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台死亡率 200% 的手术

那是在 1987 年的沙特。

我当时年轻无畏,自认为英勇无敌,自信得膨胀,牛津还刚刚任命我做主任医师。随后,我又去沙特一家心脏中心主刀三个月。

一天早晨,一位年轻聪明的小儿心内科医生来手术室找我,他来自梅奥诊所,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座世界闻名的医学中心。

他的开场白是:「我有个有趣的病例,你想看看吗?你以前肯定没见过这样的。」,紧接着又说:「可惜呀,你恐怕也做不了什么。」

还没等看过病例,我就决心证明他想错了。

因为对外科医生来说,罕见的病例永远是挑战。

异位心+心脏肿瘤

他拿出一张普通的胸腔 X 光片,上面的心脏呈现为灰色的阴影,但在受过专门教育的人看来,它仍能透露关键信息。

很明显,这是一个幼童,他的心脏扩大而且长到了胸腔错误的一边。这是一种罕见的异常,称为「右位心」——正常心脏都位于胸腔左侧,他的却相反。

同时,在血管造影中,病人的左心室主动脉瓣的下方有一个巨大的团块,位置十分凶险,几乎截断了通向全身的血流。

我看出这是一个肿瘤,不管它是良性还是恶性,这个婴儿都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能摘掉它吗?

男孩和他年轻的母亲是红十字会在阿曼和也门交界处发现的。在炙热的沙漠中,母子俩瘦骨嶙峋,浑身脱水,已经快不行了。

也门是个法外之地。她在那里受过强暴、虐待和残害。而且她是黑人,不是阿拉伯人。红十字会怀疑她是在索马里遭人绑架,然后被带到亚丁湾对岸卖作奴隶。

但是由于一个不寻常的原因,他们也没法确定她的经历:这个女人从不说话,一个字也不说。她也没有显出什么情绪,即使在疼痛中也没有。

这台手术做得成吗?我不知道,但我们非试不可。

术前谈话

该和男孩还有他母亲见面了。

梅奥男带我去了儿科加护病房,男孩还插着鼻饲管。他母亲就在儿子小床边的一只垫子上盘腿坐着,她日夜守护在儿子身边,始终不离。

看到我们走近,她站了起来。她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她美得令我震惊。她有一头乌黑的长直发,消瘦的手臂环抱在胸前。她手指纤长,握紧包裹儿子的襁褓。这块珍贵的破布卷替男孩遮挡炽热的阳光,在沙漠的寒夜里给他保暖。

她的目光转向了我这个陌生人,这个她听人说起过的心脏外科医生。她的脑袋微微后仰,想要保持镇静,但颈底还是沁出一粒汗珠,蜿蜒地流到胸骨上窝。她焦虑起来,肾上腺素正在涌动。

我试着用阿拉伯语和她沟通,她抬起头来,大睁着眼睛,我知道她听懂了。她张开嘴唇,但还是说不出话。

原来她是个哑巴。

我示意要检查一下男孩,她同意了,只要孩子还抱在她手里就行。

当她掀开亚麻的襁褓,我不由吃了一惊。这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肋骨一根根地凸在外面。他身上几乎没有一点脂肪,在胸壁下方,我能看见那颗古怪的心脏在搏动。

他呼吸很快,好克服肺部的僵硬;突起的腹部注满了液体,扩大的肝脏赫然显现在与常人不同的一边。

母亲爱惜地将亚麻布盖回他脸上。她在这世上已经一无所有,除了这个男孩和几片破布、几枚戒指。我心中不由升起了对母子俩的一股怜悯。我的身份是外科医生,但此时的我却被吸入了绝望的漩涡,客观和冷静都消失了。

可我又该怎么说服她签署知情同意书呢?

我们找来了一个索马里口译,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但是她依然没有回应。我努力解释手术的复杂之处,她却好像没听见似的。这台手术的名称是「右位心的左心室流出道梗阻疏通术」,为了我的利益,后面跟了一个短句:「高风险病例!

这使我在手术失败时不必担责,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我告诉母亲,这是男孩唯一的生存机会,她只要在同意书上确认就行了。

但是对她来说,这一笔签下的却是自己的全部生命,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终于,她从我手中接过钢笔,在同意书上潦草写了几下,我叫梅奥男连署了知情同意,然后自己也签了字。

我始终没看文件,而是直直地望着她的眼睛,寻找许可的神情。这时的她,皮肤闪烁着汗水,肾上腺素喷涌,身体因焦虑而发颤。

我们该走了。我告诉她手术会在周日进行,到时会有最好的儿科麻醉医生来协助我。

救救母亲,救救孩子

手术艰险无比,但总算圆满完成。

离体切除心脏内的肿瘤后,患儿心功能逐渐开始恢复。

我还没来得及品尝胜利的滋味,几个成人心内科医生就传来了一条消息:一台严重急诊外伤手术需要我马上再上台。

我当然很担心抛下这个男孩,但是我别无选择。

离开手术室时,我发现那位母亲正盘腿坐在走廊里,看上去孤零零的,分外凄凉。她已经在这里等了五个小时。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无法与人沟通,一腔情绪在体内积聚太久,我感觉她快要崩溃了。

他们终于拿走了她手里的那卷破布。她见到我,一下跳了起来,脸上现出恐慌的表情。手术成功了吗?我无需开口说话。我们目光交会,瞳孔对着瞳孔,网膜对着网膜。

我的一个微笑就已足够:你的儿子还活着。

去他的礼仪,去他的围观的心内科医生,我现在非向她表露感情不可了。于是我伸出一只黏乎乎的手,心想她是会跟我握手还是远远躲开。我的善意举动化解了紧张的气氛。她抓住我的手,控制不住地摇晃着。

我把她拉到身边,紧紧抱住她,就像在说:「你已经安全了,我们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当我松开双臂,她仍然紧紧抱着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啜泣。

我本该陪着男孩待在重症监护病房,至少要陪伴手术后的前两个小时,等到确信他稳定了才能离开。

但是现在我做不到,很快那个重伤病人就被推到手术台上接受救治。

我没有从重症监护病房那里得到任何消息,这说明那个男孩的情况应该挺好。

我错了,这时他们已经遇上了麻烦。

男孩的情况不断恶化,然而始终没有人来告诉我,因为我当时正在治疗另一个严重病例。

可恶!

在这整场溃败中,那位可怜的母亲始终待在病床旁边。她眼看着他们猛按儿子的胸膛,又眼看着电流使他小小的身子从床上弹起、痉挛。还好他只被电击了一下就除颤了。然而除颤后的滴滴声并没有给她多少宽慰。

和儿子一样,她也一步步落入了深渊。

我看见她时,她正紧紧捏着儿子的小手,眼泪从脸颊上滚落。之前护送他从手术室出来时她是那么快乐,而现在又是这么凄凉——我也一样。

我们已经走到了康复和死亡之间的那根细线上。病人的生死取决于专家的手段,取决于我们在之后的每一分钟、他每一次心跳期间的作为,我们必须对各种强力药物做平衡的调配,最大程度上发挥这颗可怜的小心脏的泵血能力。

因为长时间连接心肺机,男孩的肺部已经发炎硬化,血液中的氧气含量因此持续下降。他的肾脏也开始衰竭,需要透析疗法。

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来做帮手——梅奥男。

我准备去值班室休息一会儿,那是住院医师睡觉的地方,离重症监护病房有两分钟路程。

那位母亲不肯放我走。她的眼睛紧盯着我,泪水从高高的颧骨滑落。她强烈的分离焦虑几乎就要把我拉住,但这时我已经耗尽了体力,也害怕男孩要是死了该怎么办。

她在世上已经没有别的亲人。虽然我想表现得和善,但现在该退后一步了。你可以说这是职业的态度,也可以说我在自我保护,也许两样都有。

于是我要她放心,说梅奥诊所的医生就快到了。接着我就走了

午夜早就过了,值班室窗外是重重屋顶,活动室连着可以仰望夜空的阳台。我茫然地望向天空,希望能望见英格兰,望见家乡。

最重要的是,我小小的家庭。

沙漠中的星夜

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我努力让大脑休息。梅奥男知道我明天早上还要给几个婴儿做手术,所以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给我打电话。我急切地想见到那孩子身体好转,想摸着他暖暖小小的腿,看金黄色的液体流进导尿袋。

我还想见到他的母亲露出幸福的神情,把儿子重新放进破布的襁褓里。我瘫倒在床上,昏睡过去。

在梦中,那一对深邃的眼睛还在紧盯着我,哀求我救救孩子。

拂晓时分,宣礼塔上的召唤声把我叫醒。时间是五点半。重症监护病房昨晚没有打来电话,这让我有了一点谨慎的乐观。

到 6 点钟,梅奥男打来电话。他暂停片刻,重重呼吸几下,说:

「抱歉用坏消息叫醒你,男孩在 3 点刚过的时候死了。很突然,我们救不回来。」

「他的母亲从房间里消失了,还带走了她死去的孩子」。

这一天稍后的时候,噩耗继续传来。

沙特方面的职工来医院上班时发现了他们:两具没有生命的躯体,躺在塔楼底部的一堆破布中间。

她从孩子小小的身躯上拔掉了输液管和引流管,然后纵身跃入虚无,到天堂里追赶他去了。眼下他们都被送进阴冷的太平间,在死亡中再也不分离。

身为医生,这是百分之两百的死亡率。

两具尸体的尸检

如果是病例故事,大部分作者会写到手术完美完成,一家人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如果这是小说,大多数作者写到母亲自杀、在塔楼底发现两具尸体,就会结束这场两条脆弱生命的毁灭式悲剧。

然而真实的心脏外科手术不是肥皂剧。

工作还未结束,太多问题还没得到解答。经我手术的病人,尸检我都会参加。

这首先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利益:我要确保病理学家明白我在手术中做了什么,为什么要那么做。

其次,这也是学习的机会,能让我看看哪一步可以做得更好。

我在一个技术员的协助下开始了工作。严格地说只有那孩子是我的病人。他的头部先撞到地面,头骨撞裂,脑子像掉在地板上的果冻一样碎开了。他没有出多少血,因为他在坠楼时已经死亡。

我问了一个关于脑部的重要问题:这孩子有结节性硬化症吗?这种脑部疾病往往与心脏的横纹肌瘤一起出现,它会造成痉挛,有可能促使了他死亡。

我自己动手拆掉缝合线,打开了他胸部的切口。我之前猜想他的起搏电线脱落了,我猜得对吗?这一点已经很难判断,因为他母亲在他死后把电线都拔了。

但线索还是有的:一个血块从右心房边上噗嗤一声掉了出来。从其他任何一个方面来看,这台手术都是成功的:肿瘤几乎完全摘除,梗阻也缓解了。

孩子的所有器官都前后颠倒,漂浮在心力衰竭产生的积液里,但其他方面都很正常。

尸检死因: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术后

我的目光被那位母亲乌黑而破碎的身体吸引,它现在赤裸地横放在相邻的石板上,那样消瘦,却依然透出自尊。不幸中的大幸,她那美丽的头颅和修长的脖子没有损坏,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现在大大睁着,但眼神已经黯淡,只是定定地望着天花板。

她的伤不用解剖就看得出来:一双胳膊折断了,两腿可怕地扭曲着,腹部因为肝脏创伤而隆起。从这么高的地方掉落没人活得下来,她也知道这一点。

如果男孩能活下来,这一切将多么不同!看见孩子带着一颗健康的心脏长

大,她会多么幸福!

她为什么从不说话呢?

就像一场考古发掘,重要的线索慢慢浮现出来:

她的左耳上方有一处愈合的颅骨骨折伤口,硬脑膜和下面的大脑都受到了破坏。其中就包括大脑皮层上负责说话的布洛卡区。

当大脑被病理医生切成薄片,伤口更加显明:它一直延伸到脑的深处,割断了通向舌头的神经。

这都是她在索马里遭遇绑架时留下的伤口,她能活下来真是幸运。

这伤口也是她始终不曾说话的原因:

她能理解语言,却无法反馈。

世界尽头与冷酷现实

我已经见得够多了。

我不想再看她被挖出内脏、生命之血溅在太平间的石板上,我也不想看到她破裂的肝脏和折断的脊椎。

我希望今天会好过一些。

为我今天手术室的那些病人。

感到震撼吗?这就是真实的外科医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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