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大早，女儿肚子疼，领着她跑了三个门诊都关着门。直到第四个，看到亮着的灯光，晃动的人影，我一颗心才放下。
这家门诊是个夫妻店，大夫是一对中年夫妇，五十岁左右。这时候他们都在诊所里。问个好，道个早，他们说是今天孩子返校起得早。哦！原来如此。
检查完，拿了药，先让女儿在诊所喝了一包。那个女大夫给包了两天的药，六包，外加一小瓶胃肠安丸，药费50元。
骑车送女儿返校的路上，刚下过秋雨，地上湿漉漉的，空气中湿气混合着泥土气，再加上带着腥味儿的冷风，闻起来有点让人作呕。
我突然有点怀念刚刚诊所里淡淡的药味儿。
嗯……有点像小时候村里药铺的味道，虽然不够浓烈，也不够纯粹。
哦！我怀念的是小时候村里药铺的味道。
我所在的村庄不大，有310余户1100多口人。村里一直有两个药铺，一个在村西头，一个在村东头。
那时候的药铺，不只是药铺，还管看病。那时候，村里人都管它叫药铺，而不是诊所；都管看病的叫先生，而不是大夫或医生。
两个开药铺的先生都姓张，西边的叫安先生，东边的叫倪先生。
两个药铺都开在先生自己家里。专门腾出一间或两间房，一面墙上，放上中药柜、西药架，另一面墙上挂上针灸穴位图、人体经络图，还挂着什么记不清了，反正没有现在的药品监督举报电话和新冠肺炎防护指南。
药铺里通常还会放一张方桌和一张小床，方桌是先生用来坐诊号脉的，小床是用来让病人躺下检查身体的。那时候的先生，很少给病人输液。
从药铺到诊所，摆设和用药有了不小的变化。不变的是药铺的味道，虽然那时候的味道更加浓烈和纯粹一些。
小时候，我和村里的孩子一样，对村里的药铺有天生的抵触。一是怕打针，二是怕吃药。那时候小孩子看病，头疼脑热的很少，多的是肚子里有虫，或者夜里着凉肚子疼拉稀。拉稀先生就给开几片“食母生”，应该就是现在的乳酸菌素片。肚子里有虫就给拿几粒“洋糖”，颜色黄黄的，味道甜甜的，看起来像一个个小塔。或许是因为是给小孩子吃的比较多，味道和样子专门做成那个样子的，像现在的水果味的儿童用药。
我还清楚的记得，那时候先生看病的情形。跟在爹或者娘的后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先生家里，躲在药铺门口外面，迟疑着不敢迈过那个门槛。直到爹娘一声责骂，才紧张的往里迈步。一边走一边偷偷的看方桌后面的先生。这时候先生也会抬起头，从不知道是近视镜还是老花镜的后面，看着害怕紧张的我。然后，缓缓的起身，或者从方桌后面走出来，让爹娘把我抱着坐到方桌前的那把老式木椅上。
之后就是照例的望闻问切。“来，吐舌头。啊……”先生的语气总是不紧不慢。爹娘就指挥着我：“张嘴，使劲儿，吐啊！啊，赶紧，啊！”这时候我往往极不情愿地配合着先生和爹娘，脸通红，不知是憋的，还是害羞。
有时候，还会给个体温计，让夹一会儿。那时候没手表，也没手机，时间都是先生估摸着。我那时候觉得，就数这夹体温计“度日如年”，直到听到先生一句：“好啦！拿出来，我看看”，才像是如释重负一样，长舒一口气。然后就是紧张的等着先生宣布：发烧啦，或者是体温不高，没事。
我最怕发烧，因为要打针，那时候小孩子都怕打针。打针的时候，先生会让孩子趴在家长腿上，自己在旁边配药。这时候，听到的就是先生敲碎针剂的声音，“啪！啪！”，之后就是吸到针管里，再打进一个带着橡皮塞的小药瓶里，再用手握着晃一小会儿，再一次吸到针管里，最后再针头向上，缓缓的推动，直到排完针管里的空气，细细的水柱从细细的针眼里向上喷出，才算完成了打针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这时候，趴在爹娘腿上的我会高度紧张，屁股上的肉蹦得很紧。先生就会说：“放松，放松，不然就起疙瘩了。”边说边用手拿着酒精棉在屁股上的某个部位，轻轻地转着圈擦几下，当你觉得屁股上一凉，随后就是针头刺进肉里的疼痛，这时候好多孩子会发出“杀猪时一样的哭叫声。”我过后想想也没那么疼，可每次打针还是发出同样夸张的声音。先生说：“哪有那么疼，都是吓的！”
如果是肚子疼，先生就会让你躺在那张小窄床上。然后，用手轻按肚子，边按边换地方，嘴里说着：“这儿疼吗？这儿呢！”按到疼的部位，我的表情会随着疼痛程度变化，或呲牙咧嘴，或皱眉挤眼，嘴里也会发出大小不一的喊叫声。这时候，躺在床上的我，身体会随着先生有些冰凉的手颤动，不知道为何？就算是夏天，我也觉得先生的手是冰凉的。直到全部按完，先生才会起身重新回到方桌后面，凝神思考片刻，用那支不知用了多么少年的笔，开方拿药。
一般情况下，村里的药铺都是先生一人，看病、开方、拿药、收钱。忙的时候才让家人帮忙拿药、收钱。
这时候，爹娘会把提前准备的几粒花生，或者一个糖球塞到我手里。我就不再抽泣，而是乖乖的站在旁边等着。有的家长没有准备哄孩子的吃食，先生就会拿一个放针剂的空纸盒，塞给孩子玩。许多时候也能起到吃食同样的效果。在那时候的我眼里，纸盒是好东西，拿回去可以当笔盒，或者放玻璃球之类的其他什么玩具。
看完病，我最喜欢看先生抓药，因为我觉得先生抓药像玩魔术一样：先把几张四四方方的纸片，分上下两排摆在桌上，接着开始一会儿拿起一个大瓶子，一会儿拿起一个小瓶子，这个两粒，那个半片，另一个四丸。一会儿功夫，方纸片上就放满了花花绿绿的药片、药丸，只见先生一手托起纸片，一手异常灵巧的左折右叠，不一会儿桌上摊开的纸片和药片，就神奇的变成了一个个好看的小药包。我至今惊叹先生的手法。那时候我就想：怪不得药铺墙上挂满了“妙手回春”“神医圣手”“手到病除”等等与手有关的锦旗匾额。
先生抓中药，更有看头。中药在我们这也叫草药。这时候，包中药的纸片就换成了大了不止一倍的发黄的草纸，花花绿绿的药片也换成了叫不出名字的草根、树枝和花瓣等，还要用一杆小称去称重，这个五钱，那个三钱，不一会儿草纸上就堆的满满的，像一个个小草堆。之后便是包药，先生从头上方扯下一根也是颜色发黄的草绳，左缠一下，右绕一下，就把那些草药包捆扎得四四方方、结结实实。
药包好了，人也要走了。这时候先生会叮嘱家长一些注意事项。什么不吃凉的，忌吃辛辣，饭后吃，吃了多喝水等等。
这时候，我往往变得气定神闲，开始四下打量药铺里的一切，尤其是那个被岁月打磨得发明发亮的捣药锤和捣药罐。药铺里也充满了西药、中药的味道，苦中有涩，涩里带酸，酸里有甜，混合成一种药铺里独有的味道，让我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