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 | 露易丝·格吕克的方舟
文/云也退
露易丝·格吕克住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一条安静的街上。她独居，她出版过的所有诗集，看上去都和她本人的气质一样，极其缺少暖色调，用紫和黑打发了大部分需要有颜色的地方，包括像《野鸢尾》这种书名挺美的书；有的书，例如《阿基里斯的胜利》，从字体到用色以及印刷都是灰突突的，像老辈人家中的旧藏。
这或许可以从她的犹太人背景来理解。犹太人往往不重视书的外观，而只看重文字所表达的东西，设计所依据的逻辑，因为他们是一个“头脑民族”。格吕克的家族是匈牙利移民，同化进了美国的世俗生活，不再守什么犹太戒律和礼仪了，但是犹太人对智力和创造的重视，对阅读和书写能力的注重，则依旧在她身上显现。格吕克成长为一个擅长“自白”的诗人，因此，在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我们自然也会好奇于她身上发生过的事情。她如何经历，如何感受，如何思考，以及如何超越它们，达到“后自白”。
她有一首自传性很强的诗：《诗人的培养》，说到她的家庭环境如何促成了她在创作方面的“童子功”操练。她父母给她的教育，在一个方面上，即使衡诸今天的育儿标准都属于模范：他们很乐于为女儿们（格吕克和她妹妹）创造条件，去把她们表现出某种热情引向专门的爱好。你喜欢跳？那好，带你去学舞蹈；你喜欢哼歌？马上请来音乐老师。引导过后，还有及时的认可，格吕克开始写作后，作品总能得到母亲的肯定，由此更有动力。
但她母亲也是极为强势的，属于一位标准的20世纪的“犹太妈妈”，她们喜欢将家中的琐碎杂务一手承包，下意识地表彰自己的力量，她们对儿女要求甚高，甚至比孩子爸爸更加望子成龙。相比之下，犹太父亲因为读书多，有冥思的习惯，常常乐于放飞心事，长时间停留在一种想成为另一种人，一种不同于现在的自己的人的梦想。格吕克的父亲就想当作家，这梦想的“副作用”，就是导致女儿从三岁起就开始了解希腊神话、荷马史诗等等，从而有了一个深受“西方正典”影响的精神底色。
丰富的阅读会促发人的表达欲，但格吕克的表达欲难以得到满足。一个犹太家庭里最为常见的冲突之一，就是每个人都争着说话，有时为了争个先后顺序就能闹到不欢而散。说话说了半截被打断，被抢白，说一半吞一半，这些经验直接刺激格吕克转向可以尽情表达的形式——写作。
正典世界里的英雄以男性为多，毕竟历史叙事也以男权来主导，但格吕克也曾被一个女性人物的事迹大大震撼过，那个人就是圣女贞德。父亲给她讲贞德故事，和给孩子讲述旧约圣经故事的做法一样，突出故事中的“闪耀时刻”，即表现人的英雄气概的时刻，而略去了那些残忍的细节。父亲隐瞒了贞德被烧死的结局，只说贞德被抓后，靠着绝食而保持了肉身和精神的纯洁。贞德是基督教的女圣徒，然而格吕克对她的迷恋却与一种恐惧相关的：她恐惧生育，恐惧那条女人必经的“成熟”之路。为此，她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严重厌食。
她后来自嘲说，她是觉得厌食能让她“独特”。在一首长诗《投身饥饿》中，格吕克以冷峻的语调宣称，这是她人生和写作中最最重要的体验。主动采取的饥饿状态，是把自己变空，变成“无”，然后，她就可以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身份，就像重新布置清空了的旧屋一样。
但体重一掉再掉，死亡的威胁迫近了。格吕克不想死，于是她拐入了另一条轨道。她去见了精神分析师，接受其治疗，这之后连续七年，她都在与分析师见面。她对精神分析寄予很高的期待，而这一门争议巨大的学问也带给了她一种重要的能力：思考。
精神分析疗法
精神分析师和患者之间，并非单向的治与被治的关系，事实上，这种治疗要求患者也学着分析自己，分析她的分析师，所以精神分析师都是从患者锤炼而来。治疗靠的是绵延不断的表达，靠的是说、说、说；在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中，时间是依次出现的事件的居所，而当人闭上眼睛持久地听声音，她就在这持久的“磨耳朵”的过程中，学习将这些言说出的事件变成图像。
除了这种听、说和思考的培养，精神分析对于她通过厌食来进行的自我“无化”的实践也有特别的启示。“正常”的治疗都得基于那些被说出来的东西——“最近有什么症状？”“何时开始发烧？”“最近都吃了什么？”但精神分析疗法却能关注没吃什么，因而也说不出什么的人。格吕克排斥食物，说不出任何理由，而弗洛伊德相信，没有表达出的、被压抑住的，是一个人真正的欲望——以及恐惧。因此，分析的经历对于她与厌食的经历同样重要，后者使她着手构建自己，前者则让她审视这种构建。
经过审视，诗人承认了成年是无法靠着戒食来躲避的。精神分析好歹救了她的性命（她本人如此承认），并且引导她惯于通过审视未说出口的思想来增益诗艺。这种审视虽是主观的，但又必须尽量客观。当然，审视会让一个人习惯旁观、因而始终保证完整而立于不败，也从而无心写诗，但是分析师有一句无情的告诫，一直在给予她创作上的激励：你要相信，“世界……会给你足够的伤悼”。
早年的诗，如在处女作诗集《头生子》里的那些，就已经在刻骨地描绘生活之可怖了：一件又一件让她害怕的事情都会到来，人际关系的恶化，亲密行为的失败，失爱，还有（现实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流产。她在描写自然景观的时候，都让人看到其中的死亡气息，例如在一首写12月的哈德逊河的诗中，她看到河流被冰“削减”，听到水中的碎石在咔咔作响，新雪如同毛皮一样紧紧地裹住了河水。这些比喻确凿无疑地传达出了约束、窒息、死亡的信号，有着彻骨的诗意。在《复活节季》中，她写道：“番红花如癌一样蔓延。”
风景描绘是她从一开始就擅长的。因为风景是哑默的，所以，这个对空、对沉默、对缺席极为敏感的诗人，就借助风景来裸露出经验中阴暗的、无形的区域。但这种消极的意涵是需要恰当的形式来传达的，她经过艰苦地调试、拿捏，才将它们付诸诗句，并被读者所辨认。她后来多次说过，哪怕是在精力旺盛的时期，遣词造句的写诗都让她倍觉磋磨，她完全无法从写诗的实践中放松下来。
她在接受治疗一年后，就写出了一些诗，还请自己学校的老师看。这时的格吕克看起来还是运气不错的，有良好的家境和教育环境，还有让她信赖的中学老师，1963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她的老师之一是美国的资深诗人斯坦利·克尤尼茨。她对老师心存感激，同时渴望超越英语世界里其他像她一样以“自白”为主要风格的成名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思、约翰·贝瑞曼、罗伯特·洛威尔。
那些伤悼的时刻像一根根路标，指出了她的诗所处的位置和前往的方向。她有过两次婚姻，其中第二次，是在1977年同作家约翰·德拉诺。这一场婚姻的始末让她收获了太多写诗的材料。在1980年4月的一天，他们在弗蒙特郊区的房子毁于一场大火，五年后，格吕克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她早已知道会有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为此她等待了二十年，才等来了火灾这只落地的靴子。事情发生后，她有了一段罕见的“快乐时光”，并不是宗教性的狂喜入定，而是一种更为平衡、宁静、专注的状态，在心中关于丧失的“信念”得到印证之后。
她能够更加专注地、而非焦虑不安地对待她所一向恐惧的事情了。后来同德拉诺离婚后，她的“心得”在格吕克在1996年出版的《芳草地》，和1999年出版的《新生》中都有表达。格吕克的中文译者柳向阳发出《新生》中的一首诗《乳酪》的译文，限于篇幅，只能摘选几段（笔者有修改）：
世界/曾经是完整的，因为/它已破碎。当它破碎了，/我们才知道它原来的样子。//它从不治愈自己。/但在深深的裂缝里，出现了更小的世界：/人类创造了它们，这是好事；/人类了解它们需要什么，/比神更了解。//在休伦大道，它们变成/一片商店；它们变成/鱼贩子，乳酪。无论/它们是什么或卖什么，它们/作用相同：它们/是安全的幻象。像/一个静止的地方。那些店员/就像父母亲一样；它们似乎/生活在那儿。总的说来，/比父母亲还慈祥。……
这首意义浅白的诗，很好地印证了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对格吕克的诗的综合评价：“个体经验”在她的诗中，以一种相当自然的方式，被提升到了普遍的高度上。“更小的世界”就是个体所生活的各个空间，个体熟悉其中的街道、商店、形形色色的人和日常用品、食物，它们的作用就是让个体感到“安全”，如同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说的，社区的主要作用就是构筑一个有人的环境，让陌生人都感到安全和一定的亲切。但是格吕克说安全是“幻象”，这自然是一种诗人式的言语了。这种安全即使虚幻不实，也是人无法摈除的；更何况，人往往是因为个体经验里发生了变故，才会恨叹说安全都是幻象，进而像格吕克那样说，世界早就碎了，各人分到了不稳定的一小块。
奥德赛、珀涅罗珀和他们的儿子忒勒马科斯的故事，为《芳草地》这部诗集构成了神话背景。在神话中，忒勒马科斯陪伴父亲奥德赛回乡，杀死了趁着奥德赛不在家，所有向珀涅罗珀求婚的人，而在诗中，格吕克将自己婚姻破裂的零散细节填进了神话的架构里。早年的文学积淀一直在起作用。自荷马以来，由阿基里斯和奥德赛为代表的希腊英雄组成的世界，加上后来的维吉尔、但丁直到近代的华莱士·史蒂文斯等人所打造的史诗空间，以及其他所有神话、童话、历史故事和经过创作者演绎的重大事件，总之那些可以泛泛地列为“西方正典”的东西，都属于“普遍”的一类，它们如同“风口”，格吕克把个人的经验送进那里，让其起飞。
《芳草地》写的虽是伤心事，但格吕克用的语调还是较为积极的，让人感到“变故”不单是往下的变坏，也可以是往上，是变好，起码个体能够希望如此。她相信，人类之爱，和人的斗争一样都是高强度的激情的发挥，能够产生艺术成就，而这是伟大的荷马对人类的馈赠，他使人从此可以借助想象的美学力量来填补变故、丧失发生之后，心中出现的空洞。最“低微”的经验，都可以衔接上最高级别的美。
然而到了2006年的《阿弗尔诺》中，她的语调就完全是阴郁、悲观的了。阿弗尔诺本是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火山湖，其特殊的环境，致使它获得了“地狱之门”的别称。以此为诗集的书名，格吕克的内心状态是不言自明的。丧失，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到来，就像她那句流传很广的诗里说的：“我要告诉你些事情：每天/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越是到了中年以后，她诗的调性就越是阴郁，联想到诺贝尔文学奖早期那种表彰“理想主义”、颂扬人类尊严的旨趣，似乎可以说，如今的诺奖也已呈现出了标准的“晚期风格”。
也许《亚拉腊》是一部更值得一提的作品。它主要写了格吕克父亲的去世，以及一件她长期萦怀于心的事情：她有个姐姐幼年夭折。在这些诗中，格吕克用了一种较为疏离的语调，所以尽管依然私人，却不那么沉痛了，就像她在早期的《野鸢尾》中让许多植物出来说话，任它们表达再激烈的愤怒、痛苦、伤心那样，在《亚拉腊》中，格吕克的第一人称仿佛出自一个虚拟的自我，由她来代替自己承担各种痛苦的思考。这个自我会抽离出真实的丧失的经验，而去注意坟墓本身的高度，去注意墓地里的小径，踏着这条小径走过去，感受着“经验”所带来的暴力，并唱出它的歌——也就是威廉·布莱克意义上的“经验之歌”。
在书中总结性的《不可信赖的言说者》一诗中，她说，不管她在其他诗中如何谈论自己的童年，可她在诗中想象的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个承接了“受害者的衣钵”的人。因为她的姐姐没有活到成年，因此将自己封存在了那无邪的纯真时期，从而像贞德一样完美，并一直霸占着母亲对孩子们的情感中最大的一块。而她自己当初的厌食，不就是出于对这个完美的姐姐的嫉妒和模仿，出于同她竞争母爱的欲望吗？
我从未看到自己，
站在门阶上，拉着姐姐的手
所以我无法解释
她臂上的伤口，那是她的衣袖结束的地方。
在这里，如果你能诉诸充分的想象和同情，你能看到一个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中的格吕克，突然从长时间的静默不语中清醒过来。在《言说者》一诗中，她说“真理浮现，在我静默时”，这个“真理”（truth）就一直压抑在她的沉默不语中，其中有她对姐姐、母亲、妹妹，对未来的伴侣、对那些未发生的可怕的变故的阴暗而凌乱的想象。言说不可信赖，因为言说就是遮蔽，就是给自己制造幻象。而精神分析的目标就是要戳破自欺，把人推向每一个严酷的事实，迫使她去直面。
搁在亚拉腊山上的方舟
和“阿弗尔诺”兼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两者一样，“亚拉腊”也是一个有神话意涵的地点，它就是旧约传说中，义人挪亚所打造并栖身的方舟，在上帝兴起四十日的大洪水退去后搁住的地方。在现实中，它是土耳其东部的一座高山，山上有着厚厚的雪盖。对挪亚和大洪水的故事，格吕克是极有感触的，她在第一任婚姻中得到的儿子就取名为“挪亚”（全名挪亚·本杰明），不过在诗中，“亚拉腊”是安葬父亲和姐姐的犹太公墓的名字。她不仅哀悼死去的亲人，她还诅咒自己的幸存，因为幸存的结果只是将她继续送去更多的丧失之中；因为她这条方舟，毕竟不像挪亚的那条，是位于时间、位于生灵盛衰的自然规律之外的。
那首《乳酪》的最末一节，就像之前想象世界曾经完整一样，想象了“此前我有过多次生命”：我曾有许多可能性，而眼下只有唯一，且显然不是最好的那个，我该停留在深深的恚恨之中，还是将专注收回到自我之上？这一节文字，我想，正是这个关于露易丝·格吕克的短文适合结束的地方：
“此前我有过多次生命，一簇花朵/各有花茎：它们变成/一件事物，被一条丝带从中间扎起，丝带/显现在手的下面。手的上面，/是枝条舒展的未来，花茎/止于花朵。还有紧握的拳头——/那应是当下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