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复活、文明钩沉与史诗建构
——读阿尔丁夫·翼人长诗《沉船》
赵目珍
应该说，长诗写作在中国百年新诗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总体而言，限于在写作难度上的局限，长诗中的精品并不多。在“第三代诗”的写作中，长诗的写作曾一度闪耀，也受到诗界的瞩目。然而，此后长诗的写作再也没有出现一个高发期。不过，如果从个体写作的角度来审视，撒拉族诗人阿尔丁夫·翼人在长诗的写作上却呈现出了一个良好态势，并且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
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作于1989年，离“第三代诗”的时代并不遥远。也许是因为身处西部高原，受到地域的限制，再加上他少数民族的身份，其长诗写作在初期甚至包括后来的90年代一直到新的世纪都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然而笔者却认为，恰恰是地域和民族的元素，使得其长诗写作在诗性建构和风格扬厉上独具一帜。这一方面得益于诗人阅历与能力，当然也不可避免地照应着所谓的“天赐机缘”。从创作时间上来看，阿尔丁夫·翼人的《沉船》属于他早期之作，但仍然“秉承了一以贯之的对宗教、语言、传统、民族、人性、时间、生命以及时代的神秘而伟大元素的纯粹的致敬和对话”（霍俊明语）。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阿尔丁夫·翼人对于长诗写作的建构自始至终都有一个宏阔的视野和壮丽的雄心。作为一个“撒拉尔”身份的诗人，他似乎从骨子里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主动肩负起为本民族建构“史诗”的重大责任。
一、“编纂时间的幸存者”
《沉船》的副标题是“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很显然，诗人在诗中要处理的主题之一便是如何以肉体的短暂来应对时间的长河。人类繁衍一直不断，然而对于个体生命的审视却从来没有中断过，其主要原因便是生命个体相对于历史的宏大显得太过渺小。在古老中国或者某些民族的文明中，诗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因为在某些历史阶段或者民族的文化使命中，诗人往往担负着“预言家”或“先知”的身份。这也使得诗人在对历史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上多了几份责任和担当。也正因为如此，“沉思”也成了诗人的“任务”之一。作为一个撒拉尔，阿尔丁夫·翼人在这方面的感知可能更为清醒和深刻。
在长诗《沉船》中，诗人时时反思生命个体与时间之河的关系问题。譬如在诗歌的开篇，诗人便如此倾诉：“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默认刻骨铭心的时间/是河流的走向/是盛夏残酷的意念”。时间的方向，即是河流的方向，一去不返。然而，人生又何不如此？但是相对于时间长河的无穷性，生命个体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它无声无息地凋谢，这种被时间的吞噬让人刻骨铭心。于是，诗人认识到：“无论生者以怎样的方式保全自己/生命的走向 仅似于一块玻璃碎片”，“人的走向依然是河流的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短暂的现实感是一种悲哀，然而认识到这样一种现实感却导向了哲学的意义。因为这种认识直指存在本身，并且让我们思考如何超越肉体（物质）之“船”，进而深入到对思想和神性之“船”的认知。
“长河啊 当思想的船只沉入深深的河底/属于我的船只得搁浅在何处?”在《沉船》中，诗人曾有如此深深的一问，很显然，这是诗人将思想与肉体之“争”推入了沉思的深渊。正是因为肉体（物质）的短暂，人们才期待生命的永恒。“双脚同时跨进一条河流”，这是诗人在诗中不止一次提到的“奢望”。其实，诗人深知，即使作为“河的主人”，“以河流的走向/结伴而行”也不是主观上的愿望，因为“谢下悲壮的一幕”乃是一种必然，而“赢得太阳的礼赞”才至关重要。因为生命的真实不仅停留于物质的层面，“生命之真实超然于灿烂的星空/以及无与伦比的梦幻/超然于河谷之源/生命之上”。于是，诗人顿足于岸边，顿悟河流与大山之秉性，并且对“生活之原野”这一“精神之海神灵之海”做出了灵魂与现实的双重寄托：“如若魂牵梦绕竟是梦/我将附会于你的痛苦/鼓舞来者/编纂时间的幸存者”。
应该说，“编纂时间的幸存者”是诗人的一大宏愿。化短暂的生命为不朽，对于个人而言往往难以做到，尤其是在肉体的方面。于是诗人只能寻找一片精神之海，“时间如此匆忙地离开我的脑门/滑向目不所及的地方/石头毕竟是石头/而最后的相逢/使我们各自拥有一把刀柄/沿着高大陆的不断增高/两岸对峙 或在我的粗犷声中/精神的内海 趋于平静和安宁/同时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但不论如何，个体的这种抗争相对于历史的辽阔与宏大仍然是渺小的。为此，诗人思考的深渊必然要再一次被打开，滑向一个更浩然的国度——民族，因为一个民族对于精神故乡和永恒的持续追索往往可以实现这一点。正因为此，诗人在诗中乃将这种由个体对时间的反抗上升为一个“集体”亦即一个民族对时间的持续抗争：“我当依然是我 岂能画地为牢/或许时间的结局/令人难以想象/一夜间/飞翔的翅膀鲜血淋漓//而另一支小小的生命重又快乐地诞生/吹奏无言的情思/与河流结伴而行”。这小小的“生命”即是民族的延续和传承，即使一个个流动的个体都成为了“沉船”，这种精神却始终不颓废，时时都充满新生的力量。因此，诗人所谓“沉船”的力量乃意味着一代代人的破釜沉舟，他们要击败永恒的时间。
二、“一颗头颅替换另一颗头颅”
也正因为此，对民族精神的刻画也成为诗人在《沉船》中着力打造的一个主题。作为一个民族诗人，阿尔丁夫·翼人对于民族精神的凸显有一种主动意识，这既表现为一种个人情怀，又具有独特的宗教般的虔诚。然而，漫漫长河之中，对于精神的寻求和建构何其艰难？这不仅仅是只有英雄主义般的激情就能解决的问题。“叉开双脚站立于岸边/遥望盛秋的麦穗低下头颅/疏朗地滚过大片荒芜的土地/却不知竟有几多忧伤/几多梦幻与我同在”，对于一个诗人而言，这场精神之旅注定了是一场充满了孤独和煎熬的精神之旅。
从情怀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个人化叙事。也就是说，在艺术手法的处理上，诗人选择了以个我融入民族的处理方式，在情感上也具有很高的格调。首先，诗人在诗中扮演了一个探寻者的角色，“我的头颅依然站在/另一面旗帜的顶端/苦苦追寻/河流生长的日子”。他也许深知自我身肩找寻的使命：“忧郁的眼睛正在穿越/远古的传说和久远的往事//凝视很久 却没有逃遁的船只/唯有在空旷的原野”，然而诗人并不因此而悲观和气馁，相反，在风中他扬起了“倔强的头颅”。尽管情感的元素多以个体出之，诗中所烘托的却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内核。同时，诗人还在为一个民族的生命质感和美好图景进行沉思：“像是河流日夜从我的胸脯流过/像是不速之客午夜闯进我的家门//我被突然吵醒/惊呆的眼睛朝天/就这样/我被悬挂在半空/站立成一幅活人的眼睛//注定了生命之河/沿着河流的走向雀跃于我沉思的头颅/注定了死者的葬仪将在某个黄昏来临”。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的这种精神姿态，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姿态。它虽然有很强的个人感，但是一旦将这种孤独者的主体变成“我们”，诗歌便瞬间呈现出了一种高远的质地。其实作为一个民族诗人，阿尔丁夫·翼人也许自觉地具备了这样一种承担的意识。
在《沉船》以及诗人其他的诗篇中，“头颅”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据笔者统计，《沉船》中“头颅”的出现有13次之多。实质上，它已经构成了一个象征，那就是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倔强意志。诗人在诗中曾经这样叙述：面对时间的涛声，“我们/短暂的一生 只不过是这存在的/一种例外 驱赶低垂的头颅//昂扬在浩荡的洪流中/一如既往在杂草丛生的地带/充满着理想、信仰和山坡上的牛羊群/抑或我感受到了什么 一种意念的诱惑”。 如果不是怀有一颗虔诚的赤子之心，很多人恐怕早就沦入了难以想象的深渊。“一如既往”地“充满着理想、信仰”，这一定是内心足够强大的民族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诗人也不故作高深，企图让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只能是一种想象。也许细心的读者注意到诗人在诗中使用了“驱赶”一词。其实，“驱赶”所闪现出来的乃一种鞭策，一种激励。这是一种真实意志的表达，但不代表虚弱。诗人愈是真实，便愈能凸显一个民族的品格，也只有真实，才能做到弘扬更加真实的民族性格。于是，在诗歌的另一处，诗人便对民族精神的这种独绝与豪迈以更加高蹈的方式进行了讴歌：“而我们顿足于河岸/丈量滴血的头颅/使它高出水面站立一种姿势//伸展四肢 饮其中之黑——//在迷惘中做巢 死守空旷的原野”。这是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它已经摆脱掉个人化的经验表达，具有了史诗般的气质。
在《沉船》的第7节，诗人对这一精神的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在这最后的时刻面对永恒的河流/他们以血代替无言的泪水/犹如一只不死的鸟挣扎着出笼/界定的地狱在一场风暴的袭击中毁坏/召唤船夫、河流和船只/出没土地、吞吐星斗/自由依然是河流的走向/期待土地和土地的思考方式/一颗头颅替换另一颗头颅/去追赶一只受伤的黑鹰/赶在大地震动的时刻”。依然是面对“永恒的河流”，依然是充满对自由的向往，然而这代价却是巨大的：“以血代替无言的泪水”“一颗头颅替换另一颗头颅”。不过，也正是因为代价的巨大，才正凸显出一个民族作为历史的主体对其内在精神的执著。从史册的天空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精神的建构，无不经历现实的残酷和思想的负重。阿尔丁夫·翼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将民族经验中的一次次哀鸣转化为了对民族精神的普遍高扬。
三、“一跃而起，便成为山河的子孙”
诗人在诗歌的题记中写道：“我认识一条河/这便是黄河//这便是撒拉尔/对河流永恒的记忆/和遥远的绝响”。很显然，这乃是诗人对文明之光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表达。因此，我相信诗人除了在诗歌中探讨个体生命对时间长河的对抗以及对民族精神的弘扬，一定还渗透着对民族文明的一种告慰与祭奠。正如诗人李犁所评价的那样：“这是一条从远古驶来的大船。船体已经破旧，有些零件也发生了故障。它拉载的是一个民族，穿过了黑夜和蒙昧，终于获得了自由和文明。”在我看来，诗人对于民族文明的告慰与祭奠主要体现在诗人对谣曲（传说）、家园、土地和太阳等“神圣之物”的向往上。
在《沉船》中，诗人对于个体体验和贯穿一个民族的集体生命体验都是重视的，而后者尤为重要，因为集体生命的体验对于构成一个民族的文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忽略这一点，对于民族文明的呈现将只能是一片荒芜。为此，《沉船》的第2节在整首诗中的地位就显得异常突出：“唯有生命的体验创造奇迹/唯有诞生或死亡 在爱的阴影下/流淌成长长的谣曲/抑或是我们交出的手掌/触击沉默的土地 挥泪如雨”。此节虽然只有简短的五行，然而寥寥数语的分量却一发千钧。这是诗人对一个民族在不寻常的历史长河中所经历忍辱负重命运的一个有力檃栝，声调高昂，情感激越，充沛的抒情意识与对精神文明的省视深刻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对撒拉尔群体的一个精神写照。
其实，在第2节中，诗人自主性地交代了钩沉文明的几个重要元素：生命的经验（集体的）、诞生或死亡（民族的延续性）、谣曲（传说、精神史诗）、手掌（劳动）、土地（延伸至家园）、泪水。对于诞生或死亡（民族的延续性）、谣曲（传说、精神史诗）诗人曾在诗中多次提及。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民族的诞生与死亡一定构成一个美丽的传说，只不过有时它以谣曲的形式出现，有时以史诗的形式出现。在《沉船》中，诗人对于民族诞生的过程有一个非常细致的描摹：“在新生中顿悟：三百六十五天/孕育三百六十五个灵魂附体的传说/孵化原始的壳在附会中骚动/看 我们诞生了/ 诞生的阵痛 惊动了大朵的流云/没有怨言 也没有哀叹/太阳飞过我们的头顶/以河结盟 成为山的子孙/是生与死 在真理的背后/宣泄一个世纪的涛声”。应该说，诗人的这一创造，既有生动的一面，同时也带着非常沉重的智性思考。尽管诗人对于民族文明本质的这一探寻极具想象的空间，但无可置疑的是，生命之源本身就是一个密码，无想象就无法提供历史的镜像。
此外，“期待土地和土地的思考方式”也是诗人对文明认知的一种重要途径。土地与家园向来是文明的重要标识。离开了这两个支点，文明似乎也无从企及。于是，土地和家园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就不仅仅是生存的必须：“在这陈腐的土地上/有我同样的脚印同样的歌//这该是秋收季节尔后又是冬天/但我们终究冬眠了一场/终究是一场血与火的洗礼”；“于是，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河流弯曲 生命之河不断延伸/以及那些征战的白骨/裸露于汗血马咆哮的哀鸣声中//那不是别的/它仅仅是一种过程//或时间的瞬间/驻足于忧伤的峰顶/燃起一团迷惘的烽火——/我的家园”。当然，在对待土地与家园的关系上，诗人的认知也非常敏感。土地无疑是家园的基础：“哪怕毁坏家园 太阳依然照耀/灿烂的土地 灿烂如梦 灿烂如花”。在修订后的《沉船》版本中，诗人将诗的题记进行了修改。新的题记引自《重返家园》，然而在修订后的题记中，诗人却为我们隆重推出了一个“土地的荷马”：“无以言说的灵魂 我们为何分手河岸/我们为何把最后一个黄昏匆匆断送 我们为何/匆匆同归太阳悲惨的燃烧 同归大地的灰烬/我们阴郁而明亮的斧刃上站着你 土地的荷马”，这一方面照应出了诗人对土地与家园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土地”与“史诗”在诗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诗人对于土地成就人类成为“山河的子孙”也有着强烈的认识，他深知土地对于一个民族生死攸关：“抑或是我们的脚踝/触击沉默的土地/渐渐走向深渊/一跃而起/便成为山河的子孙”。因此，在诗人看来，土地与家园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机缘”，或许土地正是“灵魂的家园”所在，它与民族和人类遥相呼应，构成了古老文明中最宽广、最坚韧的一面。
其实，诗人并非试图去穷尽一种文明的存在，况且这文明也是写不尽的。在诗的即将结尾处（第54节），诗人急切地吟唱到：“试问何处是我美丽的家园/何处是我肥沃的土地/带着阵痛和稀有金属碎裂的梦想/一跃巨人的头顶/遥想世纪末金黄的麦穗”。作为一个洞察自己民族历经磨难而屹立不倒的精神史的诗人，对于自己民族精神的复活才是真正需要做的。
四、结语
太阳向来是东西方民族史诗和大诗中的重要元素。在第三节中已谈及“太阳”乃是民族文明的重要元素之一，但未论及。尽管阿尔丁夫·翼人在《沉船》中对于“太阳”这一元素内涵的界定并不唯一，而是有着多重的意蕴，比如第6节，诗人写到：“太阳独自蹲在沉默的渡口/没有垂柳 也没有幽静的湖泊/ 造访你 初萌的情思/ 他们算得了什么”。此处的“太阳”虽然采用了拟人的手法，然而却并无其他寓意，只是作为自然意象的一个存在。在第8节中，诗人对于太阳有了寄托：“犹如蛇立的影子 满腹忧愁/倒立太阳的尊贵与荣华”，此处的“太阳”已有所指。在第26节，诗人将“太阳”与“生命”和“自由”联系到了一起：“当一轮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成千上万的人以生命为本/以自由为舞/滑向历史最深层的一隅”。 然而其在对太阳的繁复诠释中有一个层面虽然并非完全重建然而在文明钩沉中奏了效的，比如在第50节中，诗人对太阳表示出“敬仰”：“莽莽戈壁苍劲的雄风/另立起我敬仰的一瞬/犹如一颗太阳突兀在上头”。在第29节，“太阳”似乎已有更高的暗示，因为诗人愿意交出，并且企图随他而去：“交出一轮太阳/ 企图 发出光/以便随他而去/ 无恨 无泪”。并且在此前，诗人还对“新生”的归宿作了预判：“婴儿的哭声一如银蛇 拖动无数子孙/穿行于水面 回到太阳归巢的地方”（第4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太阳作为一种象征，寄托的乃是一个民族对宗教般的光明的由衷信仰，也正是通过对这一元素的建构，诗人让我们从对一个民族历史的悲悯中看到了高高在上的信念：“纵有风暴袭来 却依然保持一丝微笑/瞧！苦水包容的思想在你的腹中筑巢”。
其实，通读《沉船》之后，隐隐约约中我们也仿佛看到一支既孤傲又神秘的船队一直航行于跌宕的长河之中。这支“船队横对头顶的浮云/苍老地流过——一任河的主人惊叹不己”。即是从这个角度言说，我们也能够意识到《沉船》具有了史诗的标志。
2017-4-3修订，深圳
赵目珍，1981年生，山东郓城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青年诗人，批评家。著有诗集《外物》。现任职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