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上任何正经国家的正经军队里，一名军人都得进入军校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之后，才能成为一名军官，继而获得军队的领导职务和指挥权力。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学的东西都差不多，你懂的我也不会不知道，再想搞什么出奇制胜的空间就很有限了。所以正经的现代战争模式变得愈发的团队化、体系化或者说是套路化，指挥官的个人风格及作用也日益淡化——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自二战之后，所谓的“名将”变得越来越罕见，简直快成濒危物种了。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世界局势总体保持着和平的态势，没有爆发过大规模战争的缘故。不过大洋彼岸的鹰酱这些年可从来没闲着，到处煽风点火，可谁能说说曾冒出过几位世界公认的名将？相反，倒是成天跟鹰酱玩“治安战”的那些纯野生的阿卜杜拉和苏莱曼尼们，倒是经常能把战术玩得五花八门，动不动就揍得鹰酱满头包，看起来颇具传统名将的气质。
现代意义上的军校，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换种说法就是在此之前全世界的军官基本都是自学成才的。比如在我国，就有“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第五十》）的说法，明确指出了当时军官培养的主要途径就是扔到战场上自生自灭。那些百战余生下来还能只需瞅一眼睛、闻一鼻子、听一耳朵就知道仗能不能打、该怎么打，打赢了怎么追、打输了怎么跑的幸运儿们，基本上就是妥妥的名将了。像我们熟知的吕蒙、刘牢之、薛仁贵、狄青、岳飞、徐达等，都是从这套最原始野蛮却也最有效的的军官培养模式下脱（xìng）颖（yù）而（cún）出（huó），继而名垂青史的。
不过这种可以称之为“散养派”的名将培养方式成材率太低，也太浪费“材料”——说不定有多少堪比韩白的名将种子，第一次踏上战场就迎头挨了一刀或一箭，连小命都没了还怎么建功立业？而那些总是能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家伙，大多不是兵油子就是胆小鬼，真正敢战、能战、会战还总是能在战场上遇到“人体描边大师”的幸运儿，恐怕百十万人里也挑不出一个。
于是就有了第二种军官培养途径，那就是“家学派”——即名将老子将自己在战场上的心得体会、经验之谈毫无保留的传授给自己的接班人，使之在战场上少走甚至不走弯路，从而比别人更容易建功立业。不过既然是“家学”，那自然是传内不传外，甚至是传嫡不传庶，从而往往形成了军事垄断性质的“将门”。比如秦之蒙氏（蒙骜、蒙武、蒙恬、蒙毅），楚之项氏（项燕、项梁、项羽），汉之李氏（李广、李敢、李陵），江东陆氏（陆逊，陆抗，陆机、陆云），北宋种氏（种世衡、种谔、种师道、种师中）等等，都是典型的将门。
不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种事情总是少有，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几率甚至还不如发于卒伍的散养派。于是就有了“富贵不过五代，将门不过三世”这种说法，事实上绝大多数将门传不了几代就只剩下了满院子的酒囊饭袋（当然也有将门普遍受到打压的缘故），根本甭想指望将门能源源不断的培养出高质量的名将。
尤其是到了隋唐以后，名将不但越来越难产，而且偶尔捧起几个也是水货居多，比如南宋高宗年间所谓的“中兴四将”。再加上自晚唐藩镇割据到五代政权更迭，武将彻底砸了招牌、失去了信誉，于是文官领军的情况也就越来越多见了。
对于文官领军这码事，历来争议就很多。不过在普遍使用文官领军的宋明两朝的统治者肯定不会是傻瓜，他们做出这样的决策肯定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
在两宋之前能“出将入相”的全能型人才比比皆是，所以不存在文官领军。
翻开一本《三国演义》，像蜀之五虎上将、魏之五子良将、吴之江表虎臣这样大名鼎鼎的武将，顶多能充当个打手之类的角色；而像荀攸、程昱、蒋琬、法正、张昭、鲁肃这样的谋士大多只能当个幕僚。唯有像司马懿、诸葛亮、周瑜这样武能出将、文能入相的综合型人才，才能算得上是挑动一方风云的顶级人物。
“出将入相”这个成语出自唐朝诗人崔颢的《江畔老人愁》一诗——“两朝出将复入相，五世迭鼓乘朱轮。”说的是那种文武兼资，上阵能指挥千军万马，入朝可以治平安天下的全能型人物。这样的人才在两宋以后愈发的可遇而不可求，偶尔冒出一个就稀罕得不得了，比如徐达就曾被明太祖朱元璋捧上了天：
“太祖御书春联，赐中山王徐公达云：‘始余起兵于濠上，先崇捧日之心逮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此二十六字，乃初封信国公诰中语也。又一联云：‘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金陵琐事·卷一·春联》明·周晖）
不过在两宋以前，像徐达这样文武兼资的全才虽然也没多到像萝卜白菜似的满大街都是，却从来都不是什么稀缺物种，只不过却总被人忽视掉罢了。
在始皇帝一统天下以前，贵族是天然的统治者。同时作为一种荣誉，在战国之前唯有贵族才有资格从军打仗。因此在当时能称之为贵族的天子、诸侯、大夫和士这四个阶层的成员都必须文武双全才算合格。这种情况哪怕是到了战国以后其实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比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信陵君魏无忌与春申君黄歇治政的本事就都不错，打仗也从来不含糊。
另外像吴起，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军事领域的成就，不但与兵圣孙武并称“孙吴”，还位列武庙十哲。事实上老吴在政治上的能力也毫不逊色，曾在楚国担任令尹并发动变法，大大增强了楚国的国力、扩展了疆域。要不是楚悼王猝死、吴起惨遭旧贵族杀害，他主持的变法成就未必就逊于商鞅。而后者因为在秦国变法而名垂青史，但打仗的本事也不差，曾作为主将连续发动了对魏国的河西、安邑和西鄙之战，这才积战功获封商於十五邑、赢得了“商君”的名号。
而出将入相这种事，在两汉时就更加普遍了。比如曹参、王陵、周勃、周亚夫、李蔡、公孙贺、邓禹、吴汉、窦宪、曹操等，也统统都是上马能治军、下马能安民的全才。到了东晋，号称“王与马，共天下”的王导，文能拥立、辅佐晋元帝司马睿延续晋祚，武能平定王敦、苏峻之乱稳定政局，号称“中兴名臣莫与为比”（《晋书·卷六十五·列传第三十五》）；而作为翩翩一名士的谢安，不但能用娴熟的政治手腕挫败桓温的篡位图谋，更是指挥晋军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号称百万之众的前秦，堪称挽狂澜于既倒。至于南北朝时的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总是没完没了的篡位改朝，还不是因为无论是文职武职都做到了头，不换个皇帝当当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即便到了隋唐，能出将入相者依旧层出不穷，如隋之高颎、苏威、杨爽、杨素、宇文述，唐之长孙无忌、李靖、李勣、侯君集、刘仁轨、娄师德、郭元振、李晟等等。可是这样的人才到两宋以后就出现了严重的断档，能先出将再入相者唯徐达一人而已。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肯定不是人不行了，而是时代变了。
在两宋以后，武将不但砸了自家招牌，还被养成了猪，这才连打仗的本职都被文官取代。
武将被文官抢了老本行，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从先秦到隋唐虽然历朝历代的选官任官制度在不断的变化（从世官制到耕战赐爵，再发展到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但归根结底都与“门第”二字息息相关——也就是说要没投上个好胎，起码在隋唐以前是基本上极少有机会当上大官的，更别提出将入相了。
在这长达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由贵族、勋贵以及士族所组成的权贵集团几乎垄断了历朝历代中最优质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资源。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和利益，他们会不惜代价的培养人才作为自己在朝廷中的代言人。而且相较于宋明时期那些为了求得功名只顾狂啃那些全无用处的八股的读书人，权贵集团对其培养出来的人才要求更简单，也更现实，那就是“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要是两者还能兼顾当然更加求之不得，一定会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更重要的是，权贵集团拥有的不仅是权势、金钱和土地，更是垄断了当时最优质的教育和舆论资源。所以他们才能源源不断的培养出人才，还能轻而易举的让这些人出人头地。打个比方，平头百姓种地是为了活命，身为琅琊望族子弟的诸葛亮“躬耕”却是为了养望，还有一大帮子人到处替他鼓吹——一个从未出过仕的小年轻猫在山沟里就这样成了仰天下之望的“卧龙”，引得刘大耳朵不惜三顾茅庐前来延请。
隋唐之前那些能够出将入相的大才，绝大多数都是权贵集团培养出来的或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是随着唐末战乱将传统的世家豪族几乎屠戮一空，这条延续了上千年的精英培养模式也随之彻底完蛋，很快被科举制度下批量生产出来的士大夫所取代。
其次，在隋唐以前世风尚武，推崇军功，能够保家卫国、开疆拓土的武将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认同。在政治层面“崇文抑武”也没什么市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呈现出“武贵文贱”的趋势。比如像曹参、周勃、周亚夫、杨素、李靖、李勣等能因军功拜相，可谁听说有哪个纯粹的文臣因为治国有方就能拜将领军？倒是有像班超、班固、陈汤、陆逊等这样的文士投笔从戎、跻身军旅。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宋明，一定会被当成自甘堕落的士林败类而遭到唾弃，但在汉唐就铁定是流芳青史的一段佳话。
不过自从安史之乱以后，那些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保国无术、残民有方的各方军头们，算是彻底的把武将的招牌和信誉给砸了个稀碎。尤其是晚唐到五代期间，武将们简直鲜廉寡耻到了极点，为了自己的私欲置天下安危、生计于不顾，依仗兵权为所欲为，动辄以臣弑君、篡国夺位。期间一个小军阀安重荣的心里话，就道出了当时那个时代的残酷现实：
“重荣起于军卒，暴至富贵，而见唐废帝、晋高祖皆自藩侯得国，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五代史·卷五十一·杂传第三十九》）
所以宋太祖赵匡胤在立国以后，便果断的将兵权从武将手中收回，即“杯酒释兵权”。当然，赵大夺取了武将的命根子，也不能不付出代价，那就是给予其安全保障和金钱补偿：
“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籓，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续资治通鉴·卷二·宋纪第二》）
说白了就是从此把武将当猪养起来，而且赵大说话算话，还真把大宋朝的武将都养成了猪。
最后，通过世家等权贵集团培养人才的模式崩溃以后，便由科举选材取而代之。不过相比前者，由科举及第获取官位的士大夫们基本上都是长于文而拙于武，事实上也正是从北宋起文武才真正殊途，彼此间泾渭分明，才有了所谓的“崇文抑武”。
士大夫崛起后，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自然会配合皇帝打压武将，并不断的越界侵夺本属于武将的职权。武将本来就地位越来越低下，还被养成了猪，谁还能指望一群猪打胜仗？
武将们打得败仗越多，在皇帝眼中就更像是一群猪。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大宋朝要是还想把仗打出点人样来，剩下的也就只能指望文官领军了。
文官领军大多不靠谱，毕竟专业的事情还得专业的人来干。
指挥打仗这门手艺说难其实也不难，要么靠天赋异禀，要么靠经验积累，要么靠运气加持。三者有其一基本就能打出功勋和名声，要是都能沾上点边的家伙，那就是妥妥的名将无疑了。
只可惜科举这种玩意，虽然是一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却在毫无使用价值的同时最擅长泯灭天性、僵化思想和破坏人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偏偏那些通过科举脱颖而出的士大夫们又高高在上，根本不屑躬身倾心于被视为卑贱的军队事务，治军手段之简单粗暴更甚于武将，比如韩琦：
“（狄）青出立于子阶之下，恳魏公（韩琦）曰：‘焦用有军功，好儿。’魏公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立青而面诛之。”（《默记·卷上》）
这样的人带兵没带出哗变来都是漫天神佛保佑，还指望他们打胜仗真是过于奢求了。
偏偏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士大夫们，以为自己进士都能考得，区区带兵事何足道哉？只需将兵书战策倒背如流，斩将夺关自然不在话下。
黑格尔有句话说得极好——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纸上谈兵的典故在中国堪称妇孺皆知，那些学富五车的士大夫们自然没有不懂的道理。可是这样的道理用在别人身上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摊到自己头上那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反正别人都可能是赵括，唯独自己肯定不是。
比如张浚。这货明明是个文士，却自诩是汉初三杰、留侯张良之后，就对自己的军政能力有着迷之自信。他不但时不时就胡乱插手军事，还动不动就主动请缨领兵出战，结果一出惨败于富平，将北宋西军最后的种子消耗殆尽；二出致乱于淮西，丧失了一次极可能让南宋收复故土的良机；三出则在符离丧师，迫使宋孝宗赵昚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隆兴和议。张浚领军的特点就是三个字——瞎胡闹。他最擅长的就是将必胜之战打成必败，将持平之战打成大溃，将小负之战打成全军覆没……真真是没有“败机”也得制造“败机”，反正好像不打输就没脸见人似的，简直奇葩到了让人无语的地步。
后世有明事理者甚至认为张浚之害过于秦桧，“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礼部》明·沈德符）。就连赵构也深悔误用了这货，晚年提起张浚时的态度堪称是嗤之以鼻：
“浚用兵，不独朕知，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败，淮西之师，其效可见。今复论兵，极为生事。”（《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一·宋纪第一百三十一》）
然而不管张浚有多么愚蠢和无能，但作为士大夫的杰出代表，就有无数同辈中人拼命为其涂脂抹粉。于是在他死后，不仅作为文臣典范入列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从明朝起配享历代帝王庙，还有一帮不要脸的昧着良心往死里吹嘘张浚的“武功”。甚至认为他的军事才能堪比韩信、诸葛亮，老打败仗只是运气不佳而已：
“背水未成韩信阵，明星已陨武侯军。
平生一点不平气，化作祝融峰上云。”（《宋诗纪事·卷五十八·刘过》）
若是韩信、诸葛亮泉下有知，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压住他们的棺材板。
张浚可以说就是文官领军的典型代表，虽然他有些过于“典型”，但绝大多数文官领军的结果都好不到哪儿去。事实上，在宋明两朝由文官领军而能取得不错战果的也就范仲淹、虞允文、于谦、袁崇焕等寥寥数人而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这几位颇具军事才能的文臣，所起到的作用也仅是在防御作战中能拯一时之危而已，对扭转整体战局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虽然都喜欢用文官领军，但明朝显然比两宋更靠谱。
大规模的文官领军始于两宋。但在北宋立国之初，尤其是统平天下、与契丹争夺幽燕的时期，领兵打仗的还是以武将为主。而且相较于后来被各路蛮夷轮番暴打，这一时期北宋虽然也没少打败仗，但起码跟正处于极盛期的契丹人打得有来有往，而且在总体上保持着战略进攻的态势。
可是到了宋仁宗赵祯一朝，因为被养成了猪而在战场上表现得也越来越像猪的武将实在让人看不过眼，不得不启用了夏竦、范仲淹等文官治军。因为夏、范等人是北宋文官中少有的既有才能又颇为务实之士，所以这一措施取得的效果还不错，于是文官领军遂成惯例。但既然是惯例，就说明缺乏制度化的措施，比如宋哲宗时的宰相刘挚就曾经指出：
“臣窃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宋朝诸臣奏议·卷六十五》）
而明朝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前就曾设置了一个名为“总制”的差遣，不仅负责军事指挥还要总揽地方政务，所以多任用文官担任，也为后来的文官领军提供了制度基础。在土木堡之变导致军事勋贵集团几乎遭到团灭以后，文臣统兵遂在明朝形成制度——此时由文官担任的兵部尚书正式拥有了统军作战的权力，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文臣统军的官衔，如镇守、总督、提督、巡抚等。
不仅宋明两朝的文官领军的发展历程不同，用人的理念也有很大的差异。在两宋因为士大夫的政治地位非常高，甚至高到了可以跟赵姓皇帝共治天下的程度，所以只要某个大才子文章能写得妙笔生花、嘴炮能打得天花乱坠，又凑巧读过几本兵书，那在士大夫的眼里就是妥妥的文武全才了，领兵打仗完全不在话下。
这里要插句闲话——中国古代的兵书基本上只讲战略，即便少有的讲到战术，也是文字生僻、言简义奥，而且动不动就故弄玄虚。尤其可恨的是，本来就薄薄的一册兵书，恨不得只用三五个字就将带兵打仗的事情全讲完，似乎多写一个字就得丢多大面子似的。熟读了这样的兵书，对搞搞运筹帷幄之中的“庙算”还算有些参考价值，真正到了战场上要是还教条的按照这些玩意依葫芦画瓢，要是不打败仗那才真叫活见鬼。
对于这个问题，明朝的统治者认识得就更为深刻。所以明朝的文官虽然仗打得也不咋地，但起码比起宋朝的同行来还是要高明得多。
在明朝，一个文官想领兵，必须具备起码的军事素质。比如于谦，在他还是童生时就非常热衷于钻研军事问题，而且不是像寻常书生仅满足于“熟读兵书战策”，而是更深入的分析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再比如王阳明，从小不仅兵法娴熟，而且勤练武艺，箭术比职业武官还要高明。
除了这些基本素质，明朝还特别注意对领军文官的系统性培养。像明朝因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的王越，在担任三边（延绥、宁夏、甘肃）总制之前先是以御史的身份赴西北督查军务，然后又以襄理军务的名义随抚宁侯朱永远征塞外。在亲身经历了战争的艰难与残酷，并对实战经验进行了总结和领会以后，王越才有机会独当一面，最终成为文臣中少有的名将。
对此，王越曾在自己的回忆录《襄敏集》中感慨——在没有上述这些经历以前，他曾对从军之事有过许多想象。结果真正在战场上走了一圈之后，才发现白浪费脑细胞了，以前想的都是瞎扯淡的东西。
像王越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刘大夏、谭纶等文官领军的佼佼者，都是经过了系统的培养和锻炼以后，才最终得到了领兵打仗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文官打起仗来，自然要比两宋的那些胡搞乱搞一气的家伙要强得多。
最后总结一下。
从秦汉到隋唐尚武之风盛行，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这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各大王朝整天不是跑到别人家里揍人，就是蹲在家里挨揍。仗打得多了，自然名将出头的机会就大了，而且尽是些充满着进取精神、攻击意识的英雄人物，看着就让人提气。
两宋以后，虽然开国建基还需要武将卖命，但在政治制度上的高度成熟，使得宋明的统治者很快就有意识的限制武将的权力，刻意拔高文官的地位，最终形成了文官领军的局面。这样一来，固然使得武将集团愈发的的萎靡颓废、军队的战斗力大幅下降，但终宋明两朝均未发生过严重的武将叛乱，不得不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两朝统治者所要达到的目的。
当然，这也是时代风气变化使然。在汉唐时期，统治者高度自信，臣子不论文武都有着高度的进取精神，开疆拓土始终是时代的主旋律。当然这种风尚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在此期间的大多数王朝，最终都亡于由武将集团衍化而成的军阀势力。
到了宋明，“内治”取代“外拓”成为了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打压武将并以文官取而代之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当然这也导致了宋明两朝最终都没冒出什么能够影响到王朝存亡的军阀集团，最终却统统被比军阀更凶猛的异族铁骑打得稀巴烂。
这不是文官领军的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皇帝的错。毕竟在历史上，大家伙都习惯了“以史为鉴”，都在忙着拼命堵前朝暴露出来的窟窿，却少有能预见到会出现什么新问题。比如那个郁闷的道光皇帝——历来中原的大敌都来自北方的大漠草原，大清朝甚至想出了“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这样的妙招，可谁能想到在东边的大海里又冒出来一帮可恶的红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