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工眼里的中国作家

虽然和一个作家还相距很远,但很多朋友经常替我吹牛,向别人介绍我时说我是作家。

说实话,我很不满意这个称呼。因为在我眼里,作家都是一副文绉绉的样子,与我自己设计的自我形象大相径庭。

所以,我实在自卑于自己的一事无成,竟没个拿得出手的职位,比如某长,或者某总,哪怕只是“开了个小卖部”也好。

某次,应郑州作家协会之邀到河南开笔会。火车上与一位民工对铺,闲来无事,两人便聊了起来。

他问我去河南干什么?我说开会。他又问,是单位的会吗?我说不是,是一个可开可不开的会。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极肯定地说,笔会。

我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大概是我寒酸的打扮和落寞的神态起了标志性的作用。

我只得承认,是的。

他没有表示多大的兴趣,只是淡淡哦了一声,然后说:“我多年不看书了!”

虽然经常遭到打击,但这么直接的还是第一次,我有些窘迫。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只能保持沉默。

他接着说:“现在的书都不好看,写的都是少数人的生活。”

这说明他未必不看书,只是不多看而已,或者说看了不满意。这多少让我找回点自尊。

我问:“怎么说?”

他似乎来了精神,马上坐直了身体,把一直注视窗外的目光也收了回来, 说:“现在的书都是写当官的,省长市长,或者局长处长,感觉离我们很远。他们没必要为了孩子的学费而四处奔波,也没必要为了做一顿饭和老婆吵得不可开交,更没必要为了几毛钱的菜和摊主讨价还价……他们肯定觉得这不可思议,但这几乎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同样,我们也觉得他们不可思议,已经是处长了,干嘛还争那个局长?已经有个漂亮的老婆了,干嘛还要找个并不漂亮的情人?”

我觉得他太悲观了,于是宽慰他说:“也不尽是写当官的,也有写平民的嘛,比如……”

他立即打断了我的话:“有是有,但他们的生活似乎比当官的更潇洒。他们仿佛一生下来就具备超凡的智慧,随便上个班就能领到万二八千的月薪;做好一件事,就马上成了精英。决定他们生活的,完全是自己的意愿。一个女人受了委屈,刚说了一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想出国散散心。换个镜头,飞机就起飞了。他们面临的问题和我们面临的问题完全不是一个样的。我们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因为工资和工头吵了一架,但我们别说出国,就是出工地也要等到下班之后才行。他们考虑的是中餐和西餐哪个好吃;我们考虑的是在饭馆吃和在家里吃哪个省钱,他们忽然穷了,从高档的三层别墅搬进单元楼;我们忽然富了,从租住的南房搬进了贫民区……”

他有些激动,止住了话,别转头望向窗外。

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正是收割的季节,远处的大型收割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金黄色的麦粒扬撒在空中,随风吹散的麦汁扑打在农民的脸上。

我不由地顺着他的思路往下想,作家们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定会说:丰收了,多好啊!而农民们则会想到自己一年的劳作是多么辛苦。或者,就在这趟列车上,我正在考虑从窗外的风景中蕴酿一篇文章,而他则正在心疼那几百元的路费。

良久,他舒了一口气,看着我自失地一笑。

我努力地寻找着话题:“是啊,现在的文艺作品是有点向小资方向发展,但毕竟还有很多关注民生的作品,比如一些乡村题材的小说和电影,还是很贴近生活的。”

不知怎么的,我在他面前,总觉得自己有点智障。

他说:“或许是吧。”然而接下来却说:“不过,即使是写乡村题材的书,也多数和当官的扯不断关系。写清官的,写他们如何为人民办实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写贪官的,写他们怎样怎样贪污腐败,盘剥人民,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仿佛大快人心。就算不写当官的,也必定写一个不凡的人,通过努力,自己过上富裕的生活,还带领村民致富。但生活不是这样的,至少这不是多数人的生活。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几年,没觉得当官的对我有多大的影响。我没见过有多么清的清官,也没见过有多么贪的贪官,多数都是平平淡淡的,没什么出奇。”

“当然了。”我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作为文学作品,不能脱离生活,但也不能完全复制生活,它总要提取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来记述当时的社会,不能不分主次地记流水账吧。”

“是啊,典型就应该有代表性。”他顺着我的话往下说,“但是有代表性的应是普遍的群体,而不是偶然存在的个例。你看现在的书,哪一本不是写几个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人物?”

我开始自暴自弃了:“但是只有这样写,才会有市场!文学作品应该体现出它的个性。多数人总是喜欢有个性的东西,就比如商场里的个性服装总是供不应求,往往价格不菲。”

他马上反驳:“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文学作品应该体现它的通性。只有这样才能见证一个时代的真实现状。我很少逛商场,但我想,那些有个性的服装未必是供不应求的。如果多数人都喜欢穿这样有个性的服装,那么它就失去个性了。我认为多数人还是喜欢大众化的东西。另外,有个性的人往往给人的感觉有点怪僻,所以朋友很少。”

我不敢否认他的观点,一时默然。

他的脚下放着一只兰色的塑料桶,桶里插着两把灰铲和一双破旧的拖鞋,上面搁着一只装有四五颗苹果的方便袋。

我想,这些应该就是一个奔波于各大城市之间的民工的基本装备,它应该具有典型性,毕竟如王宝强那样出人头地的民工属于极少数。

但我们对王宝强似乎远比对整个民工群体关注得多。我们可以根据王宝强的事迹写出几十本书,拍出几十部电影,却从没有为一个辛苦一生的民工写上片言只字。

我不禁茫然,文学,难道真的是只属于少数人的吗?

半晌,我笑着说:“看得出来,其实你很爱看书的。”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其实我以前也写过文章,还发表了不少。我梦想着用文字改变我的生活,但没能够。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哈哈,我是吃不上葡萄嫌葡萄酸!如果我写出一部民工题材的作品一举成名,我就不用再做民工了。我的生活将是另一番境界,到那时,我也可能只会写《五星大饭店》。”

他自嘲地笑了,似有一丝酸楚。

我再没有劝慰他,因为我也莫名地感到一丝酸楚。

第二天上午,他在安阳下车,和我告别时,有点消沉的样子,一如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他没说多余的话,只说了一句:“注意点安全!”背起行礼走了。

我也没假意说些客套话。

我知道,我和他,人海茫茫之中的两个微不足道和小人物,一次缘分的路遇,即使有过短暂的交锋,也不会有任何可供记载的价值。

飞速的列车将会丢掉所有的嘈杂,同样也会丢掉一个民工奢侈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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