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5月12日下午，我在从广州飞往北京的飞机上。
飞机落地，打开那个已经记不清名字的首代智能手机，马上接收到了中国移动推送的“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的消息。
对于我来说，这是这场地震记忆的开始，之后多次抵达震区，走遍了汶川、北川、青川的城镇村落，于今天来说，十年前的记忆已是碎片，即便我想把它们串起来，可是我却难以找到一条线。
因为我是对既往工作最不愿意“让自己走进去的人“。做了十多年的记者，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故事，在我来说，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过往，南疆喀什的乡村是这样，苏北沿海受污染之害的农民如此，汶川灾区的每一个灾民图谱也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忆，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结束。
因为每一个采访过往都是这样，每一个故事的开始或结束，我从始至终只是一个局外人。这样一种“在野“或”在边上“的态度，我要重新审视的，不是他人的故事，而是自己潜在的问题。
我相信我这样说会冒犯很多曾经的同行，我也相信在那场大地震现场，我的同行是真的为场景所动而掉下眼泪，我也是，不管再怎样超然度外。
所以，这正是我要反思自己的：究竟“眼泪“对我的报道影响的分量有多重？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当时的哪些报道是不客观的？哪些是被过度描述的？而哪些又是被疏漏的？
我相信十年后的那些曾经在现场的同行，今天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当时如何如何“，可是在放下谈资之后，我们又留下了什么？翻看十年前的报纸，有哪些是可以穿透历史，真正地被留下来？
我也相信，很多我的同行，在十年前踏上那天灾难的土地时，是抱着一个“游客”的心态而去的，原谅我这么直接。有多少人只是为了在职业履历上“刷”下那么一道，而去了灾区现场。
所以，我对这场灾难除了撕心裂肺的场面，而能够深记的是：没有秩序的、乱了套的媒体采访，过度宣泄的悲情，被放大的不真实的人物……原谅我的刻薄，因为我也是这样批评自己。
我记得在地震9天后，绵阳九州体育馆，我和同事为了写震后第一个儿童节的故事，采访了在体育馆被收留的暂时“无家可归”的孩子。其时，他们在志愿老师的带领下，做着简单的游戏，有着简单的快乐，我和摄影师站在场外，看着这一切，我觉得这是与地震无关的事情。场外时而阳光明媚，时而阴雨密布，那一天清清爽爽，灾难似乎与此无关。
而我和摄影师为了故事，不得不去打破这种简单，这种平静。
又有多少同行像我这样呢？两个月后，在一个大学举办的“地震报道讨论会”上，一位同行向我提起这篇报道表示赞许，而我真的不知该如何作答。
地震的那个下午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我读着美国著名记者塞巴斯蒂安·荣格尔的书《熟骨头》，这本书的另一个名字是“火如何灼痛自己”。荣格尔是天生的对“边缘人”、“极端情境”着迷的人，他报道过美国西部的山林大火、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穿越过争端中的塞浦路斯。
荣格尔对灾难的刻画冷静，对细节的描述既像他在现场，但又有距离感，他在“火灼痛自己”的过程中，却时刻保持着清醒，这在他和同事分为两端，穿越两个“不同世界”的塞浦路斯时，尤为保持得到位，这也帮助他能够顺利完成工作。
我认为，我和荣格尔的距离，隔着一个太平洋。
后来，我把这本书推荐给震后写“灾难报道手册”的同事，遗憾的是，我并没有从后来的手册中看到荣格尔的影子。东西方报道者对故事的写作，隔着的不仅是太平洋，还有价值观和文化，这是从“诗经”到“圣经”的距离。
我在的那家媒体，在十年前的这场灾难中，投入的报道人力、物力、财力应该是中国所有媒体中是最多的。我们包下了成都军区望江宾馆副楼的一层楼，调集了多辆越野车进入灾区，60名左右的一线记者分批次进入灾区、回成都轮换。这成为当时许多同行羡慕的事情。
我们在事后做了总结和反思，但停留在物资、装备、器材之上。之后，我参与并调度了玉树地震、利比亚战争、海地地震、泰国红衫军骚乱等多场灾难事件现场的采访，物质条件确实得到了大幅提升，反应更加敏捷，讯息传递再也不用“人肉”了（这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
可是，对于在报道中遇到的社会伦理、文化、宗教等的准备，至少在我当时服务的媒体里，接受此类采访任务的记者，没有被培训过，我也相信中国的其他媒体更不会有此意识。而对报道者自身知识素养的积累要求，更没有认真做过。
512之后的很多讨论会上，我的国内同行都提到了“专业性”的问题，可是，大家的讨论却永远“不落实际”，此“专业性”不是指报道手段，而是报道者是否有相关故事内容的阅读能力。地理、历史、人文、宗教、民族学等等相关知识储备的匮乏，致使我们的报道显得那么浅薄。
在四川现场，我给一些同事推荐了台湾学者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数年前的一个长篇描述“文化断裂地带和地理断裂”相关性的故事，但浅显的阅读，并不能马上帮到我们。
十年后，我啰啰嗦嗦地要说的是，地震灾区现场那些我曾经见过的人，我记不住了，他们的面孔模糊了；那些我可能还记得住的人，我也不愿意回忆了，我不想做一个沉浸在自己写过的故事里的人，所以我也不像其他同行那样会再去看他们。十年后，我和我曾经报道中的人，活在两个轨道上，他有他们的轨道，我有我的，这就是生活。
因为，我不想为了自己的回忆而惊扰别人的痛苦，这是12年前，在唐山，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位医生，在给我解释“PTSD”时讲到的。
我停留在对已经于己不相干的职业的反思中，并以此怀念曾经的职业、工作、和同人，也许若干年后，我还会去故事的现场，那时，我希望和荣格尔隔着的，只是太平洋。
撰文 喻 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