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说“闲话”的人远去了---刘玉堂老师小记

那个拉着二胡、唱着《小放牛》、说着“闲话”的人走了。

天堂里从此有了音乐、有了歌声、有了文学的光，而我们却少了一个和蔼可亲的良师益友，一个德高望重的文学大家。

与刘玉堂老师最早相识在2012年下半年我们单位举办的读书沙龙上，虽然早知道他是著名作家，但那天他没有谈文学，很惊诧于他语言的犀利，针砭时弊、鞭辟入里，对当下政府部门 “大大小小的硕鼠或蛀虫们，挥金如土、纸醉金迷，公款当私款，权利不为民” 的懒政、腐败现象一针见血、大加讨伐，根本不管底下听众有敏感的对号入座者，这和我想象的躲在象牙塔里不问世事的文人大相径庭。但活动结束后对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却是满面谦和、态度平易，送我们他的文集，答复着我们的求教，我有幸得到一套包括《乡村温柔》《乡村情节》《县城意识》《一头六四年的猪》长中短篇小说集和随笔《好人似曾相识》的《刘玉堂文集》。

第二次是在酒桌上，刘老师谈兴甚浓，喝酒也喝得敞快，可能看我喝酒也算敞亮人，笑着对我说了一句：“喝酒挺实在哦。”聊得什么我没记住，却记住了爽朗敞快的刘老师的原生态的歌声。脸上有些红扑扑的刘老师即兴唱起了《小放牛》，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像是村头两村民你一言我一语的鲜活热闹的一番对话的戏剧场景，有着一种质朴的张扬和干净的情动，用刘老师的话是“嘹嘴聒舌”的，其实是一男一女，牧童和村姑的一问一答，调子是那种欢快的有点挑逗的翻来覆去的一种腔调，问和答也很简单明了，是那种小打小闹小情趣，有一句唱词重复多遍，到后来我们一桌人都记住了，一起合着刘老师的歌词唱起来，就是“那个也无妨”，每次刘老师唱到这句，也有意识加重语气，和大家一起笑呵呵的“那个也无妨”，唱的酒酣耳热，听得众人皆乐，真没想到刘老师居然这样率性可爱。

我受益匪浅的一次是在2017年10月28日，在“垂杨书院”“舜城讲堂”举办的我的散文集《渔樵闲话》新书分享会，刘老师作最后的总结发言，对我的作品有鼓励，也指出不足， “快乐的心态永远保留着，但轻飘飘的快乐反映不了生活的本质，要有所思，有对生活深处的探究”。对文不对人，有好就说，有坏也说，营造着一种健康的文学空气与正气。并就文学创作“怎么写”“写什么”“为何写”做了精彩分享。他说“写文章要小题大做，入口要小，注意细节，做生活的有心人”，刘老师说过去自己的语言很少，都是书本别人说的，中年以后才有了一点属于自己的语言，强调要“一定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故事，好的作品都是写自己的故事”，随笔“一要有意味，二要有趣味”，这两味让人印象深刻。在为什么写方面，他特别欣赏台湾作家朱天文说的话，生活中有很多事好多感悟转瞬即逝，只有用文字能记录下来，这就是我要写的原因。

特别让我感动感谢的是刘老师为我的拙作写的“《渔樵闲话》的闲话”的书评，发表在2017年10月29日的《济南时报》上，开始我挺忐忑地想请刘老师写序，我也做好一口回绝或找个理由婉拒的准备，毕竟是著名作家，又兼着很多社会活动，没想到刘老师很痛快地告诉我：“你有写序的了，我给你写个书评吧。”他就像张炜老师对他的评价“特别厚道热情”，“自觉的为文学操心，为年轻人的文字操心”，虽然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但在文学上还初出茅庐，对我颇多的鼓励，如肯定我自我认知的清晰，“落笔之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位置上，文章起承转合之时，心里先已想得非常明白”，还对我的书名诠释分析，他评价我书中的文章如同闲话一般，“既不那么正式，又不承载伟大思想和跌宕故事，像一场下午聊天”，“比较贴近生活本身状态，是人人都可亲近的文体”，肯定了我这种闲话般的自娱自乐，人与人，人与生活相同又不相同，都是别样的一种风景。我会按着自己的生活之路，沿途撷取喜欢的风景，写不了大山大水，就写小情小景，有所思就好。

我发现刘老师曾写过很多关于“闲话”的文章，像是“有关稀粥的闲话”“闲话老百姓”“闲话作家签名售书”“闲话样板戏”，写的随意散淡，又意味深长，语言生动口语化，是那种大俗大雅大文章。像是“闲话老百姓”中“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老百姓，还特别爱操心”，经常口语化的“毁了，毁了”，是典型的“刘氏语言”；“闲话作家签名售书”中说读者买书，是冲着作家的书去的，不是冲着他的面孔去的，他又不是演员或主持人，有什么好看的？好玩的是写到最后，刘老师有了一点小感受，“字签的多了，顺手了，容易上瘾，刚从书店走出来那一阵儿甚至见着书就想签，不是自己的书也想签。就跟卓别林拧螺丝一样，看见螺丝拧，看见纽扣也想拧。”看到这忍俊不禁，那种随意闲适的幽默从字里行间散发出来，就像他说的“贵在随时随地随心所欲，重在随字”。还有随笔集《玉堂闲话》，我的书名一不留神步了刘老师的后尘了。

后来和刘老师去颐泽采风，一曲二胡绕梁三匝，刘老师的多才多艺让大家赞叹不已。今年年初的1月10日，我和刘老师还一起去了历城参加“2019作家进校园新春联谊会”。在路上，刘老师给我们闲聊着文学的话题，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的巴金的一句话让他终生受益，“作家只能靠作品说话。”这是说给所有喜欢文学人的至理名言。

最后一次见刘老师是在今年5月21号的“城南往事”，一头白发的刘老师让我大吃一惊，看到我们的表情，他轻描淡写地说道：“过去是染的，现在顺其自然，不染了。” 看着雪鬓霜髯的刘老师，感觉像是年画中一个飘飘欲仙的白发白胡子老人，刹那间分明是在仙界。刘老师气色还好，说话依旧很爽朗，还喝了些红酒。每次见到刘老师，不管是吃饭、喝茶、采风、开会，刘老师总是在谈文学，用浓重的沂蒙家乡口音，嘴里像是含着吃完了枣还没来得及吐出枣核，有些含混不清，我们都集中精力盯着他开开合合的嘴巴，听他讲某人的好作品，甚至某一个精彩的细节；谈创作的一段往事，一段刻骨铭心的片段，总会给人以提醒或启示。边谈边笑着，朗朗地笑声在不大的屋子里回旋着，再苦难再艰辛的话题也没见他情绪低沉悲苦，想起他说过“不管什么形式的文章，我都不希望它太严肃”，谈笑间如说唱艺术一般。谈到作家刘玉民小说中蘸盐水细节的生动精彩处，他的嗓门简直通上了大喇叭，高亢的用沂蒙话描述着，最后总结出“待要甜加点盐，待要长用刀割”，他还喜欢讲家乡的离奇故事，那晚讲了一个死人棉袄的故事----

每次都是聊得意犹未尽，每次都是再拉一会再拉一会的不想走，每次都期待下一次又见面了，那天恰巧是农历节气的小满，刘老师还说，小满恰恰好，不能太满。起身时还幽默地喊了声“起驾”，我们同路往回走，刘老师还谈起他的文学馆，说开馆时一起去，还说不想把文学馆搞成纪念馆的样子，要多搞文学活动，你们都去一起做活动。我一直兴奋地期待着开馆之日与刘老师一起同行，可突然，世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突然呢？只过了一个星期，5月28日，就听到刘玉堂老师去世的噩耗，熟悉他的人谁也不相信，年龄71岁，还是老年中的壮年；身体，每次见他都是精神矍铄、神采飞扬的，尤其是他的那颗明亮仁爱之心，永远是那么年轻。

那个拉着二胡、唱着《小放牛》、说着“闲话”的人走了，留下许多个闪亮的日子，我重温那些书，恍若隔世重逢。

2019.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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