教士病逝后,孔乙己为其料理了后事,之后便求人把他带上了一艘前往英国的货轮,在船上帮那些水手干了很多杂活,一路漂洋过海,终于来到伦敦港。

我不知道从未出过海的孔乙己这一路上是何等艰辛,他这副老迈残疾的可怜样肯定没少受嫌弃和欺负,但他没提这些。而我感兴趣的更多是他全身上下的算命先生行头和器具是从何而来,可他没说,我也先压着没问。

到港后孔乙己便打听剑桥大学的下落,当地人以为他是前来探亲的,倒也没太为难他。就这样,他硬是靠一路走一路问来到了剑桥大学,并在康河桥下摆摊吆喝。这是他想的守株待兔之计,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外国学府,他去找一个没见过面的留学生简直是大海捞针,但反过来如果能吸引一些中国留学生来见他就好办多了。他这么一吆喝,果然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中国留学生,只是他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我这个家乡的故人。


对他为了老传教士遗愿,不惜万里跨国寻孤,我异常感动,决定尽自己所能来帮助他。我与他约定好,每天不管有没有消息,傍晚都在康河桥下碰头。

回学院后我开始向同学们打听,我一开始想得很简单,毕竟能到剑桥读书的留学生,基本上都家境优渥,孤儿寥寥可数。于是我私下里找到这些孤儿,但他们当中却没有一个叫“西蒙”的,对传教士的事更是完全不知所云。

我没有气馁,在筛选了我们剑桥大学后,我又通过外校同学联系了附近的牛津大学、考文垂大学等,然而他们反馈的结果却是,他们学校的孤儿里叫“西蒙”的有是有,但都是外国人。

几天过去了毫无结果,这就让我头疼了,心想要不要再扩大几所大学的范围?可要是再没消息怎么办?这时有同学提醒我会不会是孔乙己搞错了,于是我就去康河桥下找他,他却不在,有路过的同学告诉我说这几天他都没在。我顿时不悦,这几天我为他这事跑东跑西四处找人,他这会却不知道去哪浪荡了,我一时有点后悔自己真是闲得慌尽给自己揽活干。

到了约定的傍晚时分,我还是没等到他,一直到夜深十点多他才姗姗来迟。我正要冲他发火,他却递过来一盒东西,我瞧见那里面居然是一颗颗的茴香豆!他笑着说:“这边唐人街太大了,我找了好几天才碰到个会做茴香豆的师傅,他还不卖只是自己吃着玩,我求了他好久他才分我这么点,来尝尝。”

我尝了尝没作声,说真的那味道比鲁镇的差远了,但孔乙己却吃得津津有味,他说他早已在老传教士的劝导下戒了酒,但却始终忘不了茴香豆。见他连寻找家乡味都这么执着,我不禁感到一丝惭愧,怒气已然平息,原本打算早早放弃的念头也随之消散了。我再次询问他孤儿的细节,他信誓旦旦地说传教士告诉他的就是个叫“西蒙”的中国男孩。但信物怀表的事暂时还不能公之于众,省得有人打歪主意前来冒领,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次日,我联系上剑桥市华人联合会,请他们出面帮忙寻找中国孤儿西蒙。我们中国人无论在哪都能抱团,一场声势浩大的寻孤行动就此在伦敦展开,寻人启事贴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一时间有很多热心市民前来提供线索,但国籍、年龄、名字甚至性别都无法全部对上。而孔乙己则去到伦敦各个教堂,想从老传教士的故人入手,但也是一无所获。

一个月后,寻孤行动毫无进展,质疑之声却甚嚣尘上。有不少人认为,这场跨国寻孤就是个骗局,孔乙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我对这些言论嗤之以鼻,孔乙己他不远万里来到英国,目前执意暂住在康河的一处桥洞里,他要骗人能骗到什么?

不过在和他进一步商议的过程中,我提到了一种可能:“会不会是那个西蒙羞于承认这件事,因此不敢出来承认?”

“不可能吧?老先生带过的孩子肯定很有教养的,不然他临去时干嘛非要说那是他‘教子’呢?”孔乙己像是随口说了一句。

然而这句话却让我顿时僵住:“你说什么?教子?”

“对,是叫‘教子’来着。我当时不明白,老先生说类似我们中国的‘义子’,那我知道了,我们常说‘教养教养’,那‘教子’估计就是‘养子’了……”

我噌地站起来站起来朝他跺脚喊道:“孔乙己啊孔乙己!你连‘读书’‘窃书’都分不清,却把‘教子’‘养子’混为一谈!”

“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孔乙己面容一赧随后又疑道,“什么?教子难道不是养子吗?……”


我抱着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心里暗暗思索着,如果那个孩子是老传教士的教子的话,那就不一定是孤儿了,甚至还有可能是个父母双全的富家子弟。不过,寻孤这件事在那些不是孤儿的中国留学生那里都早已有所耳闻,如果这其中真有那个教子,他不该毫无动作啊。我思来想去,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难道是他根本就没听到过消息?

循着这个思路,我一方面拜托剑桥市华人联合会去苏格兰场查找最近一两年因故死亡的中国留学生,另一方面自己又去筛查了剑桥大学中国留学生名单,看看有哪些人目前不在学校。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剑桥大学的特招生名单里,果然被我发现有个人从上个月开始便下落不明,而此人英文名叫Tsemon(特西蒙)!

我把此人告诉孔乙己,他对这名字的差异不敢打包票。而我几乎已经确定是这个人,便想方设法打听此人的去向,然而却一无所获。由于此人离开学校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说,几天后才有同学发现他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正当我攥着这条让我百般失望的线索打算另谋他路时,事情竟然再次有了转机。

那是在半个月后,剑桥市华人联合会的人转交给我一份来自法国巴黎的电报,落款竟然是顾维钧大使!顾大使在电报中说他知晓了伦敦的寻孤行动,很受感动,他想起了一件事,也许能帮上我们的忙。

原来在上个月,有个伦敦的徐姓中国留学生避开英国海关重重封锁,横渡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找到顾大使请求他帮忙搭乘一架最早的飞机回国。据说那个学生不知从哪得知自己在中国的洋教父病入膏肓,只想要尽快回国见上最后一面。

我顿时如获至宝,便辗转联系上了顾大使,尽管他最近压力颇大,但还是抽空找人帮我联系上了国内浙江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参议周凤岐。周参议没有费多大劲就找到了那个姓徐的英文名叫“特西蒙”的留学生,原来这会特西蒙正辗转绍兴市各个教堂寻找他病重的传教士教父,他还不知道他教父已经病重去世了。

通过辗转电报沟通,特西蒙准确地描述了那个属于他教父的信物怀表,孔乙己对此确认无误,当即准备动身回国去见他。

孔乙己离开前夜,中国留学生集体在康河桥下为他饯行。他却表示他来了这边后基本上没做什么甚至还一度起了误导作用,寻孤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我在干。尽管如此,伦敦本地的教会还是给予了孔乙己极高的赞誉,而剑桥校方随后也对我进行了道德表彰。

在他临行前我对他说:“如果没有你远渡重洋前来寻人,我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拼劲去做这么一件事。不论如何,感谢你来到剑桥康河。”他眼神复杂,道了声珍重,便踏上了归国的客轮。这场万里跨国寻孤行动就此落下了帷幕。


                                                            民国二十年 冬

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从剑桥毕业归国多年。孔乙己仍然健在,并回到了鲁镇当私塾先生,我们常有往来。但在十一月二十日,他突然上门找到我,满怀愧疚地对我说起了当年的往事。

原来,当年孔乙己给那个传教士料理完后事后,正准备出发,但被一个算命先生拦住了,那人让他先往英国剑桥大学打一封“父病速归”的电报。据这位算命先生所说,那个孩子命里注定劫数难逃,这阵子务必让其回国,否则必有血光之灾,回国了便能至少再有一纪寿数。他还说孔乙己这次去能够见到一个故人,让他带上一身算命先生的行头去剑桥大学守株待兔,还交给他一个锦囊,让他依计行事,不要试图违逆,否则那个孩子便挺不过此时之灾。

孔乙己对此将信将疑,但为了不让老传教士的孩子遭劫他还是照做了。他带着那身算命行头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守株待兔,果然见到了我这个故人。于是他开始对算命先生所说笃信不疑,一步步按着锦囊上来,比如把“特西蒙”简称为“西蒙”、混淆“教子”和“养子”等等——我就说他在教堂待了那么年怎么可能分不清“教子”和“养子”的区别!

我听着心情复杂,但突然又想到了什么,于是问他那个算命先生是不是独眼,他说是,我恍然大悟,看来此人正是当年称我是文曲星下凡的那位。

如此说来,万里跨国寻孤行动还真是一个幌子,为的是帮助那个叫特西蒙的年轻人躲避命中注定的劫数。我这时好奇道:“那这个当时避了劫数还加了一纪寿数的特西蒙最近如何了?”

孔乙己反而问道:“你知道‘一纪’是多少年吗?”

“不太清楚,好像是十……”

“十二年。”

“啊?那过了一纪不就是今年吗?!”

“唉,你看看这个吧……”

那是一份今天也就是11月20日的《大公报》,头版让人触目惊心,他终究还是难逃劫数……

“昨日中航公司北上飞机误触山巅坠落焚毁,司机与搭客同时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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