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丧事，曹彰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曹丕颁布诏书说：“古代帝王之道，用功勋来使亲人和睦，并分封母弟，建立邦国以继承家业，所以能保卫大宗，抵御侵略，防止灾难。曹彰以前奉命北伐，平定朔方的土地，功勋盛大，给他增加食邑五千户，连同以前的共一万户。”
曹丕又任命夏侯惇为大将军，但两个月后，夏侯惇于四月庚午日去世。
曹丕穿上素服，到邺城东城门发丧，赐夏侯惇谥号为忠侯，夏侯家也获得优厚待遇。
曹丕拜曹仁为车骑将军，统率荆、扬、益州军事，进封陈侯，增邑二千，总共三千五百户。
曹仁镇守襄阳，当时孙权正率军向西，朝臣们认为樊城、襄阳缺乏粮食，难以抵御吴军，建议曹丕放弃襄阳，调任曹仁到宛城驻守。
司马懿表示反对，说：“孙权刚刚打败关羽，正是他想和魏国结好的时候，一定不敢为患。襄阳是水陆交通要地，不能放弃。”
曹丕没有听从建议，命曹仁放火焚烧了樊城、襄阳二城。
孙权果然没来入侵，曹丕悔之不及。
后来，孙权见襄阳成了空城，乘机派将领陈邵占据了襄阳。
曹丕命曹仁讨伐，与徐晃一起打败陈邵，重新占领襄阳，派将军高迁等徙汉水之南未开化的民众到汉水之北。
丁仪、丁廙兄弟是支持曹植的死硬派，又与曹丕不和，曹丕继位魏王后，准备治丁仪的罪，转丁仪为右刺奸掾，打算让他自裁，丁仪却不敢。
于是，丁仪请中领军夏侯尚帮忙说情。
夏侯尚为丁仪磕头请罪，流泪求情，却没有效果。
二月，曹丕下令，将丁仪、丁廙兄弟及两家的男子全部处死。
曹丕开始设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宫中的宦官任官不得超过各署令，并将这一规定用金写在策书上，存放在宗庙的石函里。
当时，正在选拔侍中、常侍等官员，长期跟随曹丕左右的亲信想自己担任，就暗示主持选官的人，不再从他处选调。
司马孚说：“现在新王刚刚登位，应该征召和任用全国各地的人才，怎么能够凭借这种机遇，举荐自己身边的人呢？如果任职不根据才能，做了官也并不尊贵。”
曹丕同意司马孚的意见，命从他处进行选拔。
陈群被封为昌武亭侯，徙为尚书。
陈群认为，汉朝任用的官员，并没有把人才都选举出来，于是设立九品官人的制度。
九品官人法，又称九品中正制。
所谓中正，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中正官。
中正官有大小之分，州设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数郡人物的品评，各郡则设立小中正官。
中正官最初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由德高望重、能够鉴别人才的人担任，负责鉴别人物品行、能力，分出高低不同等级，最后确定应该选用哪些人。
品评主要有三个内容，即家世、行状和定品。
家世，就是家庭出身和背景，指被品评人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
这些材料被称为簿世或簿阀，是中正官必须详细掌握的。
行状，就是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品德评语，一般都很简括，如“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
定品，就是确定品级，由中央分发人才调查表，在该表中将人才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
中正定品后，将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保存，作为选官的根据。
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与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其出仕的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受人尊重，升迁也较快，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受人轻视，升迁也慢。
按照规定，中正评议人物，每三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
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
为了保证公正（中正），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果违法或者随意定品，也要追查其责任。
九品官人法的施行，一方面选拔人才的标准以家世、品德、才能并重，解决了选拔官吏没有标准的问题，大量人才被选拔出来，一时间吏治澄清。
另一方面，也剥夺了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将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力，同时也缓解了中央政权与世家大族的紧张关系，为魏晋实现全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时期，能够充当中正者一般都是二品官员，二品以上官员本身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及以上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所以，门阀世族逐渐地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
九品官人法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九品官人法的主要标准，到西晋时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到了隋朝，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九品官人法终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