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里的真知灼见（一）

关于税收：

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后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

万历十五年

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谈军需税收的手法方式

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

谈货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为C-M-C.即商品交换为货币，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

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

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

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谈法制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法制。书中所叙，不妨成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它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谈皇帝的职位

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