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和一个作家还相距很远，但很多朋友经常替我吹牛，向别人介绍我时说我是作家。
说实话，我很不满意这个称呼。因为在我眼里，作家都是一副文绉绉的样子，与我自己设计的自我形象大相径庭。
所以，我实在自卑于自己的一事无成，竟没个拿得出手的职位，比如某长，或者某总，哪怕只是“开了个小卖部”也好。
某次，应郑州作家协会之邀到河南开笔会。火车上与一位民工对铺，闲来无事，两人便聊了起来。
他问我去河南干什么？我说开会。他又问，是单位的会吗？我说不是，是一个可开可不开的会。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极肯定地说，笔会。
我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大概是我寒酸的打扮和落寞的神态起了标志性的作用。
我只得承认，是的。
他没有表示多大的兴趣，只是淡淡哦了一声，然后说：“我多年不看书了！”
虽然经常遭到打击，但这么直接的还是第一次，我有些窘迫。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只能保持沉默。
他接着说：“现在的书都不好看，写的都是少数人的生活。”
这说明他未必不看书，只是不多看而已，或者说看了不满意。这多少让我找回点自尊。
我问：“怎么说？”
他似乎来了精神，马上坐直了身体，把一直注视窗外的目光也收了回来， 说：“现在的书都是写当官的，省长市长，或者局长处长，感觉离我们很远。他们没必要为了孩子的学费而四处奔波，也没必要为了做一顿饭和老婆吵得不可开交，更没必要为了几毛钱的菜和摊主讨价还价……他们肯定觉得这不可思议，但这几乎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同样，我们也觉得他们不可思议，已经是处长了，干嘛还争那个局长？已经有个漂亮的老婆了，干嘛还要找个并不漂亮的情人？”
我觉得他太悲观了，于是宽慰他说：“也不尽是写当官的，也有写平民的嘛，比如……”
他立即打断了我的话：“有是有，但他们的生活似乎比当官的更潇洒。他们仿佛一生下来就具备超凡的智慧，随便上个班就能领到万二八千的月薪；做好一件事，就马上成了精英。决定他们生活的，完全是自己的意愿。一个女人受了委屈，刚说了一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想出国散散心。换个镜头，飞机就起飞了。他们面临的问题和我们面临的问题完全不是一个样的。我们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因为工资和工头吵了一架，但我们别说出国，就是出工地也要等到下班之后才行。他们考虑的是中餐和西餐哪个好吃；我们考虑的是在饭馆吃和在家里吃哪个省钱，他们忽然穷了，从高档的三层别墅搬进单元楼；我们忽然富了，从租住的南房搬进了贫民区……”
他有些激动，止住了话，别转头望向窗外。
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正是收割的季节，远处的大型收割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金黄色的麦粒扬撒在空中，随风吹散的麦汁扑打在农民的脸上。
我不由地顺着他的思路往下想，作家们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定会说：丰收了，多好啊！而农民们则会想到自己一年的劳作是多么辛苦。或者，就在这趟列车上，我正在考虑从窗外的风景中蕴酿一篇文章，而他则正在心疼那几百元的路费。
良久，他舒了一口气，看着我自失地一笑。
我努力地寻找着话题：“是啊，现在的文艺作品是有点向小资方向发展，但毕竟还有很多关注民生的作品，比如一些乡村题材的小说和电影，还是很贴近生活的。”
不知怎么的，我在他面前，总觉得自己有点智障。
他说：“或许是吧。”然而接下来却说：“不过，即使是写乡村题材的书，也多数和当官的扯不断关系。写清官的，写他们如何为人民办实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写贪官的，写他们怎样怎样贪污腐败，盘剥人民，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仿佛大快人心。就算不写当官的，也必定写一个不凡的人，通过努力，自己过上富裕的生活，还带领村民致富。但生活不是这样的，至少这不是多数人的生活。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几年，没觉得当官的对我有多大的影响。我没见过有多么清的清官，也没见过有多么贪的贪官，多数都是平平淡淡的，没什么出奇。”
“当然了。”我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作为文学作品，不能脱离生活，但也不能完全复制生活，它总要提取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来记述当时的社会，不能不分主次地记流水账吧。”
“是啊，典型就应该有代表性。”他顺着我的话往下说，“但是有代表性的应是普遍的群体，而不是偶然存在的个例。你看现在的书，哪一本不是写几个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人物？”
我开始自暴自弃了：“但是只有这样写，才会有市场！文学作品应该体现出它的个性。多数人总是喜欢有个性的东西，就比如商场里的个性服装总是供不应求，往往价格不菲。”
他马上反驳：“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文学作品应该体现它的通性。只有这样才能见证一个时代的真实现状。我很少逛商场，但我想，那些有个性的服装未必是供不应求的。如果多数人都喜欢穿这样有个性的服装，那么它就失去个性了。我认为多数人还是喜欢大众化的东西。另外，有个性的人往往给人的感觉有点怪僻，所以朋友很少。”
我不敢否认他的观点，一时默然。
他的脚下放着一只兰色的塑料桶，桶里插着两把灰铲和一双破旧的拖鞋，上面搁着一只装有四五颗苹果的方便袋。
我想，这些应该就是一个奔波于各大城市之间的民工的基本装备，它应该具有典型性，毕竟如王宝强那样出人头地的民工属于极少数。
但我们对王宝强似乎远比对整个民工群体关注得多。我们可以根据王宝强的事迹写出几十本书，拍出几十部电影，却从没有为一个辛苦一生的民工写上片言只字。
我不禁茫然，文学，难道真的是只属于少数人的吗？
半晌，我笑着说：“看得出来，其实你很爱看书的。”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其实我以前也写过文章，还发表了不少。我梦想着用文字改变我的生活，但没能够。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哈哈，我是吃不上葡萄嫌葡萄酸！如果我写出一部民工题材的作品一举成名，我就不用再做民工了。我的生活将是另一番境界，到那时，我也可能只会写《五星大饭店》。”
他自嘲地笑了，似有一丝酸楚。
我再没有劝慰他，因为我也莫名地感到一丝酸楚。
第二天上午，他在安阳下车，和我告别时，有点消沉的样子，一如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他没说多余的话，只说了一句：“注意点安全！”背起行礼走了。
我也没假意说些客套话。
我知道，我和他，人海茫茫之中的两个微不足道和小人物，一次缘分的路遇，即使有过短暂的交锋，也不会有任何可供记载的价值。
飞速的列车将会丢掉所有的嘈杂，同样也会丢掉一个民工奢侈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