绀野登先生的《知识设计企业》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在“创新经济”的背景下,传统产业要想摆脱以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模式,必须发挥审美的能力,即设计的作用,提出了全新的企业和管理模式——“艺术型企业”。艺术型企业,就是从事“知识设计”的企业。所谓知识设计,就是“知识创造×设计”。而艺术型企业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要素就是“真诚”。管理者要思考管理中的真诚以及知识的品质。
彼得·德鲁克曾说过,对于管理者来说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既不是教育(博学或明确的知识)也不是技能,而是真诚的品格。他认为真诚是无法靠蒙混换来的。不用说,这种资质正是21世纪的企业所应该具备的。
“说实在的,新的任务已对明天的经理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必须把自己的每一个行动、每一项决策都建立在坚实的原则基础之上,他不但应该通过知识、能力和技巧来实施领导,他更应该通过洞察力、勇敢精神、负责态度及真诚品格来领导好他的部门。不管一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普通教育,也不管他受过什么样的成人管理教育,在将来情况将会与过去不同,到将来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既不是教育,也不是技能,而是一个人的真诚品格。”(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
真诚的品质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虽然也是一种道德品质,但具象的难度很大,也很难衡量。不过归根结底是一种向内的寻求,让我不禁想到了心学的圣人王阳明。尤其真诚的品质与致良知是高度吻合的,是追求一种由内而生的自我要求和自我追求卓越的品质,这个品质很难在后天轻易转变,需要在前期教育和后期适合场景中才可以打造出来的。
致良知是中国明代王守仁的心学主旨。语出《孟子·尽心上》 :“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知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
阳明认为良知乃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世之变。」良知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自能判别是非,进行「好是、恶非」的选择。同时,良知为人人所固有而圣愚皆同的,故言:「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 ,不假外求。」又说:「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再者,良知即为人的至善本性,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阳明说:「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但当人性的发动有所偏执时,就是私欲蒙蔽了良知、天理,圣人与常人的差别,就在于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
所谓致良知就是「胜私复理」,即克除私欲对良知的蒙蔽,以恢复内心之天理,他说:「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而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良知。」可见,致良知也就是充分彻底地发挥人心判别是非、昭明天理的灵觉,进而达到「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离」的圣人境界。
致良知的工夫是渐进的,良知愈思愈精,工夫愈久愈觉不同。良知虽本体如一,无所增损,但良知所知的范围则渐次扩充。今天良知所知如此,只随今天所知扩充到底,明天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天所知扩充到底。
心的本体,自然知道是非,即是良知,此是「心即理」。将此良知用在事事物物上,为善去恶,而无私欲蔽隔,良知所知就能行于事物,即知即行,此是「知行合一」。圣人之学;悉在于此。
良知即天理,在此心上去人欲、存天理,就是致良知。知行本体即是良知,即知即行,致知必在行,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致良知是在良知上用为善去恶的工夫,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合于理。
德鲁克先生所说的管理的实践、稻盛和夫先生所说的六项精进、丰田公司所倡导的精益管理等等,这些在本质上都不是具体的工具,而是对人本身素养提升的理念。都是回归到企业的个体、即人本身。大千繁杂的管理世界里,任何管理也都要聚焦于人本身,即使是我们说的自动化、AI、物联网等等趋势科技来说,这些高科技对于我们人本身意味着什么是需要深度思考的。对客户、操作者、企业家、管理者以及社会相关人员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果没有了人本身的效果,管理也无法落地。而我们的古人也同样在人的哲学上思索再三,同时也将自己的理念去应用去事上练,摸索了适合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