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苏东坡》

      苏轼曾经对弟弟子由说过一段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从这段话里,我们大概可以得出几个印象:一是“上可陪玉皇大帝”,这是一种政治能力的自诩,作为儒家士人追求的体现。二是“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这是一种处世精神的自诩,具有道家的从容平等潇洒自如的风范。三是“眼前见天下无一个好人”,这是一种极高的佛家修为,是另一种“众生皆佛”的佛教精神的体现。

      这么讲,比较有利于我们对于苏轼这个人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就是说,这是一个在思想上横跨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大文人。而且,在每一家的文化中纵横捭阖,出入自由。这样一个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精神思想而外,在文艺创作上,苏轼建树不凡。挟儒释道三家文化的深厚底蕴,词开豪放一派风气,书画开中国史上文人书画先锋,文列唐宋八大家之前列。关于唐宋八大家,还有一点题外话,苏轼一家就占了三个名额,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再加苏轼自己。也有一个说法,认为唐宋八大家其实真正具有超凡实力的其实只有四个人,以出生先后而论,即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四人平分秋色。至于其他四个人(柳宗元,曾巩,苏洵,苏辙),要逊这前面几位一筹。并说苏洵苏辙所以能位列八大家殿堂,多得苏轼之功。这是一种看法,当然也多少未免有其偏颇之处。论唐宋文人笔法阵仗,比如苏洵之老辣是不遑多让其余各家的,苏辙则深以其稳重见长。

      在儒学方面,苏轼作为儒家士人的杰出代表修养之深厚自是无须赘言。道家一面,苏轼具有道家那种从容自然行云流水的天生气质,“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非得道家不传之谜者,不足以写出这样出尘脱俗的诗词。苏轼对于道家文化的另一种追求体现是具有魏晋时人风范,一是其人其文本色本质,二是炼丹而求不老之术。佛学方面,首先是体现在苏轼这个人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上,对于身外的功名利禄,都看得比较淡。次则是体现在地方主政是多行菩萨善政,并且大张旗鼓的推崇佛法。

      苏轼在儒释道三家之中,都有其至交好友。这当然是人生的一种幸运,苏轼一生历经政治风波,如果不是有其对于释道文化的不凡理解和精神融入,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人如何才能度过这一生。何况,无论现实如何窘迫,别人都是从容不迫的应对。很给人一种潇洒自如的翩翩浊世佳公子的气象。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里,向来有这样一种趋势:即一个文人得意时未妨做个兼济天下的儒家达士,落魄时却要学会做一个退居山林的道家达人。同样是达,前者是权力的发达,后者是精神的通达。在古代的中国,没有这种本事的文人是很难在中国独有的政治背景里生存和发展的。苏轼比其他人还要更加从容自如的原因之一,除了儒道之外,他还有一个叫做“佛教”的精神上的私家花园。

      如此繁杂的思想背景,带给了苏轼存世精神的从容自如,使其在颠沛流离的一生始终能够做到乐观以对,积极而行。但也不是没有坏处,这个坏处就是一方面使其因为庞杂的思想而成为杰出的诗人,文学家,画家,另外一方面却不免因为庞杂和通透而没有了坚定的政治理念,政治追求。因之也就很难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人物。

      所以,我们看到的苏轼是一个杰出的文化人,诗人,文学家,画家,但却很难为他挂上一道杰出政治家的牌匾。当然,我们的确很难求全责备的要求一个人既要是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还要是杰出的政治家。苏轼的政敌王安石在政治理念上建树自然要大于对手,但在艺术上却要难免于不像苏轼那样多面,那样杰出。王安石其人,政治理念最为令人惊叹,其次则文章,再次则诗词。苏轼其人,诗词最为令人惊叹,其次则文章,再次则书画,最后才是政治。

      于苏轼而言,政治倒像是随便玩玩。于王安石而言则不同,政治是其主业。当然,即便是随便玩玩,其政治能量可以达到撼动王安石的地步,也足见其实力不凡。迥非寻常政客可比。

      据说国际上曾经有人搞过一些评选,列出了千年来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人物,苏轼名列其中,且居于前列。我想,这种对于苏轼的评价和推崇,大抵首先是作为对于一个杰出非常全面的文化人的褒奖,其次应该包含着对于苏轼处世精神的倡导吧。这种处世精神积极乐观,不为艰难困苦所压倒,始终坚强快乐的去面对生活,面对这个世界。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论语》所谓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是一个儒者的毕生追求。毫无疑问,苏轼以其一生为榜样,近乎完美的展现了这种精神。

201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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