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会的节日与假日

                                                       明清社会的节日与假日

对于每一个社会来说，当今的社会状况都是在过往历史阶段的复杂基础上继承、发展、演变而来的，因而，考察过往的历史阶段对于认识每一个当代社会来说都是富于意义的；特别地，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由于明清两代是离现代中国最近的一个阶段，因而，考察明清两代的社会状况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现代中国会是富于价值的。由于明清两代的状况非常宽广、复杂，涉及到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国际关系等很多组成部分，在本文里，我们想限定一下探讨的范围，只打算考察其中的一个特定方面，即明清两代的节日与假日。通过考察明清社会的节日与假日，我想我们能更好地认识传统中国社会、文化与现代中国之间丰富、密切的关系。

（一）通论明清时代的总体特征

关于明清社会的总体状况，首先会涌现出的一个自然问题是：明清两代的社会总体可以算作繁荣还是衰败呢？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等时期，因而，明清两代的社会是比较繁荣的，我们认为这一基本观点是比较可疑的。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明清两代仍然主要是一个农耕社会，当时90%以上的人口仍是农民，因而，这样的社会即不太可能出现所谓的“繁荣”；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将清代与汉代做一些比较，也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如我们所熟知，汉代时中国人口仅有6千万，而清代时中国人口已经增长到了4亿，人口数量增加了将近7倍，这直接导致农民人均占有土地的锐减——汉代时，一个普通的农户大多有50亩土地，而清代时，一个普通的农户则降至大多仅有10亩土地，即汉代农民的生活条件要比清代农民高出很多。关于明清两代农民的普遍生存状态，著名经济史学家陈振汉曾说道：“当时的中国农民一年到头披星戴月、胼手胝足地劳动的结果，除了抵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外，是否还能有什么剩余？换句话说，农民的劳动之中，除了必要劳动部分之外，是否还有剩余劳动，这剩余劳动量又是多少？”“沈氏是明末浙江归安的一个经营地主，据他计算一个长工一年的吃米就需五石五斗，则10亩田的总收获量20石米之内，除去用以家养或维持其他生活需要的必要劳动产物之外，可以算作剩余劳动产物的数量就有限了。”[1]陈先生的这段话自然表明，明清两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很艰难的。总之，由于人口总量的剧增，普通中国人的生存压力明显增大了，对此，何炳棣曾说：“但到该世纪（18世纪）最后25年时，深思熟虑的一代中国人已开始为从该世纪最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到19世纪前半期，紧迫的经济问题已经不是如何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而是如何求生活命。”[2]总之，自16世纪起，由于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广泛推广，中国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到了18世纪晚期，中国人口已经增长到2亿五千万上下，因而，此时的中国社会已经面临着一个空前的人口、自然资源的全面危机。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明清两代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比较衰败的阶段；就普通民众而言，“土气”化也越来越重，即从汉唐到宋元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普遍修养在不断降低；我想，以上的判断大概比较契合大多数人对于明清社会的总体认识。

关于明清社会，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中国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甚至可以与政府官员平起平坐，我们认为这一看法也是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首先，明清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确实有了较大发展，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当时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因为当时的中国官员既掌握人事权又掌握社会资源、金钱，而商人拥有的只是金钱，同时商人的商业活动也大多受制于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清商人的社会地位不太可能与政府官员相提并论，而且这一基本状况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关于此点，吴敬梓曾有一番生动描绘：“严贡生道：‘岂敢，岂敢’。又道：‘我这高要，是广东出名县分。一岁之中，钱粮、耗羡，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稅，不下万金。’又自拿手在桌上画着，低声说道：‘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时节，实有万金。’”[3]我想，对于这段描述所反映的实际情况，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心知肚明的。总之，明清两代的商业确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不应过分高估。

关于明清两代，下面，我们想讨论另一个很有兴味的基本问题，即中国与西方社会、学术的接触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科学技术的方面以及人文社科的方面。首先，就科学技术这一方面来看，我想我们可以把中国与西方的比较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在1400-1650年期间的明朝，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的科学技术、社会总体发展跟西方社会区别不大；而在1650-1850年这两百年期间的清朝，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西方的科学技术发生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而中国则处在停滞不前的阶段。在1650-1850年这两百年的清代时期，在科学界，西方出现了伽利略、牛顿、法拉第、拉普拉斯、傅里叶、拉格朗日、高斯、欧拉、笛卡尔、拉瓦锡、道尔顿、波义耳等一大批伟大的科学家，在工业界，则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瓦特蒸汽机（1776年）、水力织布机（1785年）、轮船（1803年）等一系列重要的发明，这导致西方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产生了巨大的飞跃，而同时期的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并未产生很大的变化。因而，在明末清初时期，当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介绍起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工艺学等所谓的“西学”时，当时的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其实差距不大，而且，我们认为，尽管晚明的“西学”影响到了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中国学者，但是，当时“西学”对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仍是局部、边缘的，只是影响到了少数中国知识分子。而到了清末民初时期，当马礼逊等传教士来到中国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大幅度领先中国了，而此时的李善兰等中国学者也意识到了中国科学的落后，认识到需要向西方好好学习了。到了20世纪，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国开始了全面学习西方的过程，这是一个比较显然的基本事实，20世纪的中国也产生了杨振宁、陈省身两位大师和周炜良、李政道、丁肇中等很多杰出学者；但是，客观地说，我国的科学学者仍不太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前沿情况，即中国科学、技术界的国际化水平仍需进一步的加强。

在人文社科方面，我们也可大体认为，在1400-1650年的明代，中国文科学术跟西方相比差距不大，但是在1650-1850年的清代，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西方的人文社科有了巨大的进步，出现了洛克、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伟大的哲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卢梭、洪堡等伟大的政治学家。如果以著作为例，《人类理解论》（1690年）、《人类理智新论》（1765年）、《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社会契约论》（1762年）、《国富论》（1776年）、《法哲学原理》（1821年）等诸多杰出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西方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开始迈入现代阶段，而在同时代的中国知识界，一些主要学者们如黄宗羲、王夫之、戴震、钱大昕等关心的仍然只是中国学术内部的问题。这一基本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如果我们考察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会看到，我们的大多数杰出学者们所关心的仍是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中国经济等，一些重要学者如王国维、钱穆、冯友兰、陈垣、钱钟书、陈寅恪、何炳棣等，主要研究的仍是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等，而不是一些普世性的学术领域；而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文科领域，我们至今尚未产生有世界性影响的学者，我国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和国际学术前沿也有较大的距离。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认为：只有我们采用现代的观点、方法、视角等将古代中国制度、文化等进行一番切实、系统的整理以后，我们才能与西方学术展开真正的对话，进而进入到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前沿，这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多方面条件的积累。总之，我们认为，在人文社科领域，明清两代的中国学术界与西方的接触也是不甚充分的，我们的学术界所关心的主要仍是中国社会、文化内部的诸多问题，即我国知识界对于西方学术的认识大多是表面、零碎的，不够系统、深入，而这一状况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的现代阶段。

关于明清时代的一般特征，另一值得我们注意的重要现象是明清社会的世俗化趋势。在明清两代，由于商品贸易的繁荣、私学发达导致的教育的普及、手工业的兴起、城镇经济的勃兴等多重因素的作用，明清时代的社会、文化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势，园林、戏曲、通俗小说等世俗化的事物开始大量出现、普及；对此，黄宗羲曾说：“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4]黄宗羲的这番话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著名思想，这自然反映出了明末清初时工商业的发达；而他的这段话里“通都之市肆”、“为佛而货”、“为巫而货”、“为倡优而货”、“为奇技淫巧而货”等说法则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的世俗化趋势。总之，明清两代的世俗化趋势比之以往的朝代要更为显著，也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近发展特征，并且这一变化也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以后的现代中国社会。

如本节首段所阐述的，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已处在一个相对衰败的阶段，当时的人口中90%以上是农民，而这些农民的日常饮食大多只有红薯、窝窝头、胡萝卜、白菜等简单食物，在寒冷的冬天也只能穿着简陋的棉袄，而且他们还要不断劳作，干着很累的农活；但即使在这样比较衰败的社会里，当时的中国还是存在着学者、官员、商人、工匠、医生等很多职业，在这样艰难的生存状况下，我们的先辈们仍然有着自己的希望、失望、焦虑、奋斗、喜悦和悲伤等，他们也要举行婚礼、丧礼、聚会等很多活动，学者们要从事学术、艺术创作，政府官员们要进行权力斗争、为民办事，商人们也要忙碌于自己的商业活动。总之，在明清两代相对衰败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社会还是存在着很多富于活力的要素，出现了王阳明、黄宗羲、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等杰出学者，也出现了袁枚、曹雪芹、董其昌、扬州画派等杰出的艺术家，学者们还是要进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理学与心学、考证学等学术问题的激烈争论，艺术家们也还要进行诗歌、小说、绘画、书法等方面的崭新创作，通过这些事实，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先辈们坚韧的生命力和高度的智慧。相应于本论文的主题，明清两代的节日与假日就是在这一总体的社会背景下存在着的，它们是明清社会的自然组成部分，下面，我们将对明清时代的节日与假日做些比较细致、系统的考察。

（二）明清时期的节日

在大多数社会里，都有着丰富的节日，这些节日有着祭祀先辈、家庭团聚、激发爱国意识等多方面的基本功能，明清时期自然也不例外，下面，我们想分析一下这段时期的几个主要节日。

1春节。春节自然是中国社会最为隆重、重要的节日，如我们所熟知，春节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殷商时期，至汉代即已定型和普及。在明清时代，我们可以从官方典礼和民间活动中体会到春节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在明代时期，每年春节期间政府都会按照严谨的礼仪来进行庆贺，如《明史》所载：“明太祖洪武元年九月，定正旦朝会仪，与登极略相仿。其后屡诏更定，立为中制。凡正旦冬至，先日，尚宝司设御座于奉天殿，及宝案于御座东，香案于丹陛南。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内东西，北向。翌明，锦衣卫陈卤簿、仪仗于丹陛及丹墀，设明扇于殿内，列车辂于丹墀。鸣鞭四人，左右北向。教坊司陈大乐于丹陛东西，北向，仪礼司设同文、玉帛两案于丹陛东。金吾卫设护卫官于殿内及丹陛，陈甲士于丹墀至午门外，锦衣卫设将军于丹墀至奉天门外，陈旗帜于奉天门外，俱东西列。典牧所陈仗马犀象于文、武楼南，东西向。司晨郎报时位于内道东，近北。……尚宝官捧宝，导驾官前导，至华盖殿，乐止。百官以次出。”[5]通过这段描写，我们可以体会到明代政府在庆贺春节时采用的礼仪是非常复杂、严谨、庄重的，就此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当时政府对于春节的重视。

到了清代阶段，官方政府仍然有着严谨的庆贺新春的仪式：“雍正四年，定元旦宴仪，是日巳刻，内外王、公、台吉等朝服集太和门，文武各官集武门。设御筵宝座前，内大臣、内务府大臣、礼部、理藩院长官视设席。……赐茶，丹陛大乐作，王以下就坐次跪，复一扣。帝饮茶毕，侍卫授王大臣茶，光禄官授群臣茶，复就坐次一扣。饮毕，又一扣，乐止。展席幂，掌仪司官分执壶、爵、金卮，大乐作，群臣起。掌仪司官举壶实酒於爵，进爵大臣趋跪，则皆跪。掌仪司官授大臣爵，大臣升自中陛，至御前跪进酒。……大乐作，鸣鞭，韶乐作，驾还官。”[6]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大体看出清代政府在春节时所使用的复杂的官方仪节。古代的中国政府以严谨、郑重的仪式来庆贺春节自然有着深刻的意义，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政府需要在这个辞旧迎新、承前启后的时刻总结过去一年的各项工作，并且对新的一年提出一些希望和计划，同时也和普通民众共同分享节日的喜悦、欢乐，这些对一个社会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然，在春节时，不仅官方政府会举行隆重的庆贺，更为重要的，民间社会也会进行热烈的庆祝，作为其中的一个例子，《红楼梦》曾写道：“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照灯，点得两条金龙一般。次日，由贾母有诰封者，皆按品级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轿，带领着众人进宫朝贺行礼，领宴毕回来，便到宁国府暖阁下轿。诸弟子有未随入朝者，皆在宁府门前排班伺候，然后引入宗祀。”这一段关于除夕的细致描写，我想我们中国人都是很熟悉的，贴春联、祭宗祀等，这是大多数中国家庭在除夕这一天都会进行的活动。曹雪芹继续说：“至次日五鼓，贾母等又按品大妆，摆全副执事进宫朝贺，兼祝元春千秋。领宴回来，又至宁府祭过列祖，方回来。受礼毕，便换衣歇息。所有贺节来的亲友一概不会，只和薛姨妈、李婶二人说话取便，或者同宝玉、宝琴、钗、玉等姊妹赶围棋、抹牌作戏。王夫人与凤姐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那边厅上院内皆是戏酒，亲友络绎不绝，一连忙了七八日，才完了。”[7]这些清代中期的过年活动，我想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并不会感到陌生。总之，在明清两代，民间百姓也会对春节进行热烈的庆贺，这也构成了中国社会传统习俗的一个重要部分。

2中秋节。中秋节的起源也非常早，远在周代即出现了在八月中秋祭祀的习惯，汉代时则出现了祭月、赏月等风俗，而中秋节在唐代也正式形成，并且在宋代以后成为普遍流行的重要节日。在明清两代，中秋节已成为整个社会里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作为一个适当的例子，关于晚明时的中秋节，著名文学家张岱曾栩栩如生地记述道：“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请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鹅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8]张岱的这番描绘是很生动、细致的，透过这番繁复描述，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人们在庆祝中秋节时“雷轰鼎沸，呼叫不闻”的热闹场景，而在现代中国，我们在中秋节时也能感受到类似的喧闹场景，这也让我们充分体会到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连续性。

而到了晚清时期，当时的中国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中秋节，例如，郑州的地方志有如下的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节’。民间以瓜果、月饼相馈遗。行路者必归家，取团圆之意。是夕，人家有赏月之晏，对酒欢呼，竟宵不寐。乘风走月，谓之‘摸秋’，又谓之‘走月亮’。《管城纪俗》诗一绝云：‘乘风走月话摸秋，姐妹花丛约伴游，鸟雀桥边行去也，不愁无路会牵牛。’”[9]通过这则地方志的记载，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百余年前的中国人也有“中秋团圆”的想法，当然，当时的“牵牛”等风俗已经逐渐消失了，但是，吃瓜果、月饼、赏月等活动则延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总之，通过这些明清时代的中秋节风俗，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人们对这个节日的重视和喜爱。

3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等其他重要节日。元宵节在西汉时即已受到重视，而汉魏以后成为了全国性的民俗节日，自唐代起元宵张灯的习俗也已普遍流行，而到了明清时代庆祝元宵节的各种活动已经比较成熟，在这里，我们想举几个有趣的例子。明太宗时有如下的记载：永乐七年正月“癸丑（十一），元宵节近，上谕礼部臣曰：我太祖高皇帝君天下四十余年，法度明备，朕恪遵成宪，令四方无虞，民物康阜，思与臣民同乐。自正月十一为始，其赐元宵节假十日。百官朝参不奏事，有急务与本封进处分，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司弛夜禁，着为令。”[10]在这段话里朱棣下令元宵节放假十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政府对于元宵节的重视。关于元宵节，明代的杰出思想家王阳明有诗曰：“故园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赖有遗经堪作伴，喜无车马过相邀。春还草阁梅先动，月满虚庭雪未消。堂上花灯诸弟集，重闱应念一身遥。”[11]这首诗作里反映了王阳明对于亲人和家乡的浓浓思念，其中也包含了元宵节时的一些自然和人文事物。作为明代的著名作家，关于元宵节时的灯景，张岱说：“绍兴灯景，为海内所夸者无他，竹贱、灯贱、烛贱。贱，故家家可为之；贱，故家家以不能灯为耻。故自庄逵以至穷檐曲巷，无为灯、无不棚者。棚以二竿竹搭过桥，中横一竹，挂雪灯一，灯球六。大街以百计，小巷以十计。从巷口回视巷内，复叠堆垛，咸妍飘洒，亦足动人。十字街搭木棚，挂大灯一，俗曰‘呆灯’，画《四书》《千家诗》故事，或写灯谜，环立猜射之。庵堂寺观，以木架作灯柱及门额，写‘庆赏元宵’‘与民同乐’等字。佛前红纸荷花琉璃百盏，以佛图灯带间之，熊熊煜煜。”[12]通过张岱的这番鲜活描写，我们可以了解到，晚明时的元宵节即有张灯的习俗，而这一习俗和我们今天庆祝元宵节的方式是大体类似的，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节日习俗大多有着深厚久远的历史。

而在清代时，元宵节仍然很受人们的重视，例如，《红楼梦》里有描写曰：“两边大梁上，挂着一对联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穗灯。每一席前竖一柄漆干倒垂荷叶，叶上有烛信，插着彩烛。这荷叶乃是錾珐琅的，活信可以扭转，如今皆将荷叶扭转向外，将灯影逼住，全向外照，看戏分外真切。窗格、门户一齐摘下，全挂彩穗各种官灯。廊檐内外及两边游廊罩棚，将各种羊角、玻璃、戳纱、料丝、或绣、或画、或堆、或抠、或绢、或纸诸灯挂满。”[13][曹雪芹的这段话非常细密详尽，从中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清代时人们元宵赏灯的方式。总之，在明清两代，无论对于官方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元宵节都很受重视，而人们也会进行热烈欢闹的庆祝。

清明节在中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代即已出现了清明节的雏形，而在唐代时它已成为全国性的节日，如《唐会要》所载：“（开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敕：清明寒食，四日为假。至大历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敕：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贞元六年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节，前后各给三日。”[14]这段话自然说明清明节此时已成为官方正式承认的节日。我们所熟知的诗人杜牧的名诗《清明》也可反映出唐代时清明节的一些人文情况。而在明清时代，清明节仍然是政府和民间的重要节日，例如，清代诗人袁枚曾有诗曰：“门掩清明节，帘垂雨气深。杏花虽不语，寒影恰关心。烟重湿新绿，竹凉啼暮禽。春愁无着处，提句寄繁钦。”[15]这首优美的诗作描写了清明时节的诸多景物，也反映出了清明节时人们的普遍情绪。到了清末民初，清明节的习俗与现代阶段更为接近一些，如郑州地方志所说：“清明从冬至日数至一百五日正即其节也，前两日谓之寒食，人家插柳满檐，青倩可爱，士女咸戴之，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16]这段话表现了清明节时人们外出踏青时的情况。总之，清明节的扫墓祭祖、踏青游玩等习俗也有着悠远的历史，经过很多代中国人的不断发扬、实践，清明节已经具备了丰富、深刻的内涵。

作为另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源于远古的自然天象崇拜，与祭龙等习俗有关，在春秋战国时代即已产生，而在秦汉时代基本定型，在明清时代它已成为整个社会最重要的三大节日（春节、中秋、端午）之一。关于明清时的端午节，我们想举一个适当的例子，清代学者顾禄曾记述了苏州地区的端午民俗：“五日，俗称端午。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妇女簪艾叶、榴花，号为端午景。人家各有宴会庆赏。端阳，药市酒肆馈遗主顾，则各以其所有雄黄、芷、术、酒糟等品。”[17]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清代时端午节的一些风俗。总的说来，端午节的赛龙舟、吃粽子等传统习俗也都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与此同时，由于端午节部分程度上是纪念屈原而产生的，因而，它也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意识，这也是端午节的基本功能之一。

在本节中，我们考察了明清社会的一些主要节日，如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等，从中可以看出，节日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基本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些节日也构成了我们民族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这些节日的复杂礼仪、民众层面的庆祝（祭祖、灯会、龙舟等）等，我们也增强了自己的家族认同、民族认同等，这些活动对一个社会整体的和谐有序、健康发展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在考察了明清社会的节日以后，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下明清时代的假日。

（三）明清时期的假日

对于每一个社会来说，除了诸多节日以外，假日也是各个行业的人们调整、放松身心的时间，因而，每个社会里都会有不少假日；现在，我们想阐述一下明清时代的假日。

1官员的假日。如我们所熟知，古代中国政府大多有所谓的“休沐”制度，即工作若干天以后即会有一天假期，如汉代时官员们每工作五天即休假一天，而唐代时官员们每工作十天会休假一天，但是，明清两代这种“休沐”制度被取消了，当时，全年内官员们只有三天法定假期——新年、冬至和皇帝的生辰，对此，历史学家杨联陞说：“明、清时期，节庆假日起初甚至比元代还少。政府法令最初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新年、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实际上，端午节和中秋节也变得重要了。不过明、清时期的主要改变是采用了长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钦天监的官员会选择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作为全国官员‘封印’的日子。大约一个月之后，又会宣布另外一天来‘开印’。在这一段期间，官员仍要不时到他们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全停止处理。寒假可以看作是对例假日和节庆假日损失的补偿。”通过杨先生的这段话，我们能看出，明清时期官员们的假日主要是寒假这一个月，而这个月是官员们用来自我调节、休养生息的一段时间。

如我们所熟知，自唐玄宗起，皇帝的生辰成为了全国性的假日，关于明清时代的圣节（皇帝生辰日），顾炎武曾说：“《太祖实录》：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罢天下进贺圣节、冬至羡笺，上曰：‘正旦为岁之首，天运维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进表称贺，礼亦宜之。生辰、冬至，于文繁矣。昔唐太宗谓生辰是父母勋劳之日，况朕皇考、皇妣早逝，每于是日，不胜悲悼，忍受天下贺乎？宜皆罢之。’自是每圣节之日，斋居素食，不受朝贺。十三年七月，韩国公李善长等累表上请，然后许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贺，宴群臣于谨身殿，岁以为常。然而不受献，不赋诗，不赐酺，不斋醮，则圣谕所云‘勉从中制’者也。”[18]通过这段话，我们大体可以看出明代时皇帝生辰日的一些情况，而这一天也是官员们的法定假日，也是明清社会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

2农民、商人等的假日。对于农民来说，如我们所熟知，明清两代的农民自然没有办公时间等，他们一年到头都需要在田间干活，如杨联陞所说：“农人每天的时间表，是从日出到日落都在田里工作。仅有在中午他的家人给他送饭时才停歇，这是自古以来的习惯。”当然，农民也不是全年干活都很紧张，大致说来，在春耕、秋收时期，他们会比较忙碌，而在其他时间会稍轻松些。对于商人来说，“商人通常在假日里照常营业，特别时在节庆假日，因为那是做生意的最好日子。对开业的商人或叫卖的小贩都是如此。新年是这个规矩的惟一主要例外，这时所有的行业都至少休假一两天，甚至包括旅店业和药房业。”[19]即商人在新年时的一个月里也大多还要继续工作，他们的假日要更少一些，因为从事商业既需要聪慧、思路活跃，同时也需要勤奋，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总之，对于农民、商人等来说，他们的劳动时间要更长一些，工作时间也不像官员那样固定，但是，他们也会有一些休息的假日，否则过度劳累、缺乏休息也会降低他们的工作效率。

（四）明清社会的节日与假日的现代延续

容易明白的是，由于明清两代是距离现代中国最近的一个历史阶段，因而，明清两代的节日与假日与20世纪的现代中国社会之间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

1现代中国的节日与假日的变化。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中国的节日和假日有了不少西化的成分，一些西方的节日开始在中国社会变得比较流行，如情人节（2月14日）、圣诞节（12月25日）等，这些西化的节日也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认为，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中国的传统节日应继续构成主体部分，一些西方节日只能起到补充和辅助作用，即在节日方面，我们应继续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类似地，在宗教信仰等领域，我觉得我们也应抱持同样的基本态度，例如，虽然现代中国人里有部分人信仰基督教，但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不会超过总人口的5%，而我们中国本位的儒教、道教、佛教等才应在信仰领域继续占据主体部分。总之，20世纪的中国社会里的节日与假日确实发生了不少变化，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但这些变化不应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

2明清社会的节日与假日在现代中国的沿袭。尽管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的节日和假日出现了部分程度的西化，但是，在节日、假日方面，我们仍能看到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之间深刻、密切的沿袭。在节日方面，以春节为例，在21世纪初叶的今天，在民间社会层面，春节仍然是中国人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日，同时，在政府层面，春节也仍然备受政府的重视，在本文第（二）节我们曾指出，明清政府在每年春节时都会进行官方的庆祝活动，而这一做法也延续到了今天，如我们所熟知，每年春节时，中国政府都要举办新春团拜会，与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年的到来；总之，今天的春节很大程度上是从古代社会沿袭而来的。穿过几百年的岁月，不难看出，尽管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多外在面貌的变化，但是在节日等习俗方面，现代中国与古代仍是大体相似的。从更为宽广的角度来说，节日是中国社会礼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礼仪在社会整体中的基本作用，《礼记》写道：“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20]这段话对于中国的礼仪文化做了较好的阐述，而中国社会里的各种礼仪对于社会的融洽协调、整饬有序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清明节为例，通过扫墓祭祖等活动，我们能够增进对于家族历史的认识，增强自己的家庭责任感，这种家庭教育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教育的重要部分。总之，明清社会的诸多重要节日都延续到了现代中国，而这一延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有着多方面的深刻意义。

就假日来说，我们今天采用的已经是普世性的星期制，这类似于汉代直到元代的“休沐”和旬休等制度，这一方面不需太多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我们过年时的7天春节假期与明清时的一个月的新年假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也可由此看出在假日方面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对于从事各种职业的现代中国人来说，周末的休息时间可以让自己暂时从忙碌、疲惫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获得一定的放松、调整时间，在这段比较自由的时间里可以进行各种娱乐活动，这些都丰富、扩展了我们的实际生活的总体内涵。总之，假日和工作时间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在本文里，我们主要考察了明清时代的节日与假日，也考察了它们的现代延伸，通过这一番考察，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传统中国社会、文化与现代中国之间有着全面、直接的联系，尽管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在节日、假日等社会习俗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仍应在现代中国占据主体地位，它们是我们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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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第一节“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微和停滞”，载《经济研究》，1955年，第3期。

[2]《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第11章“结论”，页317-320，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3]《儒林外史》第四回“荐亡斋和尚吃官司，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4]《明夷待访录》“财计”三，页188，海口：中国三环出版社，1992年。

[5]《明史》卷四十九，“礼七（嘉礼一）”。

[6]《清史稿》，“志”卷六十三，“礼七（嘉礼一）”。

[7]《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祀，国府元宵开夜宴”，页744-74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8]《陶庵梦忆》，卷五，“虎丘中秋夜”。

[9]《郑县志》卷六，“风俗志”，页401，民国二十年1931年重印刊本。

[10]《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七。

[11]《元夕》其一。

[12]《陶庵梦忆》，卷六，“绍兴灯景”。

[13]《红楼梦》，第五十三回，页750。

[14]《唐会要》（《丛书集成》本）卷八十二，页1518。

[15]《清明苦雨寄涂秀才长卿》。

[16]《郑县志》卷六，页389。

[17]《清嘉录》，卷五，“五月·端午”，页10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18]《日知录》卷十四。

[19]本节引文皆见《国史探微》里的论文“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20]《礼记·礼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