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丘衍与《三十五举》篆刻讲堂六十八

吾丘衍与《三十五举》篆刻讲堂六十八

在元代，士大夫文人提倡汉印的思潮中，吾丘衍（1272~1311）作为早期印论的草创者，是最为杰出的一员。

吾丘衍，又作吾衍，字字行，号贞白居士，又号竹素。浙江太末人（今浙江龙游），亦说元初浙江衢州人，侨居杭州，隐居教授自给。廉吏使来访，不接见，后因为姻家讼累被逮，义不受辱，付水死。学识渊博，嗜古学，通经史百家，精通音律，著述甚多。著有《尚书略要》、《周秦刻石释音》、《印式》、《九歌谱》、《竹素山房集》、《学古编》等。又工篆籀书，时有“当代独步”、“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之下”的盛誉。

吾丘衍比赵孟頫年少十八岁，与其为文字交，旧学商量，时有往还。赵孟頫专做圆朱文，吾丘衍亦主张以小篆为基础。古文字学在宋元时代是一个衰落时期。吾丘衍所著《学古编》二卷，首卷《三十五举》中的部分内容，被认为是最早研究印章艺术本体的专论。

其时文人好印之风已经极盛，所以《三十五举》中前十七举是研究如何写好篆书的，而后十八举，以汉印为核心，探讨了印章艺术的规律。虽未言明，但是强调对于治印者篆书的重要性，后世印人在谈及识篆、写篆，多从吾丘衍之说，也反应了其前十七举客观上对篆刻艺术的重要意义。十八举以后皆论刻印，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非常具体。限于当时所见古物不多，此书有一定的局限性。

书中指出“凡习篆，《说文》为根本。能通《说文》则写不差。”又说,“汉篆多变古法，许氏作《说文》，救其失也。”其时，懂篆法之人极少，他这种复古的思想，对当时印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较之赵孟頫，吾丘衍是从分析汉印中的篆法入手，从而带大家领略汉印质朴的面貌。吾丘衍对汉印文字的研究颇为详细，强调“汉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圆。纵有斜笔，亦当取巧写过。”但是吾丘衍并不是唯汉印文字论者，他指出只要不使用太怪的字，朱文印是可以用杂体篆的。另外，他说:“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又汉器物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表现了印外文字之修养，开阔印人之眼界的主张，是功在印外最早的倡导者之一。虽然很多没有明确的言语，但是其观点，对后世印人影响深远。

吾丘衍重视篆法和以说文为本的六义，提倡治印“方正”、“不可太怪”;“浑厚”、“不可随俗”等，与赵孟頫一起影响了一代士大夫的对印章的审美情趣，而他们对汉印的认识，也成为印章艺术发展的主流。明清两代的篆刻家几乎都是在汉印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清代《四库全书提要》曾作如下介绍:“书专为篆刻印章而作。首列‘三十五举’，详论书体正变及篆写摹刻之法，次‘合用文籍品目’……又以洗印法，印有法附于后。”

无怪乎《三十五举》一书，在当时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学印之人几乎人手一册，视为经典著作。明代篆刻家何震有《续学古编》，清桂馥有《续三十五举》、《再续三十五举》等，可见吾丘衍之学，被后世印学家所推崇的程度。

我们通过其好友夏溥写的《学古编序》中可以了解吾丘衍在杭州设私塾课徒等生活情况。提到吾丘衍治印，则有“私印有‘竹素山房’、‘吾氏子行’、‘我最懒’、‘放怀真乐’、‘飞丹霄’，此数印串印鼻小韦带，常在手摩弄之。”

但是很遗憾，其上记载的几方印章都以失传，吾丘衍作品传世极少。我们仅仅从传世的杜牧《张好好诗卷》后面，看到其篆书观款和印章。篆书“大德九年吾衍观”七字极工，体势近《石鼓文》。而“吾丘衍印”、“布衣道士”两印皆为白文，深得汉印神髓。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吾丘衍的印章虽未及浑厚之质，也还无法避免因不能自刻而残存的线条工匠化的缺陷，但平正、大方，是那个时代最为典范的仿汉印作品，因此吾丘衍也称得上元代文人实践仿汉印章的第一人。

从米芾到赵孟頫、吾丘衍，文人治印还处在文人作印稿，再由手工匠人铸造、镌刻。也是像米芾、赵孟頫这样有影响力的宗师级人物对印章的喜爱，印章才真正从表信实用工具成为文人书画须臾不可离的伴侣，并与诗书画紧密结合在一起。

他们为印章指引了一条通往艺术殿堂的光明大道。也只差一步，文人治印的辉煌时代即将到来，无数才华横溢的篆刻家即将登场，篆刻即将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