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国家一直被裹挟于君主专制的制度之中，整个国家的运营都是靠君主一人的。当君王做到能将自己的善性扩而充之后，他就可以使国家“庶之富之教之”。
我们将儒家的政体给予一个新命名：仁政。仁政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内心之仁以及这个政治体制。这两者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其二，是他们应有一个逻辑先后关系，君王的政治体制一定要是从他的仁心推出的。
细说仁心外推之后国家所从事的政治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便是需要要守住自己的位份之别，以及做好自己该尽的本分。
如在春秋时期的春秋五霸之所以会被称为三王之罪人，便是因为他们僭越了自己作为诸侯的权利，代替王来统领其他的诸侯国。即便他的行为在外在看来是正义的，这也不能改变他已经逾越了规则的事实。而春秋五霸做出的这种行为，也为他们底下的诸侯国带来了更不好的影响。因为规则已经被破坏了，那么底下的诸侯国也会想要跟随春秋五霸的步伐使自己也能跟春秋五霸一样统领其他的国家。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就导致王的权力越来越小。而在诸侯之下的那些大夫看到他们顶上的诸侯王这样做，自己也会跟着附和且“助纣为虐”。这是时代顺应的结果，因为时代中所有人都这样，所以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原本的道德准则便被扭曲了。
在这样的境遇之下，人们又往下走，越便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活。
但是孔孟还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继续去传道，仍然有人愿意采纳儒家的文化，这就说明王与诸侯并没有失掉自己本心中最根本的善，他们仍向往国家能够达到儒家想表达的“庶之，富之，教之”的效果的。儒家最终给到君王的国家的理想图景是君王都认同的，而儒家实行整个体制的方式，也是诸多君王愿意去尝试的。
但即便王与诸侯仍然向往着那美好的结果，他们仍然没有选择采取儒家的观念，最根本的原因是若他们采取了儒家观念，他们行使于儒家的规则之中，并不代表别人也行使于儒家的仁义的规则之中。当你只遵守自己行使的个人规则时，只会让你一个人死在手里的闭环之中。这一点是儒家在乱世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
只有你一个人在守着仁义礼智，只有你一个人关注人民的精神发展，其他国家却使人民的本能性驱动他们征伐不择手段，为了强国而剥削民众。在短期时间之内，你根本不可能打败这样将人民塑造为战争机器的国家，因为他们早已抛弃了人性中高贵的道德层面，成为被侵染的理性。
就算我们假设所有的国家都愿意遵守仁义礼智的这套体系，这也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君王都愿意利用自己的德性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因为君王站在最高的位置上，他完全有权利不去约束自己的道德而去管束别人。即便君王深明国家富强之大义愿意去管束自己，他们也有可能由于自己没有政治能力而需要别人的帮助。那么那些没有站在最高位的大臣，又如何才能使自己完全失掉私利而去帮助国家发展呢？当自己舍弃了个人利益的时候，他们是否心中也会有不甘呢。在你推进仁政的过程中，是否整个政治体系也有可能面临瘫痪的危险？这是否是一个长久之计？这都是我们需要去考量的。
在这样的一个乱世之中，由于我们原本儒家体系中的王道的时效性就并不强于霸道，在我们慢慢推进仁政发展的时期，可能别人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那么在这样的生与亡的抉择之中，我们是肯定不可能冒着国家牺牲的风险而去追求我们内心的那个崇高的精神理想的，这样的追求是愚蠢的。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够使仁政真正的在无论战争或和平的时期都能够继续推行下去呢？
现在我的心里有一个推测：我们不可能只让仁政出现于和平的盛世，这样的话仁政就是不完善的。所以我认为仁政无法推行这可能与君主专制的这种政体有很大的关系。
君主专制使我们所有的国家体系的分支都由一个人发散开来，所以那个人若能够治理好整个国家，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那个人没有能力克制自己的欲望那么整个国家就有可能毁于一旦。所以若我们将国家的权力一分为几份使之相互制约的话，我们是否就有可能去运行更好的体系呢？
在君主专制的体系之下，仁政的推行是依赖个人的道德的，是依赖于个体的。个体又是一个不可控的东西。即便我们让孔子来统治整个国家，我们也不能确定他是否真正的有能力继续维持理性层面的政体，我们也不能确定他这一生都守仁。
12.梁惠王之抉择.（千洵）
梁惠王为战国时的老牌诸侯王之一，他不同别的诸侯王一般盲目的追求霸道，因为他经历了自己的王国的兴衰，所以他更明白好的政体的重要性。
就是这个时候，孟子站了出来，向他推荐了儒家的仁政，为什么梁慧王会想要去推行他呢？究竟孟子提出了怎么样的理论与政策使得梁惠王希望得到仁政最后给他的结果呢？
总结来说，孟子的观点可以分为二种。
第1种便是针对那些鳏寡孤独之人的救助，只有让那些情况特殊的人也能够安逸的活在你的城邦里，你的城邦才算是真正的做到了安。除了这些贫困的人，平民百姓也是受到照顾的。当我们在赡养这些老人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带着的就不仅仅是从本能以及理性层面的生存考量了，我们的生命之上有了更高层面的德性，让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照顾那些不能够生活自理的人。只有做到这样才能使民服。而做到使民服，这种政体便是仁政之政了。
而将仁政施行后让所有人都能够安定的活在城中，也不是我们儒家推行儒道最终追求的结果，这顶到了我们推行仁政的第一步：“庶之”，这一步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做到了是百姓逐渐安之后，他们便可以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耕种之上，放在使自己更加富足之上。在我们使自己的生物质生活富足之后，我们会更愿意去修炼生命更高层的东西。当每一位平民百姓都愿意将自己的善扩而充之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百姓心中的善扩充到整个国家范围，自然我们就能够打败那些用本能驱使的秦兵铁骑了，因为我们心里拥有的强大的凝结的力量是他们不可能从本能的泥泞之中获取的。
孟子不仅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的策略以及最终能够达到的结果，他也提出了若你不施行仁政可能会有的弊端：可君王剥夺了百姓的生命剥夺了百姓的时间，那么他就不可能做到“庶之”，而日后的使人民富强，使民修其善是更不可能抵达的了。
当然我们去修行人证一定不是为了像一个慈善家一样为所有的百姓们谋得最多的福利，因为诸侯们想要得到的结果是他的整个国家能够富强起来。其实使民们“庶之，富之，教之”也只是一个使国家富强的过程。只有人们有了自己的家庭组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个人过上了安稳的生活，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修善之决心之后，国家才能够从单个个人的富强抵达全国的富强。
如果孟子的仁政仅停留于这一步，可能他就没有这么伟大了。之所以孟子会不断的去推广仁政，是因为他就希望有一个君王能够实现使天下太平的梦想。只有天下被统一之后，整个世界的一切才能更好的运行下去。这个天下归一的志向是每一个诸侯王都向往的。而像梁惠王这样一个经历王朝兴衰之后的诸侯王是最能够体会那种天下一统的愿望的。像这样的梦想图景是极有吸引力的。
可能会有人想：既然仁政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做到所有国家都推行同一种政体呢？
第一，每个国家所拥有的文化是不同的，他们所信仰的事物是不同的，这也影响了他们所追求的事物是不同的。我们中国会认为去追求人与天下之间的精神链接这件事情是我们最应该去追求的；但是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跟我们想的一样，就比如说印度，他们可能在历史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意识到人类的高贵性，甚至到现在他们仍然会部分人类仅仅就是一个生育的工具，他们剥夺了人的道德的可能性以及理性的可能性。
回到梁惠王，他自然也知道仁政有多么的美好，以及实现仁政之后整个天下能够进入一个跃进的时代之中，但是他做不到。
因为在战争的时候，如果你想要给庶民以时间耕种，想让他们去播种更多的粮食；那你必然会放弃战争方面的利益，因为你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人加入军队之中，也没有办法使更多的粮食运往军营之中做战备储粮，你知道你应该给百姓留下更多的生存空间。但是如果军队不够强大，那么在外敌入侵之时，你是根本抵抗不住的。那么如果你征收了更多的人民与更多的粮食，那么就没有人可以给你耕地了，在没有人可以给你耕地之后，第一个遇到的问题便是军饷供不上来，人再多也没用。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调和其中的任何一者，你只能让他卡在这种看似平衡的状态之中不进不退。
并不是梁惠王自己心中没有愿景，也不是梁惠王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去帮助国家变得富强，而是他实在想不到任何一种办法，能使得国家可以调和人民与战争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前面是悬崖，后方是万丈深潭，你没有办法作出选择，除非献出生命。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为自己搭一条路，现在我唯一能够想到的一条路就是是人民意识到战争的正义性，使你所发起的战争永远都是正义的。在结束战争之后为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但是这个问题在那个君主专制的时代还是很难解决的，因为最初问题都会归结到一个人身上。如果这个人变了，或许解决问题的方式又变了。
13.为何儒家之“理想国”难以实现.（千洵）
所谓儒家之“理想国”，其实就是我们在推行仁政之后能够达到的状态。
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这种状态在战国时期是很难实现的。其原因便是仁政所需要施行的策略“庶之，富之，教之”是一个慢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在这个过程之中，人民才能够拥有“恒产”，然后进一步的拥有“恒心”。“恒产”所对应的关系便是孔子所说的“庶之，富之”， 而“恒心”所说的便是“教之”。
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在封建王朝中我们实行的仁政的要求对君王与人民是不一样的。之所以我们会要求君王无论贫贱富贵你都需要守住你的那一颗仁心是因为整个国家的命运同君王的德行有着强烈的关联：只有当君王拥有德行之后，他才能将自己的德“扩而充之”至天下苍生。而平民百姓们便是君王向外推之后接收到他的德的人。说到底，君王这个人物是整个国家的核心，而国家之下的那些民在当时的人看来，他们的地位是远不如王来的重的。正是因为这个关有轻有重，对国家的影响也有轻重之分；所以人民没有义务做到像君王一样必须要修行自己的德行。我们希望让他们达到的基础标准便是在自己性命无忧且富足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去修行人的高贵性。而在你修行了人的高贵性之后，如果你想要继续向上去修炼那个“士，君子，贤人，圣人”，那自然是君喜闻乐见的事情。而我们应该看到的不仅仅是我们使人民去修习自己的善性的好处，当然并没有觉悟去修行自己的善的时候，整个社会是没有一个道德人格的约束的，是乱了套了的。这本书我们必须要去使人民有道德意识的原因。当然并没有道德而我们又用刑罚去惩罚他们的时候，就像是盲目的让小动物去复述我们所学习的知识一样：他们根本就没有明白这些知识的道理，又怎么能给我们解释呢。
这便是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癖，邪侈，无不为已”。当然孟子的观点也并不仅仅止步于我们要使人民都明晰礼教存在这一步，因为这一步其实也算是一个治国之策略。只有当我们使人民做到有德之后，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复兴，振德，因为所有国家都是以民组成的家为最小单位构成的。而当我们振兴了国家之后，我们便能够王天下，使全天下都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有一些人从出生开始就没有拥有与别人平等的教育及使善“扩而充之”的可能，有些人被剥削了散发德性光辉，觉醒的可能性。
即便孟子说的理理有据，即便他们曾经在周朝就成功的地施行了仁政，这也并不代表在战国时期他们仍然能够延续下去，其原因有二。
理由一：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太小，那么他很有可能想都不敢想，王天下一事。即便他仍然有这种愿景，那么他也很有可能没有能力做到平定天下，因为他的地盘实在是太小了，他甚至连最基础的“庶之”都做不到，又何谈“恒产”与“恒心”呢。
理由二：即便国家很强，我们推行仁政的道路仍然会面临问题。可能正是因为我们拥有了足够的实力去拥有拥有了够广阔的土地与安全的位置来发展，就像齐国一样；我们也有可能因为此刻的偏安一隅，充足的时间蒙蔽了眼睛。就算我们清醒的意识到敌人就在外界，虽然此刻他伤不到我们，我们也有可能因为心中完全没有一统天下的愿景而放弃实行仁政。而当时的齐宣王的想法也与我们的有相似之处：齐贤王并非对仁政无感，他请来孟子又愿意送他万钟俸禄，绝非是想打发孟子走。恰恰相反，齐宣王希望孟子能够留在齐国继续发展，他一直在等待一个能够在各国打仗之后的虚弱期，使之坐收渔翁之利，不用过度的破费。但是齐宣王算错了一点，若他想要最终能够战胜其他国家，那么他一定是需要早早的开始做准备的，尤其是对于仁政这种需要时间来执行的政治体制。
正可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尽管国家已拥有了大好局面，但是由于君王不愿意冒更大的风险而保留现在拥有的安逸局面，就像一个守财奴守着他的一点财富一般，这些国家最终都不能做成大事。
似乎推行仁政之路陷入了一个诡异的循环，无论国家富强与否，无论国君是否昏庸，我们都没有办法继续实行仁政。那么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事实上我们在推行仁政的过程中面临了很多问题，不符合条件的君王希望能够发展仁政；的符合条件君王又因为自己的过分小心翼翼而错失良机，最终所有国家都没有能够推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我们将一切希望都寄托于了一个人身上独裁君主专制的制度使得认证的推行需要受到人的思维的阻碍，而我们对仁德的要求使得诸多君王又不希望自己会被束缚。此时我们的仁政在君主独裁制的框架之下受到了施行的阻碍。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将仁政之理想，从王身上转移到法的身上。这个法并非我们现在所指的法律，而是一个政治体系上面。因为政治体系是饱含理性的，只有让我们的政治依附于体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最完美的去施行仁政。
此时，我们的仁政就已经逐渐的分裂出了不同的区块：政统与道统。这二者的分裂促进了仁政的可行性，也使得我们的仁政最终能够以一个更加现实的角度推行，而不再仅仅停留于“理想国”的层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