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话，并不仅仅指语言，同时也指一切使某个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在这样的意义上，整个文化就是一次会话，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以不同象征方式展开的多次会话的组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公众话语的方式是怎样规范乃至决定话语内容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原始的烟雾信号。虽然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烟雾信号中传达着怎样的信息，但我可以肯定去，其中不包括任何哲学论点。阵阵烟雾还不能复杂到可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存意义的看法，他的形式已经决定了他的内容。
再举一个贴近现实的例子：塔夫脱，美国为第二十七任总统，体重300磅，满脸横肉。我们难以想象，任何一个有着这种外形的人在今天会被推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在广播上向公众发表演讲，演讲者的体形同他的思想可以说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电视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300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辩，也难免淹没演讲中精妙的逻辑和思想。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由此可以看出，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印刷术时代到电视时代的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语言不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但这并不是说,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媒介,人们还能够同样方便地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事情。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语言之外还有如此丰富多样的会话工具我们就不难想象,不同文化在世界观方面会存在多大的分歧。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的“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警句还需要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
在学校里,老师非常正确地告诉我们,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做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我们脑中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光是波,语言是一棵树,上帝是一个明智而可敬的人,大脑是被知识照亮的黑暗洞穴。如果这些隐喻不再有效,我们一定会找到其他适用的:光是粒子,语言是一条河,上帝是一个微分方程(正如罗素曾经宣称的),大脑是一个渴望栽培的花园。
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那么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例如,有人指出,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我觉得,如果说12世纪眼镜的发明和20世纪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那也不为过。
伽利略说过,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这样说只是打个比方，大自然自己不会说话,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也不会说话。我们关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