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02

南下！南下！

我幼年最初的记忆是一群人过河。有人牽马，马踩着河中石头，我似乎看见我妈站在河边招手，可我在那？似乎不知道。我后来问过母亲，母亲说不记得了。还笑我的记忆可能是在做梦。如果是梦，这就是我最初的中国梦。

再一个记忆，是在一所大房子里，很多孩子，很多床。有阿姨在讲什么，讲什么？不记得了。再一个记忆，是一群孩子在大人的看护下，待在一片小树林中，树林中有许多坟，有白花，有长长的白纸条，有孩子边跑，便摇动捏在手中的白纸条，被大人呵斥。我手中似乎也捏了朵白花。下一个记忆就清晰多了。我坐在一辆绿色的小汽车中，一面看着车窗外一群孩子向我摇手，一面将自己的手指向坐垫中的一个窟窿掏下去，抠出几根棕色的麻或者是稻草？感觉很失望。后来，我妈说，那是我在天津的事。当时，我所在的保育院在天津。父母在北京接到南下的命令，就到天津看我，然后南下。他们到了保育院，我围着父母的座椅转圈，说：“打倒蒋介石就来接我”。我才三岁呀！说出这样的话，我爸就忍无可忍了，一把把我抱住，说：“带他南下！”我姐姐，倒留在北京了。

接下来的记忆，先是一个特别热闹的吃饭场景。很大的房子，很多桌子，很多人围坐在桌子旁，喝酒吃肉。父母不知去那了？有人给我碗中放了肉丸子，我看对面有位胖胖的大人，双手都没有了。两手腕上套了个绳圈，靠这个绳圈帮助，他能用筷子，还能拿酒杯、馒头。他大口吃，大声笑，他旁边的人都吃，都笑。我自己吃了肉丸吗？不记得了。后来的一个画面是在被大人抱在手中，似乎半睡半醒，突然，眼前一亮，耀眼的灯光，雪白的墙壁，带有花纹的楼梯扶手，我面前是扇有花纹的木门。后来与母亲说起这两段记忆，母亲说南下前，中央组织部请过一次客，还参加过两次告别聚餐，好像带我去过，又好像不可能带我去。可以临时找同志带管吗。如果带去，多半会是跟警卫员一起吃。何况他们也并不认识所有参加聚餐的人，更不记得见过失去双手的同志。至于当时在北京住过的地方，有好有差，也记不得住过特别华美或特别差的地方。为确定我的记忆不是凭空而来，我也问过父亲当年的警卫员。警卫员说：“首长到那我到那，你没有看见首长，就看不到我。吃饭，多数是警卫员们一桌，没有双手的，肯定不是警卫员。我平时带过你吃饭。会餐，首长不说带你，我是不会带你的，我也没有带过你会餐。”我想，是不是临时带我的叔叔阿姨把我带到某个地方蹭了一顿？不管是怎样的情况，我坚信我的记忆是不错的。没有双手自己吃喝这样的技巧，不是随处可见的。

南下途中只记住一件事。一觉醒来，已经是清晨。火车停在一座站台边，我睡觉的车厢是个闷罐车，车厢中部两侧的门都拉开了。我母亲叫我坐在车门旁边，不许动。她踩着一短木梯下车，与一群人走向我右手前方的一个站台。我看见这个站台没有房子，只有一排水槽，水槽上有水龙头，穿兰、灰、黑衣服的人挤成一团，是大人们在洗脸、漱口。站台对面也停了几列车。面对我的正面那列车，一节接一节的放置着大炮。那露天车厢不高，可以看见大炮旁边站着扛枪的兵，他们的衣服是草黄色，与大炮的蒙布颜色相近。有人在站台上一边漱口，一边与站在大炮旁边的士兵说话，我觉得士兵没有答话，一个个如木桩一样，没有动作，也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洗脸后走回车厢的几个人很兴奋，连声说：“好多大炮呀！好多大炮呀！”我想站起来看，被一个大人制止了。说我摔下去就没命了。后来我母亲还表扬我，说她從站台上看过来，見我坐着一动不动，就放心了。很久以后，我才问母亲：“那时为啥没有看见爸爸？”我母亲说：“你爸受照顾，不跟我们一个车厢。”我对我爸不带我，好像也没有意见。

到了武汉后的事情，有一大段失忆了。记得的，是弟弟在昙华林的教会医院降生了。我到医院去看弟弟，现在只记得看见护士穿白衣服，戴护士帽，显得很干净，很整洁。后来护士都不戴护士帽了，我还暗暗惋惜。但不敢说出口，怕人家说我·崇洋媚外。改开后，护士又戴护士帽了。真是３０年风水轮转。上世纪８０年代，我知道趙元任先生的外孙也是１９４９年在这所医院出生。赵元任先生的女儿、女婿有美国绿卡，毅然回国。在武汉迎接了他们的长子。这孩子８０年代到美国留学，老美一查医院档案，知道这孩子父母有美国绿卡，本人在美国人开设的医院降生，很快给了这孩子绿卡。美国人的档案管理还真细致。说到这有点离题了。话说回来，我认为我幼儿时还是个比较有潜力的孩子。可是据我后来成了名医生的弟弟说：“哥，你哺乳期没奶吃，肛门期被管的太紧，所以，你就不天才了”。可我真切记得我的１９４９。不天才也就不天才吧。

写于中秋、国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