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让我借洁白的梨花送别大姐

一九八几年？我已经忘了，我们想去北京玩。那时，出门旅游最大的障碍是·，没有那么多钱住旅馆。队友说，去北京还住什么旅馆！我们住大姐家。我一听，不愿意别人住在家里也不愿意住到别人家里的上海病，爆发了，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北京，给他的理由是“又不是你的亲姐姐。”大姐，是他二姑姑的女儿。

为了说服我按原计划去北京，队友讲了一个故事。

那一年，他去北京一所高校参加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能不能获得学位，就在此一搏了。可以住学校的招待所，但他已经习惯了每次到北京就住在大姐家。从他家出发去北京，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仗着年轻身体好，他没舍得买卧铺票而是买了张硬座就去了。也许是舟车劳顿，又也许是压力太大，到北京还没有来得及去学校呢，就病了。除了胃腹剧烈疼痛外，两眼的眼白蜡黄蜡黄的。这症状，不用说是得了肝炎。肝炎是传染病，这是常识，刚在大姐家住下的他说什么也要搬出去，但大姐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并为他腾出一间房间让他单住。不仅如此，大姐一日三餐精心照顾着，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答辩前两天，他的病不治而愈，他得以神清气爽地通过了论文答辩，顺利拿到了学位证书。

故事虽然打动了我，我却非常纳闷：既然是肝炎，怎么能说好就好呢？他解释，其实他的病是胆结石，一发作起来，胆汁回流，导致症状像是肝炎。虽然是个误会，但大姐不嫌弃一个疑是肝炎患者，让他感怀至今。

以我的理解，感念大姐的最好办法是少去麻烦大姐。而队友的想法却是，带上我们力所能及准备的礼物去北京看大姐，才是感念大姐的最好办法。虽然与我打小养成的处事方式大相径庭，可我实在想去故宫、长城和颐和园，就乘了一夜的硬卧第二天一早到了北京。

出了北京火车站，乘大1路到公主坟，换乘好像是326路公交车到翠微路，就到了大姐家所在的院子。熟悉北京的人都知道，那一带都是部队大院，也就是说，大姐的家在部队大院里，决定跟着队友住到大姐家去，这也是原因之一：好奇门口有军人站岗的部队大院里的生活。

部队大院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队友将大姐夫的姓名以及大姐家的门牌号码报得清清楚楚，哨兵也不放行，必须得有人来接我们。后来，大姐夫来接的我们，1980年代的军装虽然不及现在笔挺，可一身戎装的大姐夫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还是紧张得哆嗦起来。

正是夏天，人们在户外的活动多了，我因此见识到了别样的部队大院生活。大院的晚上动辄放露天电影，只要搬一张小凳子过去看就可以了。我们上海也会放露天电影，可我记得放的多半是老电影，部队大院的露天电影可都是崭崭新的，仅此一点，就让我这个影迷激动不已。部队大院的食堂也非常棒，哪像我上班的学校，我上完上午第四节课再去，等着我的永远是残羹剩菜！部队大院的食堂，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菜品总是丰富得让我犯起选择综合症来，而且便宜啊。食堂售卖的豆浆是要一只结实的大塑料袋装的，一大袋多少钱，我已经忘了，但特别便宜，是一定的，因为为这豆浆我特别感慨过。部队大院里还有自己的副食店，我跟着大姐的女儿去打探过，供应非常丰富，不用说，还比大院外的副食店便宜。

饶是这样，大姐还怕怠慢了我们。对了，大姐是随军家属，随大姐夫来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大院外的一家副食店当营业员。怕大院的供应委屈了我们的胃，大姐每天都带好吃的回家，酱肘子、羊肉丸子、烤鸭……北京有一种桃子叫大久保，两手握着使劲一掰，桃核就会掉出来，特别好吃——也是因为彼时我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们尽兴吃水果，大姐见我们喜欢吃这东西，一小堆一小堆地往家买。

这么多年过去了，回想第一次去大姐家的情形，跃入眼前的就是大姐那张白净的笑脸，响在耳畔的就是大姐和声细语的说话声，还有就是在大姐家吃过的氽羊肉丸子、茴香陷饺子。我那没出息的记忆啊，怎么就记得这些吃的了？可是，从陌生到彼此亲昵，最短的距离不就是这些只有大姐才做得最地道的食物吗？

大约过了三四年，我去北京出差。由着我有些孤寒的性子，大概不会再去大姐那里，然而，第一次见面大姐让我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厚，让我想去。趁着开会的间隙，我提着一小坛绍兴加饭出发了。

还没有进入1990年代的北京，环线修到了第几号？反正不会超过五环，但已经让我这个上海人感觉很大了。我提着一坛酒一辆车换一辆车地找到大姐家所在的部队大院门口，哨兵问了我找谁就放我进门了。居然不用人来接我了？我不免有些得意，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根本没在意右手拎着的酒坛子有了状况。我上楼敲响大姐家的门，来开门的是大姐夫。门打开的刹那，拴着酒坛子的红绳子，断了。一坛酒在爱喝黄酒的大哥眼前洒了一地，这让我倍觉羞愧。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大哥和善地解围：“没事没事，我现在也不能多喝酒了。”可他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捧起最大一块碎瓦的动作告诉我，他在安慰我，瞧，他走进厨房把碎瓦里的一点点酒轻轻地倒进一只碗里后才招呼我进屋。将我安顿在沙发上后，大姐夫赶紧拿起电话打给大姐：“教兰呐，那个吴玫到了。对，买点带鱼，她喜欢吃鱼。还有龙口粉丝，上次来也特别喜欢……”听着，我的嗓子已经发紧了。对，我的大姐叫鲁教兰。

那天，在大姐家吃了午饭吃零食，吃了零食又吃晚饭，到晚上8点，我说我要回旅馆。大姐说什么也不让我走，可我惦着第二天一早混进香山饭店欣赏贝聿铭先生的杰作，就借口第二天一早要开会一定要走。比我小5岁却要管我叫小舅妈的大姐女儿起身打算送我去车站。见大姐也要出门送我，天寒地冻的，我后悔自己的固执，可也只能让她们母女送我了。车子就要启动时，大姐搂紧我告诉我，半道上不想去旅馆了回家来。一句“回家来”说得我更加后悔，恨不得改变主意——车开了。香山站下车到我住的旅馆，还要步行一段长路，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我在黑黢黢的山路上独行。我越走越害怕，耳边不停地回响着大姐说的话：“不想去旅馆了回家来”，还好，离旅馆不远的香山饭店的灯光亮晃晃地投射了过来。

大姐随大姐夫到了北京后，生儿育女勤勤恳恳地上班，从姑娘到年过半百，就没有到过长江以南。那些年里，我们就一直邀请大姐来上海，20年前，大姐成行了。20年前，我们还买不起车，就特意问人借了一辆车带着大姐满上海地转悠，又带着大姐去苏州玩了一圈。一路上，我们尽我们的所能让大姐满意，可是，大姐满意了吗？我们不知道，因为一路上大姐就一直在感叹“这里真好哎”，“这个生煎包真好吃哎”。一同来的外甥女悄悄地告诉我，她妈妈就是这样的，从不抱怨。

最近一次见到大姐，是去伊尔库茨克在北京转机。我本不想去叨扰大姐的，但队友说他想大姐了。

大姐夫已经退休，已从部队大院搬到了干休所。一走进她的新家，大姐就不停地说自己福气好，住上了这么好的大房子。房子的确大而敞亮，可没出息的我们，更惦记的，是大姐的茴香陷饺子。大姐的儿子我们的外甥告诉我们，大姐的心脏不好已经有些日子，所以，已不太动手做饺子，可一听说我们来，早早就准备了。看着大姐一丝不苟地用筷子顺时针地搅拌肉馅，直到那肉馅上了劲，再往里加切得碎碎的茴香，再拿筷子顺时针地搅拌……我们担心大姐的心脏，就劝大姐差不多就可以了，大姐哪里肯，一定要搅拌到她认可的程度。外甥说，他妈妈包的饺子，远近闻名。

吃了茴香陷饺子心满意足地告别大姐，大姐又要送我们下楼，被我们劝住了。

大姐鲁教兰，变成老太太后胖了，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可标致了。她肤色白皙，特别是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总是满盈着笑意，一眼就让人想要亲近。我以为大姐会一直在北京等着我们去吃她的茴香陷饺子，然而年初，外甥女告诉我们，她妈妈我们的大姐，因为心脏病猝然离我们而去了。

摇摇洁白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翔

再过几天就是清明了，请让我借洁白的梨花送别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