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自从20世纪初期，中国学生就比西方民主国家的学生更具有活跃的政治和社会意识，他们更乐于参与公共事务和尝试政治改革。
科举废除后，这种个人的挫折，便只好用有机会做群众领袖来弥补了。正如罗素所观察到的，这个事实使中国学生成为改革家、革命家，而不像西方的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变成了“犬儒主义者”，即愤世嫉俗之流。活在一个没有真正立法机构和选举制度的国家里，青年学生们看见渐进的改良被阻碍，民意被抑制。这种情形使他们愤怒，也使他们认为他们通过非正统式的政治行动进行的反抗和抗议是正当合理的；因为旧制度显得如此无望，新世界和现代思潮对青年的吸引力更增强了。
5月3日下午1时，最活跃的一群学生鉴于情况紧急，在国立北京大学贴出一则通告，召集所有北京大专学校学生代表举行临时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当晚7时在北京大学法科。新式知识分子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勤工俭学”和工读的经验，这些经验显然有力地把他们和西方蒸蒸日上的劳工运动拉得更近。在另一方面，中国的舆论对于学生干政，从来就没有强烈反对。
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学生社团，包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社和共学会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四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民众示威大游行。这项决定不久得到了北京所有大学学生团体的支持。由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和法政专门学校牵头，共同为参加的各校学生制订了游行示威的计划。由此可见，“五四”事件的近因不仅是巴黎和会的惨败，也是1915年“二十一条”所引起的愤怒情绪的延续。
在公众舆论如此压力之下，北京政府却用严厉的措施来镇压骚动，这使民众更加愤慨。北京的学生认为有必要把已经准备好的游行提前。一个参加了当时活动的学生，这样描述5月1日到3日那种要求行动的激昂情绪：自5月1日起我们一直在考虑，寻求表达我们对政府的腐化和对中外军阀主义不满的办法。……最终，我们得到如下结论：唯一可以立即着手的只有召集北京的学生，举行一次大游行。”
5月3日下午1时，最活跃的一群学生鉴于情况紧急，在国立北京大学召集所有北京大专学校学生代表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游行提前到5月4日。5月4日是星期日，上午10时，学生依照前一天晚上会议的决定，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预备游行示威的活动。”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包括北京大学在内)，陆军学校也派了学生代表列席。在这次持续一个半小时的会议里通过了五项决定：
(一)通电国内外各团体，呼吁他们对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抗议；
(二)设法唤醒全国各地国民；
(三)准备5月7日在各地召开国民大会；
(四)联合北京所有的学生，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负责学生活动以及与其他社团联络关系；
(五)决定本日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为：由天安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崇文门大街等商业热闹区。
这次会议里，学生代表们在决定上述重要事项时表现出了极高的效率和协调性。
关于这两个月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时期。由5月4日至6月4日，运动的参与主体是学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5月4日至18日。学生们专心从事组织各界力量和游行示威。在这一阶段里，学生的活动主要是争取其他知识界、政治界和社会领袖的支持；举行示威游行，向各方请愿并做街头演说。
随后的阶段由5月19日开始。在该阶段中，普遍罢课和强烈抵制日货，成为学生反对北京政府和日本的主要武器。
(二)学生与工商界及工人联盟时期。6月2日、3日、4日，政府大批逮捕学生，促使商人和都市工人在6月5日罢工，以支持学生。到了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事件取得胜利的成果。
此次事件立刻给中国政界和社会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当时最常谈论的话题是在曹宅门前短暂的冲突中，学生和警察之间并没有激烈的争斗。早期曾有报道：“对中国的公众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讽刺。这个人曾经替整个北洋军队筹措到所有的军费和军火，他通过他的伙伴可以指挥数十万大军，却被青年学生把自己的房子一烧而光，竟没有一个人来替他开一枪作一臂之助!”
北京学生在“五四”事件以后，立刻开始组织全国的新式知识分子支持他们的运动；同时努力利用宣传、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方式，赢得普通大众的同情。在此过程中，学生们也开始与不识字的人群建立了更近的关系，并且争取到了新兴工商业者和都市工人的强有力支持。因此学生的新思想以不可思议的广度传遍了全国各大都市，而古旧的文明体系也开始崩塌，新社会政治的发展也开始加速。“五四”事件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与其说是因为游行示威的本身，毋宁说是因为游行示威所引起的这些后果。
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由1917年(蔡于1月4日就职)开始推动的各种改革，其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下于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这所大学起源于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在1895年创办的强学会。然而，直到1898年8月，这所大学才以京师大学堂之名正式成立(1896年虽有旨成立该校，但因反对强烈而未成立)，以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为总监督，吏部侍郎许景澄为总教习，在中国传教多年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 任西学总教习。那时的学生全部是从中上级官吏或科举考试通过者中选拔出来的。1900年，新任总监督许景澄因反对义和团被处死刑，学校也停办了两年；直到1901年年底才恢复开课。
1918年年初，毛泽东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同年9月，与约20位参加工读的学生同赴北京。他在师范学校时的老师杨昌济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李大钊。(罗家伦有一次告诉我，毛泽东去见李大钊是他介绍的。我想他只是引见人罢。)杨昌济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这时他已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他的女儿杨开慧后来与毛泽东结婚。毛泽东被李大钊聘用为图书馆助理员，月薪8圆。那时候毛泽东深受北大正提倡的新思潮的影响。虽然他职位低，但为了能在北大旁听，他加入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因此他结识了一群胸怀大志的青年，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国民党或共产党的领导人物，还有些成为文学界的领袖，例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康白情、罗家伦和段锡朋。他也曾与陈独秀和胡适会过面，却不曾引起他们的注意。在这种环境的培养之下，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日增，而他的看法也日趋激烈。那时由于受到一位学生朋友区声白的影响，毛泽东接纳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直到1919年年初他才离开北京到上海和长沙去。
类似于新民学会的团体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也都各自独立地成立起来。1936年夏，毛泽东曾评论这些社团：这些社团大部分是受了陈独秀的著名《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而组成的。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时就开始读这个杂志，对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非常钦佩。有一段时期他们成为我的模范，代替了我以前曾崇拜过但当时已经放弃了的梁启超和康有为。
事实上，从“五四”事件开始，很多国民党的领导人物及其他自由进步知识分子已经参加或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了。
被当时大多数新式知识分子广泛使用的“新文化运动”一词，其内涵相当广泛，甚至广于后来所承认的部分。1920年春天，陈独秀在一次讨论新文化运动时，把“文化”的意思限制于有关科学、宗教、道德、文学、音乐和艺术等方面的活动；他并不使用其社会层面的含义，没有把实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行为包括进去。1921年年初，他又进一步指出，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样不同的东西。前者不能包括后者，后者也不能包括前者。胡适1919年7月20日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观点基于实验主义。他宣称，任何理论或主义只是解决某一项实际问题的一种工具。胡适认为，理论的形成应该以个别实际问题的研究作为基础和出发点。任何人都可以唱高调，轻易地宣扬无所不包的主义。而事实上，“五四”事件之后，即使是安福俱乐部的军阀们也开始谈论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他们以缺乏严肃的态度来为这些主义做诠注。除此以外，胡适还指出，传人的“主义”不一定适合当时的实际需要。最后，他总结：“纸上谈兵的各种抽象的主义还可能被政客们利用作他们空虚的口号，来满足自己的野心，根本不用于解决问题。”胡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必须个别地着手进行解决不可。“治所有病痛的万灵药是绝不存在的。”
杜威根据他的基本理论——知识即是行动的一种形式——批评及否定极端的唯心论及极端的唯物论，他说，社会的进化是基于历史的进程，用来解决问题的理论则起源于事件。因此，研究者应该注重事件和实证，应该保持一种实验的态度，还应该把所有的原则当作假设。换句话说，新兴的社会政治哲学应偏重于实验，偏重于个别事件的研究以及社会的“不断改进”。
胡适的文章及杜威的演讲所提出的问题，是针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难题，同时针对在理论和实际改革上的正确态度。他们的要点在于警告大家，问题是不可能用任何无所不包的理论一下子全部解决的，并且我们不可把“主义”当作万灵药，只应把它们当作解决某些时期的某些问题的假设和工具。由于随后数年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和政治行动上所发展的教条主义，这个警告是具有相当分量和远见的。大致上说，自由主义者避淡实际政治，比较注重教育和文化改革，而左派分子(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则赞成直接的政治运动。杜威又谈到“辛亥革命的相对失败"，他在1919年年底断定其失败的原因是“政治改变过分超越思想上和道德上的准备；政治革命是形式上的、外在的；在有名无实的政体革命兑现以前，一定要先有一次思想革命”。因此，建设中国应靠“普及民主教育，提高生活水准，促进工业及消除贫穷”。另一次杜威在分析中国的西化运动史之后，他做出结论：“要是没有基于思想变革的社会改革，中国是改变不了的。政治革命失败了，因为它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只触及社会活动的架构，没有影响到真正控制社会生活的概念。”中国人的另一要务则是，向西方学习科学方法。
自由主义者秉持这些观点，更进一步断定，当时的学生运动和改革潮流都不是政治运动。杜威认为，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在外表上看来虽然非常具有政治性，但并不是政治运动。这是一种新觉悟的表现，是男女青年在受教育启发后的一种思想上的觉醒，以为必须要有新的信仰和新的思维方法。不管这个运动的外在形式怎样改变或崩溃了，此一运动已稳固不移"。”因为杜威认为新文化运动已“正确而又切实际地”与“学生反叛运动联结在一起”，所以从这方面说，他对学生活动的观点，也可作为他对五四运动的观点。此外，他不仅认为五四运动不是政治运动，而且还断定“在内部深处，它是反对所有政客，反对所有将来想要直接通过政治以达到社会改革的一种抗议"。”虽然他承认学生运动有政治的外衣，但他相信它的重点仍在政治范围以外。他认为其原因有二：一则中国在传统上就是“对政府的问题漠不关心。学生的反叛只是一次暂时的、表面性的例外”；二则“腐败的官僚和各省督军掌有实权，这种政治昏乱导致的绝望，足以使青年们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
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在鲁迅的领导下成立。与之对立，出现了一个由黄震遐、王平陵、邵洵美等人领导的提倡“民族主义文学”的团体。后来文学界的论战涉及以下主题：文学是否应当独立于政治，文学是否具有阶级性。从20世纪30年代起，左翼作品主导了中国新文学。
从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的实践是成功的；其结果是，过时的文言和陈腐的旧文学迅速衰落。白话文开始广泛用于写作和教学。随着书面语和口语的统一，知识和教育变得更易普及。除此之外，诗歌、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戏剧都有新的开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文学因此更接近于生活和社会现实，它也受到更广泛的喜爱。新文学的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在后来对中国青年的思想和心理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系统化的哲学与伦理学方面，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则深受宋代理学以及清初发展起来的汉学的影响。’
理学受佛教与道家的影响，它宣称一切都受“理”(规则，或者理性，与柏拉图的“理念”或者西方哲学中的自然法则相类似)的支配。这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理”(有时又被等同于“道”)，被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真理。按照该理论正统的解释，理想的政治行为是与“理”或“道”相一致的。现实的政府，如果符合这一理想，就被看作是完美无缺的。为实现这一理想，统治者应当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来培养自己的德行。由此，统治者就可能成为备德全美的圣君。实际上，依据儒家的正统学说，中国的皇帝或者篡位者，通过宣称自己奉天承运、备德全美，就很容易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找到理由；尽管人民也可以用“理”或“道理”作为最高准则来与统治者进行斗争。明初，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被统治者定为标准注释，后来又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一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止。由于有了这一正统理论，也由于法家理论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君主的权力被绝对化了。
清代汉学家对儒家正统学说的批评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他们研究的是十分专业的、只有内行人才懂的东西，如语音、语源、字义等。到了晚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哲学上又追随宋学的路线。那些批评理学的人这样做，是以如实地接受原始儒学为基础的，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儒学提出质疑或修正，而是要回到他们所认为的真正的儒学上去。因此在19世纪，儒学依然是一派陈词滥调，依然统治着中国。确实，曾国藩(1811一1872)镇压太平天国时，其最能打动人心的口号就是卫孔护圣，捍卫名教。1898年，康有为的改革运动也是以他对儒学的重新解释，即孔子本人就是改革家为理论基础的。在另一个极端，清朝的极端保守分子对祭孔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06年12月，慈禧太后下令孔子应受最高的祭祀。
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1916)，孔教之争越来越激烈。1912年，康有为的门生陈焕章，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硕学耆老，如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严复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在袁世凯利用孔教失败之后，康有为又上书总统黎元洪与内阁总理段祺瑞，旧调重弹，提议定孔教为国教。他甚至提出了一个贯彻这一思想的宪法草案。他宣称，今万国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无教；孔子为中国自产之教主；人不读孔孟之书，即不知为人处世；中国自汉而后，以《春秋》断狱，凡百余事，盖以《春秋》为宪法，故一切政治人事根据之；中国先人以《孝经》却贼，以《大学》治鬼，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康氏又断言，孔教统治中国两千余年，若废除孔教，即是自分自亡中国。各国皆有其精神基础，孔子之道即是中国之精神基础。“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是无中国矣。”
当大多数国民意识到国家统一与强大的重要性的时候，一些新式知识分子则开始强调个人主义。他们坚持认为，不能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去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大多数新知识界领袖认为，不能以国家的强大与民族的利益作为最高的理想，他们只承认，谋求个人福利需要这些暂时性的手段。陈独秀认识到，东西方的最重要的差异在于，西方文明，不论是英国、美国、法国还是德国，都是以彻底的个人主义为本位的，而东方文明则是以家庭或者家族为本位的。依据他的理解，西方的伦理道德、政治原理、法律都倾向于提倡个人的权利与福利，提倡思想言论自由，提倡个性发展。而在东方的制度之下，一个人，并不是独立的个人，而只是家庭或家族中的一员。这种制度，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识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他人之习性。所以，他提出，要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上义。孔子又以君与天为一体，把君主看作只受自己意志限制。这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其次，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其三，孔子提倡“中行”，这其实只是逃避实际问题的骑墙主义，其主张模棱两可，易为人歪曲。其四，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自立，不重谋食，易人民贼牢笼。
古史研究领域中的怀疑主义，在胡适、梁启超和其他学者的努力之下，出现了“整理国故”运动。“整理国故”，这是胡适在1919年重新界定的一个名词，但是后来这通常是指“重估思潮”之后出现的古籍研究领域的活动。胡适在这方面的贡献，以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开端，其贡献有：(一)他最先运用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逻辑思想；(二)他比旧式学者更注意古代哲学家的生卒年代和他们著作的真实性；(三)他对墨家学派，尤其是它们的逻辑思想的卓越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是独一无二的；(四)他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作者、版本以及其故事演化的考证，激发了民众对文学的兴趣，为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传统树立了榜样。"胡适在这些领域的工作后来被李季、叶青等马克思主义者严厉批判；但由于缺乏旧学素养，他们似乎无法讨论胡适在国学方面的工作，也无法否认他在这一领域的贡献。虽然一些西方人认为祖先崇拜是“中国最基本的宗教”。在许多人看来，儒学和道家学说根本不是宗教。佛教在中国虽然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宗教，并不像西方人和印度人对待宗教那样虔诚。对佛教，中国的文人学士更强调其中关于现世生活的哲学思想，而非其关于来生的观点。
在这种环境下，当改革者在1916年及以后发动打破偶像崇拜运动时，他们并未集中攻击宗教。然而，在反对企图定孔教为国教的斗争中，他们普遍表现出对宗教的反感。无论如何，他们的基本主张还是“宗教自由”，而不是废除一切宗教。蔡元培在宗教自由协会的演讲(发表于1916年年底的《新青年》)，以及陈独秀在1916一1917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都表明了这一点。在批判迷信的同时，改革者们否定了鬼神存在论和灵魂不朽论。
总体说来，这场运动的基本方面具有过渡性特征。若对运动前后的中国做一番考察，就会发现这是一场根本性的、彻底的思想和社会政治变革。这场变革是在对传统进行批判后旋即展开的激烈辩论和有组织的斗争中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诞生时的阵痛。一系列的改革进程的不同阶段显示出不同特点。从某种意义 上看，这场运动看起来似乎是西方在过去三四个世纪所经历的思想进化过程的一个缩影，虽然带有不同的侧重点，结果也不同。从长远角度看，这场运动无疑是一条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史的分界线，并且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正如1911年辛亥革命标志着废除一个既定的政治体制。
“五四”一般性缺陷：在批判中国旧传统时，很少有改革者对它进行过公正的或同情的思考。他们认为，几千年来社会的停滞给进步和改革留下了许多障碍。为了清除这些障碍，就不可避免地过分攻击整个传统并且低估传统的价值。如此一来，儒家学说和民族遗产中的许多优秀成分就被忽视或者避而不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改革者的批判似乎在某些方面是肤浅的，缺乏分析且过于简单。然而，这在民族充满惰性的状况下或许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当时的新式知识分子过于轻信来自外国的新思想。批判性研究只停留在口头，而实践中却做得很不够。他们空泛地谈论“主义”，却对其内容没有认真细致地思考。结果，他们往往含混不清地大力提倡或者
全盘否定外来思想，虽然有时也强调思维要清晰。这或许是任何一场群众性思想变革运动初期都会出现的自然现象。
这一时期中国改革者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或许在于他们的过分自信，认为只要是他们认为正确的或好的东西就可以在中国立即实现。他们在处理大量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时，表现出缺乏耐心和恒心。面对一个如此广大的、涉及国家诸多方面的文化社会变革，需要进行长期的和持久的建设性工作。要用几年的时间在中国实现西方经过几个世纪尚未完全成功的事情，这当然是十足的幻想。然而，“五四”时期几乎没有一位中国青年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这种缺乏耐心的特点不独为运动中的改革者所有，而且也属于后来那些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人。许多评论者在批评五四运动未能实现其目标时，忽略了时间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