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观影《黄金时代》说说萧红的悲凉

在写作成就上被鲁迅先生抬得很高的萧红,后人对她的印象或许是她的爱情故事,她和谁谁谁在一起了,又和谁谁谁分开了,伴随着这些那些绯闻,最难听的,多半是这一句了:“她和多个男人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遥想着那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传统礼教犹在,自由也在;青年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以莫大的欢乐拥抱爱情。大统犹在,各种良莠不齐的思潮也在;学子们意气风发,拥抱革命理想,怀揣变革梦想,赋予他们无穷的活力、抱负、憧憬,当然豪气与冲动也没少。

各有各的自由,各有各的风采。我想,这就是《黄金时代》的由来吧。电影中出现的胡风、 梅志、鲁迅(真吓人一跳,这么像!)、许广平、肖军、聂绀弩、端木蕻良、丁玲、舒群、罗烽、 周鲸文、蒋锡金等大多左派作家,因此也各有各的前途,各有各的宿命,而电影的集中焦点只在一个女人的身上——萧红。

萧红,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她人生最大转折点就是1930年的离家出走,也是她人生脱轨的开始,一步步的下滑,一遍遍的跌进幽暗的深渊,当然,她也有过短暂的快乐,不过是激情过后的假欢乐。

她从骨子里寻觅自由自在,然而,她的自在道路却是峰回路转,充满坎坷,命途多舛。

与表哥一起私奔后被其抛弃,而后与其未婚夫一起,未婚先孕,之后又被其未婚夫抛弃,独自一人,挺着大肚子,在环境异常恶劣的旅馆中一个人过着悲凉的生活。与未婚夫住在旅馆半年余,欠下的款项超过六百元。

萧红不会没有痛悔。她的文章《弃儿》这么写道:

“真个自私的东西,成千上万的小孩在哭怎么就听不见呢?成千上万的小孩饿死了,怎么看不见,真是个自私的东西!”她是谴责自己吗?抑或谴责她所信奉的主义?

“成千上万的小孩”是她借用苏联小说家柯伦泰提倡的,为了革命事业放弃抚养小孩的义务。萧红并未参加任何革命工作,但显然深受这种主义的影响。

“杯水主义”,十月革命后出现在苏俄的一种性道德伦理,主张摒弃传统的女性道德观,追求性享受,像喝水一样简单平常地满足生理需求。柯伦泰小说中的女性践行这种道德观的女革命家,她在激情时绝不用女性的道德外表包裹自己,绝不拒绝生活灿烂微笑,她要拥抱欲望,和所爱的人双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至满足,然后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告别,回到自己的工作中。

“杯水主义”随之来到中国,被向往革命的中国女青年捧上了偶像的宝座。萧红所信奉的与肖军的“爱便爱,不爱便丢开”时髦理论,实际上同宗同源,同声共气的。“杯水主义”成为过去式,肖军可以“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而萧红呢?只有自食其果。接踵而至的是,她又怀孕了。

电影并未呈现真实原貌。萧红有鸦片瘾,当然也因为身孕束缚了她,躲在旅馆里的萧红披头散发,肚皮又大,欠下了很多债却仍然还要抽鸦片,不得已,她两次离开旅馆找亲戚借钱。肖军第一次见到萧红是在霉气冲鼻的旅馆储藏室里,20出头,头上已有明显的白发,臃肿的身躯,光脚拖着变形的女鞋,潦倒、憔悴、背弃。

用当下的话说,萧红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女,但是作为女性,她的际遇在任何一个时代来说都是悲惨的。她不断地想摆脱命运的枷锁,却置身于男权社会的她,身心一次次被绞杀,被离弃,她怀孕,又弃养,十年漂泊生涯中,疾病像幽灵一样缠上萧红,她除了两次入院生孩子外,还有三次求医经历。

怀孕期间,她营养不良,并且又染上鸦片,这些都严重损坏了她的健康。她的一些朋友常有预感“萧红不会长命”,对她的印象往往不离苍白、羸弱、瘦削等字眼。

肖军对萧红有爱吗?或许有,是低层次的肉欲之欢罢了。

最伤痛的痛倒不是外在的病痛,而是肖军在仅有5至6年的婚姻生活里不断与女性搞暧昧,婚外恋,一串串与女性的出轨名单,这才是消磨萧红的精力,消耗她元气的重要原因。

而且,她精彩丰沛的写作才气遭到丈夫萧军的妒忌和排斥。

影片没有记录这一段肖军和萧红的往事:

萧红从日本回到上海,一天夜里她躺在床上,听到肖军和朋友在外面愉快闲聊,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朋友随声附和,结构却也不结实!那种轻鄙的口吻让萧红心寒,想到自己每一天的操持家务,煮饭,买菜,肖军却什么都不干,到了吃饭时间就在饭桌一坐,有时还悠然地喝两杯酒,现在竟然和朋友一起在背后鄙薄她。

萧红的文学才能从来没有得到肖军的认同和尊重。

萧红遭肖军暴力对待,时常用拳头打她,有时把脸都打青了。然而,这位表现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派说,干嘛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肖军的暴虐行为和隐性的冷暴力一直存在于他们6年婚姻里,肖军再怎么也否认不了。

萧红在《苦杯》第七首写道:“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父亲一样了!父亲是我的敌人/而他不是/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极具讽刺意味,他所讨厌的父亲形象怎么在所选择的配偶里活灵活现了呢?

电影中有一句台词,即使你身在囹圄之中,也不要忘记对自由的渴望与向往。

萧红一生追求自由,带着肚子里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婚礼上,萧红说只想和端木一起过正常的老百姓的夫妻生活,没有背叛、打闹,只有体贴、爱护。这个时候,她已经不索取自由了,而是女人最基础的需要和稳定。

然而这样简单的愿望也没有实现,战争期间,端木抛弃了她,在只有一张逃离轰炸区的船票面前,他自私地选择了保全自己,自己逃跑了,萧红摔倒在码头上,整整昏睡了一夜。

萧红后来和骆宾基谈及此事,萧红说她躺在那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周围没人,天上稀疏的星星,她想天会亮的,挣扎起来吧,起不来,她想到了死;然而就这样死掉,心里有些不干。

1941年12月8日早晨,隆隆炮声中萧红紧拉着朋友的手,黯然地说:“我怕……我就要死了。”

在一个每天都有无数人无辜丧命的时代,如她所言,个人的生死是微不足道的。她千方百计地抓紧生的希望,但机会渺茫。临死前,她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静静地等待生,等待死,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悄悄发生,消亡,此起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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