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叙诡，败也叙诡

先说一个故事。

话说在一个未知的国家，社会对已婚未育的人都抱持着不公平的歧视，他们不仅被企业列入了招聘“黑名单”，就算参加了工作，也还是会被边缘化，原因就是其今后的生育行为会对企业造成一些影响，不能担任重要的岗位。也因此，渐渐在这个公司中，职员一旦大了肚子，就会被公司上司以各种理由刁难责骂，有时候几乎到了相当于职场霸凌的程度。有一天，一名男性被发现死在了公司内，女性被警察带走，胎儿流产。事件的起因就是上司和已经大了肚子的职员由于一件小事起了争执，在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现在我问这起案件的死者是不是上司？

好了，故事先讲到这里，至于这个故事和本书《同名同姓受害者协会》有什么关系，先卖个关子，留待最后再说。我们还是先来聊聊本书吧。

《同名同姓受害者协会》是怎样的一部推理小说呢？如果是熟悉推理小说的读者，看到书名中“同名同姓”四个字就会非常直观地联想到这一部作品中肯定用了叙述性诡计。没错，本书的一大卖点就是在书中有非常多的叙述性诡计，在书中登场的大山正纪至少有14位，你说在作品中不存在叙诡都无法让人相信，所以作者下村敦史索性放开了使用叙诡，让读者可以一次性过足叙诡的瘾。

但叙诡还不足以表达本书的所有特点，如果要给本书一个标签，那么叙诡型社会派推理小说是最恰当的。而这，也是这部书最大的价值和遗憾所在。

事件的起因是名为“大山正纪”的16岁少年所引发的幼儿惨杀事件。因为其犯罪的时候还未成年，按照《少年法》规定，不得公开照片和姓名，但由于网络上的群情激愤，凶手的名字最终还是在网络上曝光了。从此之后，本来过着普通生活的其他“大山正纪”们的人生被彻底打乱了，大学的推荐被拒绝，找工作变得很困难，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损失”。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不同的大山正纪的遭遇，谈到了校园霸凌、社会歧视、网络暴力等社会议题，而这些社会议题又共同组成了这一部作品“社会派”的一面。看得出来，作者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中探讨过多的社会问题，但由于涉及到十几个不同的大山正纪，最终不得不做出妥协，讲述了轻重不一的多种社会现象。这样一来，也造成了本作的主题过多的问题。当然，在一部以叙诡为主的推理小说中，这并不是太重要的问题，而且作者还有另一个保险，就是在诸多的社会议题中，重点放大了网络暴力这一内容，使得作品的大部分探讨围绕在这个方面。

但奇怪的是，看完全书之后，我并不会对书中这些社会性的东西有更加深入的思考，最多就是停留在这些大山正纪们受到了区别对待好可怜的程度。对于这个问题，我反倒思考了一些时间，最终得出我的结论：正是因为本书是以叙诡为主要卖点的推理小说，与普通社会派推理小说不同，我在阅读的时候的重点一直是从作者的文字中判断哪一些内容是属于叙诡的一部分。而过多的叙诡元素的应用，造成从中段开始我一直在文字中寻找破解叙诡的蛛丝马迹，反而忽略了本作的社会派属性。

下村敦史希望在完成一部叙述性诡计杰作的同时完成社会派著作，但他忘了“叙诡”一开始存在的理由就是作者向读者发起的一场智力游戏，再好的叙诡小说，最终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和读者的对局，有没有看穿作者的叙诡手法是这场游戏的获胜之道。一旦读者陷入到破解叙诡的道路上后，就会忽略作品中出现的与叙诡无关的其他任何东西。这也是叙诡型社会派非常难以实现的原因。本书目前的完成度在我看来已经算很高了，但最终还是无法和不存在叙诡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带给读者的思考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本书的叙诡数量确实比较多，但是叙诡的质量其实并不高。因为一开始本作就已经在出场人物方面占尽了便宜。要完成类似本作这样的叙诡小说，其实对于作者的要求并不高，甚至可以简单粗暴地说，随便一本推理小说中重要的事件关系人的名字全都换成相同的，那这一部作品就差不多可以称之为叙诡了。

很多读者似乎非常喜欢本作中由叙诡带来的剧情反转，但如果真的需要，同名同姓可以制造更多的反转，但从效果来说，有一些反转实质上是没有必要的。其中最大的败笔就是全书的尾声部分，这一章中作者仍然埋了好几个叙诡的梗，也回收了前文中的一些线索（虽然这些线索不回收也已经完全成立），但最终出来的反转效果我只能用“毫无意义”四个字来表达。对剧情没有意义，对社会表达没有意义，对满足读者更是没有意义。至于这个“毫无意义”的结尾是怎样的，就让所有的读者自行去了解。

说完了本作的叙诡部分，又可以回到本文开头的小故事。我的问题是“案件的死者是不是上司？”其实这道题的答案可以随便我怎么回答。

我可以说死者是上司，因为女性怀孕了被霸凌争吵中杀了上司，同时争吵导致流产，胎儿没保住。这种回答是普通的。

另一种回答死者不是上司，而是来劝架的第三者，因为故事里并没有说上司和职员争吵导致了其中一人死亡的事实。

我甚至还可以说死者是职员，因为这是一个发生在海马王国的故事，海马胚胎都是在公海马体内发育并由公海马完成分娩的。由于公海马死了，所以他体内的胎儿也死了。

看到没有，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我都能随意编排出不同的答案来。正如《同名同姓受害者协会》一书一样，作者可以给出任何能自圆其说的答案，归根结底，叙诡还是一个作者和读者间的游戏，社会意义顶多算是附赠罢了。但不管怎么说，我对下村敦史将叙诡和社会结合起来的勇气表达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