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峭山公行录》一文的可信度
广东省紫金县黄永辉撰
2007年6月初稿，2011年7月网上发表，2023年2月个别勘正重发（重发说明写在后面）。
前 言
黄峭山公是唐朝末年黄氏福建邵武始祖，各宗各系及各个时期的黄氏族谱都记载着他显赫的生平和业绩。其中有一篇叙文《黄峭山公行录》尤为详细和具体。但它却跟另一篇叙文《江夏源流山谷序》①大相径庭，两篇文章所介绍峭山公的仕途和年代都不一样。《黄峭山公行录》②记载峭山公所处的年代是唐朝懿宗至五代十国（公元871年-953年）。而《山谷序》记载峭山公所处的年代是唐朝德宗至僖宗时期（约公元798年-880年）。《山谷序》所记的先72年，那么他的仕途也就不一样了。
据黄承坤的考证，确认《峭公行录》为峭山公第十六子黄潭所撰，时间是后周显得元年（公元954年）。
但《山谷序》是赫赫有名的宋代文学家黄庭坚所写，山谷就是黄庭坚的号。然而细读两篇文章，觉得《峭公行录》的文笔、思想性、逻辑结构、史证都不亚于《山谷序》。但黄庭坚是宋代的大文豪，他的《山谷序》不敢斗胆加于评析。作为黄峭山公后人有责任把《峭公行录》和《山谷序》两文甄别真伪，以正宗源。两文已流传了几百年上千年，若果继续让其流传，而祖宗的时代都弄不清楚，用伪的东西不断向后人说教，启不被世人 恥笑！为此本文先论证《峭公行录》的可信度，然后再析《山谷序》。
注解：①《江夏源流山谷序》下简称《山谷序》。②《黄峭山公行录》，下简称《峭公行录》。
一、《峭公行录》的原文、译文和注解①
原文：峭山公讳岳②，锡公之子，生于大唐懿宗咸通十二年③辛卯岁。公自幼沉潜经史，才略过人。当唐昭宗时④，大憝（duì）柄国，群小附之。心乎唐而有贞节足为国家捍卫者，惟陇西王李克用⑤。是时内阉擅权，四镇骚动。兼之水潦至，蝗虫起，凶荒遍告，而赈灾无闻。至使奸民乘饥酿成寇盗，所在充斥。祖（峭祖）慨然兴叹曰：“若辈首鼠肢鼫(shí)，但忧太仓无粒食耳，岂能向虎狼之窟，草薙(tì)而禽狝(xiǎn)耶。乃出积貯，以兴义师，斩木挈(qiè)杆，戮(lù)力剪除冠盗。
译文：峭山公讳岳，锡公的的儿子，生于唐朝懿宗咸通十二年。峭公从小好学，常常潜心研读经典史籍，才智过人。在唐昭宗时，朝廷恶人元凶掌权，小人趋势附和。当时真正心系唐朝忠于朝廷而且能够捍卫国家的，只有陇西王李克用。那时太监专权，至使天下大乱。加上水灾蝗灾发生，盗抢和饥荒四处告急，而救灾赈灾的举动又不见进行。使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因为饥荒变成了盗贼，到处干扰平民百姓。峭祖感叹说：“有些人头脑如鼠，手脚如鼫，都知道仓库无一粒粮食，难道面向虎狼强盗，就象刈草狩猎一样来消灭他们？”于是把自己家中储存的粮食献出，以兴办一支队伍。砍棒木为刀枪树起了大旗，合力消灭强盗。
注解：①原文抄自清同治年间编制的黄氏族谱，1981年翻印，原文的来源此文章最后加于说明。现代语系撰者所译，注解信息来自古典史料。②峭山公避忌名字。③唐朝懿宗皇帝叫李漼，咸通是年号，十二年即公元871年。④唐朝皇帝李晔。⑤唐朝沙陀部人，早年为雁门节度使，镇压黄巢有功，封为陇西王（陇西今甘肃陇西县）。后解围“三镇犯阙”，封为晋王。“三镇犯阙”下文再述。
原文：义师所到之处，流离之民，多得还定而安集焉。陇西郡王见祖有干济之才，即举为千夫长①。乾宁二年，三镇犯阙（què）②，李克用请兵讨之。祖内佐密谋，外参戎政，致王行瑜由此伏诛③。上乃赐诏褒其忠尽。进李克用爵晋王，进峭祖为千户侯，管辖江浙两广军务事。丙辰七月犯阙之寇复来，入援之师再起。盖义当正国志在勤王，祖之心犹晋王之心也。迨朝廷以墨敕徵晋王，而朱全忠④格之，不得入觐(jìn)。因赍（lai）表上奏，上乃封祖为工部尚书，出守岐雍三郡⑤。
译：峭公的义师所到之处，使流离失所民众，大多能返乡安定下来。陇西王见峭祖有经国济世之才，推举他为千夫长。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李茂贞、王行瑜、韩建三位节度使，率三镇兵进京要挟皇上，李克用出兵讨伐，保护朝廷。峭祖积极参与，内佐助谋略，外派兵协战，致使王行瑜受到被斩首的下场。皇上下诏表彰忠臣，封李克用为晋王。升峭祖为千户侯，管辖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的军务。丙辰七月（公元896年）犯阙余部又进逼京城，晋王重新发兵入援。峭祖立志为国，保护皇上，他的心跟晋王是一样的。原来乘朝廷下诏书诏见晋王时，而朱全忠却从中作梗，使之不得入朝。于是忠心以表上奏，皇上才封峭祖为工部尚书，出任管理岐雍三郡。
注解：①相当于现在镇的民兵营长。②凤翔（今陕西省内）节度使李茂贞、静难（今陕西、甘肃境内，当年也叫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华州（今陕西华阴、潼关、蓝田一带）节度使韩建三帅率兵京城，要求得不到满足，意欲迫皇上退位。这事件叫：“三镇犯阙”（阙是朝廷门楼）。镇是边关要塞，唐末镇将称节度使，他掌管军事、政治、经济的权力。③王行瑜“三镇犯阙”之后，同年（公元895年）十二月携家眷逃跑时，被部下所杀。④朱全忠即朱温，当时晋升为梁王，长期跟李克用不和。⑤陕西、山西一带的地方。
原文：嗣后迁延数载，势愈难支。刘季述①锢至尊于少阳院；韩全诲②劫帝驾于乞巧楼。同平章事韦贻范③非才而又起复，其视政，岂能挫其跋扈者之锋，任其毁宫阙于长安，庐舍为丘圩焉！全忠之大奸悉露，虽兵合三镇，未由损其毫芒，而吞噬之心益眈眈矣。天祐四年丁卯三月，朱全忠竟移唐祚④，祖闻之绝粒食累日。
译：接下来的几年，形势愈难于支撑。刘季述把皇上锁在少阳院；后韩全诲又劫持皇上于乞巧楼。平章事韦贻范无甚才能却又守孝起用；这些人当政岂能挫败奸臣专横跋扈的锋芒，而任其在长安毁废宫廷，房舍变成荒野废圩！这时朱全忠奸相全然暴露，虽然解围“三镇犯阙”合力出兵，但对他的军力一点损失都没有，而吞并天下的野心愈来愈强烈。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朱全忠灭了唐朝，自己称帝，改变国统。峭祖听说之后不思吃饭多日。
注解：①当朝的左军中尉。②当朝枢密史。③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起用前工部侍郎韦贻范。④朱全忠把京师从长安迁至洛阳，灭了唐朝。自己称帝，改国号大梁。
原文：祖亦勉强顺势，遂为解柄归田之计。至晋王兴潞州①之师，则投闲置散已逾年矣。戊辰正月，晋王卒，子存勖（xù）②立。举兵伐梁，欲起祖为己用，使掌书记谕其意。祖曰：量力而进，何如量德而退！今德温以校书郎而杜门养高；文江以节度使而莆郡③投老；吾不克如二人之明哲保身！但愿为唐之逋逃臣足矣④！既而创和平书院，诱进后人。
译：峭祖也勉强适应当下的形势，就弃政归隐田园。到晋王再以潞州率兵出征时，则无所事事过了若干年了。戊辰（公元908年）正月，晋王李克用逝世，其子李存勖继位。出兵讨伐梁王，想起用峭祖，让门下掌书记转达其意。峭祖说：“有力量就要前进，但也要讲德行量力而退出。然而德温仍是校书郎而在乡下闭门养寿；文江仍是节度使而龟缩在老家养老；我就不能象他俩一样明哲保身？但愿做一个唐朝逃臣也算足了。不久便创办和平书院，培育后人。
注解：①今山西长治等地至河北涉县地区。②李克用的儿子。③福建莆田。④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是唐朝的臣子，虽然逃避现实，但不象其他人，背叛唐朝。比起他们来，我也算足了！
原文：（说明①）当五代②更移之际，惟诫诸子养晦韬光，毋昧时而躁进。峭祖寿在八旬，是周大祖郭威③广顺元年④，恰逢王审知⑤子王延政在建宁府僭（jian）号⑥。因扫径以会姻族，峭祖呼集诸子命之曰：封人⑦之嵩祝也，颂以三多⑧。尧曰⑨：长寿则多忧；多男则多惧；尔等兄弟二十一人。各既婚配及所生男女有一百四十余人。吾岂不欲环侍吾侧以终年矣，如多男多惧，何以克守宗祊绵延世代矣！吾今年登八秩，恐有九泉之虑，不经朝廷之政，不务桑中之业。上承春申公⑩。以鄂州（11）宗系，至此置产立业。年载多久食库渐虚。为子孙计复以思之。
译：当五代十国不断变更形势的时候，只有告诫子孙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不要急躁行事。峭祖八十大寿，是周大祖郭威广顺元年，恰遇王审知的儿子王延政冒上级之名行令，搅乱了社会。峭祖预感时事莫测，打扫庭院召集亲属，对着子孙说：古代有一位封官在礼仪上祝颂圣人多福多寿多子，而尧帝却说：人的寿高，忧虑多；子孙满堂，担心子孙的事也多；你们兄弟二十一位，各有家室儿女共一百四十多人。我也想你们能在我身边侍我到终年呀，只是子孙众多，担心也多，怎样才能守住祖宗庙宇世代延续下去呢！我今已八十，有生之年顾虑重重，现不任朝官，在家又没耕种。上继承祖宗春申公以及鄂州江夏宗系，到这里置点产业，时年长了库粮也渐渐少了，为了子孙我反复思量。
注解：①有些族谱分两部，前面为一，下面为二。②五代十国时间为公元907年起。③五代十国时周王朝建立者。④公元951年。⑤福建闽王。⑥冒用上级的名义。⑦古代守边疆的官。⑧三多即是多福多寿多男子，古代礼仪祝颂之词。⑨尧指古代的尧帝。此典出自古籍《庄子》。⑩春申公即黄歇公。（11）鄂州原为郢州，今武汉。当时黄氏人口可能从光州发展到鄂州，且黄氏名人众多，是江夏黄氏复兴之地。江夏郡包括光州和鄂州。
原文：吾旧绩戎行身经几半天下。犹忆闽王①征江晋②两岸，沃土废为闲区，可业以耕桑。广东、江西二处只三千余里。尝闻八蛮洞口③人顽貌帨无知，蜀主建兴二年④诸葛武侯⑤驱出南番⑥而去。今荒地广阔，山环水秀甚好经营。尔等往此闲区，务业耕桑，便成乐国。吾老矣，合有冰里之鱼，可慕雪中之葛。吾将钱八万贯、金银八百秤作二十一份均分。三母位下各留长子以奉晨昏，其余十八支俱可信步由天，命名随地⑦。谁云散不如聚而共恋此一方乎！则依桑梓者为居仁，去枌榆⑧者为任达。
译：我当年戎马生涯几乎走遍半个天下。还记得闽王征战晋江两岸，沃土变为闲区。你们可去那里耕养置业。到广东、江西二地也不过三千多里。曾听说洞口那些蛮人，性顽皮布巾裹头且无知，蜀国君主建兴二年，诸葛武候把蛮人赶至边陲之地。如今荒地广阔，山清水秀正好经营。你们到那里建家立业，便成乐国。我老了，就像冰底下的鱼，只能仰慕雪山上的红花。我将钱八万贯、金银八百秤分作二十一份，三位母亲各留长子早晚侍奉，其余十八男儿走到那里由天定，入俗命名由地方。谁说散去不如聚集共同留恋这块地方！留在家乡的要积居仁德，去外乡的则任从自由发展。
注解：①王审知公元909年后梁时期在福建封为闽王。②晋江地带、福建延平（南平）汀州（三明、永安、漳平）。③湖南省西部，资水上游，近四川。④刘禅，公元224年。⑤三国蜀国军师及官员。⑥指外族他国。⑦峭公当年就有嘱咐，十八个男儿迁到何地，就取地名为名号，便以下来联宗。⑧枌榆原为汉高祖的故乡，后人借意为好地方。
原文：诸子不舍，不愿抛垂白之高堂远走他乡。祖劝曰：尔不闻燕雀怡堂而殆，鹪鹩巢林而安，良由此也。维时六戚扬觯前曰：池内之鱼应逊云间之鹤，兹此海田更变，觉而翁熟虑深思。奈何劝乳哺之儿向母怀中而索食也，峭祖曰：达人之见大抵相同。择木而栖，是为良禽矣。以是将所积之物均而付之。并新修家乘各授一帙，念吾祖徙自光州①，今为绥城②旧族，乡名画锦里号和平。而中城鹤薮竹粟墈头③皆吾一脉之亲。当珍藏谱牒摇接书香。庶上不坠诒谋④之家声，下可绵子孙之世泽。他日相逢彼此以礼，频来而不拒，久间而不疏。天地祖宗相为默鉴，尔等兄弟可卜吉日登程。三祖母各授诗一首：
（其一）骏马行行出异乡，任从随处立纲常。
年深异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
惟愿苍天垂庇佑，三七⑤男儿总炽昌。
癸丑⑥仲冬，峭祖无疾而终，谥文烈
译：子孙不愿抛离垂老白发的峭祖远走他乡。峭祖又劝告说：没有听说吗，燕雀这些鸟留在房堂上，虽然很快活，但最终仍坐而待毙。而鹪鹩这些鸟在林中，虽要自筑巢穴，但安然无恙，这是良策了。这时旁亲六戚举杯向峭祖说：池塘中的鱼应避让天上的鹤。值此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觉得你这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有劝用母乳养大的儿再向母怀中索食的？峭祖曰：达理之人所想大体差不多。选择树木而宿才是良种的鸟。以是将积存下来的身家财物均分给儿子。并新修家谱各子一份，纪念吾祖来自光州，为绥城旧族，乡名画锦号里和平，而中城、鹤薮、竹粟、墈头，都是我们一脉宗亲。应当珍藏谱牒把书香代代传下去。希望上不要失去祖宗留下来的声誉，下可子孙代代享受祖宗的恩惠。日后相逢，大家以礼相待，经常来往不厌，久未相聚不疏。天地祖宗在天默默见证，你们可择吉日登程了。
公元953年癸丑岁十一月，峭祖毫无疾病征兆而逝，谥号文烈。
注解：①即潢川，在河南省东南部，淮河南岸。当年光州比潢川大。②福建西北，五代十国改建宁县。③福建邵武市和平镇墈头村一带。④意为遗留，顺遁传给。⑤三七即二十一子。⑥公元953年。
二、《江夏源流山谷序》
拟作者：黄庭坚。
辞海记：黄庭坚（1045-1105），北宋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道人。今江西修水人。治平进士，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他出于苏轼门下，而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在艺术形式方面，讲究修辞造句，追求奇拗硬涩的风格。论诗标榜杜甫，但只是借以提倡“无一字无来处”和“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又能词。兼擅行、草书，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有《山谷集》、《山谷精华录》、《山谷琴趣外篇》等著。在若干的作品中仍表现出倾向旧党的政治态度。作品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自成风格。
《江夏源流山谷序》全文（抄自清宣统年间的“黄氏宗谱”）
吾阅楚之先祖，春秋鲁僖公十有一年，楚来并黄。秦始皇二十五年，改黄国之山川，而属江夏。当时姓氏，由高曾祖考己身，五世不迁之祖，迨阅汉书孝德黄香公、琼、瑶、琬、奎五世全矣。至东晋南北朝以来，五胡割地，逞势相吞，星罗箕列，又曰五胡云扰。时有黄鹏举鹏搏二公，痛世界之离乱，即五世不迁，竟属邻人。噫兄弟之分群，情难割
舍。而南北朝黄本谥文正、怀中谥文贞，与北朝巨衡谥诏靖，为南北朝黄氏攸宗，皆与江夏遗书符者，至大唐以来修明矣。唐秉乾、秉清二公奏曰：自承东汉大守刘护，旌表孝德黄香公，建庙湖广德安，墓在安陆。
探本寻源，并继续宗录，以广江夏。而按大唐志，随炀帝大业十二年，唐公李渊为大原留守。随乱僭国之时，左朝臣士许敬宗，荐江夏郢吉黄秉乾公入天策府。不幸秉乾公故，袭其子迪诚、达诚，侄孙黄劬、黄効、皆赐入羽林虎卫散骑常待，自留居长安。至庆绪吐番，朱滔僕固怀恩作乱，其迪诚之孙黄珍僖、珍佐，皆立血战，阩尝不替。自珍僖子孙黄愤，继之于子孙黄寅亮之子宗彝、孙日炎，封神威公，生子六：长天粦、次豸粦、三碧粦、四素粦、五祥粦、六若粦。其时唐人称为六粦，继袭祖父职，屡有大功。王仙芝分其御隘于山东浙江，迨祸及昭氏。被强奸李茂贞谋位，拘入昭宗于冷宫，而赖神威公救出。此大唐五世之中，其神威所生六子，乃秉乾公之裔也。此命御隘于山东者，世谱分录。又查阅唐书禹锡公三子秉清公生选诚公，选诚公生珍议公，珍议公生卓贤公，卓贤公生明德公，明德公生用忠、用志二公。用志公生宾公字文任，居江西抚州府，生弘公字锡联，彋公字锡聪。弘公生三子，长一郎。讳峭公、次崤公、三岐公。峭公字瑞粦，登进士第，官工部尚书。娶上官、吴、郑三氏，共生二十一子。以时变告老，值崤岐二公身故，公群守一堂，百有余丁。一日得听黄巢与王仙芝聚集谋逆，公遣丁出阻。巢曰：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复令打探，巢以清明订号，暗以杨柳为记，端午出师。本姓
发觉，公唤一堂，尽宜迁避。身佩杨柳，远迁就近，各行变通。先是香公庙匾，列二十一房。今将老夫二十一子，与崤岐四子彋七子共三十二名编列，愿移迁居。各记本姓支派，峭公嘱曰：
郢州江夏遽移乡，恐久渊源未许详。姓据陆终来历远，庙传扉相祖宗香。随居奉寝先灵妥，到处和邻世业昌。聊记嘱言欣合咏，能知德安①共流芳！（德安府香公旧居）。
时官长公、吴一公、郑元公兄弟会同友人建筑五柳馆，其盗不染，各等渐渐迁移他方。自唐世日久，遇相亲如路人。余乃南昌分宁名庭坚字鲁直号山谷。流寓循州（今惠州）白云岩时，上元得听歌声，有日久渊源未许详之句。感动乔木之思，以悬追配古人匾额，传通数载，远近悦来。递江夏迁移住址，录修一谱，是为有谱矣。
宋给事中尚书廉大史嗣裔黄庭坚撰。
①“德安”府名，北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升安州置。故“山谷序”文中的湖广德安有待考证。
三、论《黄峭山公行录》一文的可信度
历朝历代的国家大事，有书籍史典来记载，俗称正史。比如，陈寿的《三国志》，是真实记载三国相争的人与事，属正史。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人和事加以夸张描画，属言尘小说。但即使是正史，亦不能面面俱到，不可能所有人物事迹记入其中。作姓氏宗系的记载，主要靠族谱。为此，族谱也是本姓中的正史，它有国家正史同样的研究价值。
1.《黄峭山公行录》所举的史例与《资治通鉴》所载完全相符
对照《峭公行录》史例的真伪，以什么为准绳？可拿《资治通鉴》来。“资治通鉴”，顾名思义，资询治理借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所撰。供封建统治者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鉴戒。换句话说，就是写给皇帝看的。如果写得不实，要罪判满门。可见《资治通鉴》的可信度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现把《峭公行录》的史例（主要是上文）对照于《资治通鉴》是否勿合。
《峭公行录》述“心乎唐而有贞节足为国家捍卫者，惟陇西王李克用”。陇西王《资治通鉴》卷256有载：“由是昭义分为二镇，进克用爵陇西郡王”，两叙勿合。至于国家捍卫者，《资治通鉴》从卷253至卷266共498页当中，大笔墨叙述李克用为着唐朝尽忠捍卫。这年代唐朝经历了四大事件：黄巢谋逆、三镇犯阙、昭宗被锢、朱全忠篡位。每事件中李克用皆全力维护朝廷。从《资治通鉴》中挑几语便可概括：“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李克用闻三镇兵犯阙，即日遣使十三辈发北部兵，期以来月渡河入关”。这就说明李克用的作用。朱全忠“下制削夺李克用官爵”，注解说“李克用仍称唐官，用唐年号，岂梁得而削夺之哉！”说明朱全忠篡位称帝后，李克用仍用唐制。为此，《峭公行录》中李克用为国家捍卫者不是无稽之谈。“三镇犯阙”上面已述，主要人物是李茂贞。从《资治通鉴》查时间与《峭公行录》的“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的时间完全相同。《资治行录》述“至王行瑜由此伏诛”，对应《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行瑜走至庆州境，部下斩行瑜”。接着也是在当年“乙未，进李克用爵晋王”。《峭公行录》的作者对唐末的历史了然于胸，有关的细节也很清楚。如《峭公行录》所述：“丙辰七月，犯阙之寇复来，入援之师再起”，在《资治通鉴》卷260讲述：“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丙辰年）秋，七月，茂贞进迫京师……，茂贞遂入长安，自中和以来所葺宫室、市肆燔烧俱尽”，“克用闻之，因奏将与邻道发兵入援。”也就是说，《峭公行录》“入援之师再起”，在《资治通鉴》得到验证。
《峭公行录》中“迨朝廷以墨敕征晋王，而朱全忠格之，不得入觐。因赍表上奏，乃封祖为工部尚书” 。这里用《资治通鉴》记载来见证“朱全忠格之”：《资治通鉴》卷260：“朝廷及邻道遣使至何东，其尝赐赂遗，先入克用，次及寓家。朱全忠数遣人间之，及扬言云盖寓已代克用，……又诏免克用入朝，将佐或言：“今密迩阙庭，岂可不入见天子！……”盖寓言于克用曰：“今天子还未安席，人心尚危，人臣尽忠，在于勤王，不在入觐”。克用曰：“尔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辛亥，引兵东归。表至京师，上下始安。赐诏河东士卒钱三十万缗。”至于黄峭山公是否诏赐其中下文再论，而“朱全忠格之”已是事实。《峭公行录》的“朱全忠格之”和《资治通鉴》的“朱全忠数遣人间之”，是同一事件。
下面还有几处，《峭公行录》所列举的人物、过程、时间跟《资治通鉴》对照完全吻合。
（1）《行录》（即《峭公行录》，下同）述：“刘季述锢至尊于少阳院”。《通鉴》（即《资治通鉴》，下同）卷262记载：“……宦官扶上与后同辇，嫔御侍从者才十馀人，适少阳院。季述以银杠画地数上曰：“某时某事，汝不从我言，其罪一也。乃手锁其门，熔铁锢之”。
（2）《行录》述：“韩厂全诲劫帝驾于乞巧楼。”《通鉴》卷262记载“……上不许，杖剑登乞巧楼。全诲等迫上下楼，上行才及寿春殿，李彦弼已于御院纵火”。
（3）《行录》述“天祐四年丁卯三月，朱全忠竟移唐祚。”《通鉴》卷264记载：“朱全忠奏洛阳宫已成，请车驾早发”，卷265记载：“丙午，昭宣帝即位，时年十三”，卷266记载：“昭宣帝降御札禅位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开平元年即天祐四年）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庙、社稷。丁卯，遣使宣谕州、镇。戊辰，大赦。改元，国号大梁。奉唐昭宣帝为济阴王”。
接下来与史有关的还有几处，《行录》述“至晋王兴潞州之师，则投闲置散已逾年矣。戊辰三月，晋王卒，子存勖立。举兵代梁，欲起祖为己用，使掌书记谕其意。”潞州，唐朝时辖山西长治至河北涉县，当时是军事要地。《通鉴》卷265述：“初，李嗣昭攻潞州，丁会举军降。李克用以嗣昭为昭义留后”，说明潞州李克用占有。卷266又述：朱全忠称帝后与晋王对潞州多次争夺。这就所谓“兴潞州之师”。李克用是公元908年去世，其儿子李存勖继位，与《行录》的“戊辰三年，晋王卒，子存勖立”无差异。
《行录》与《通鉴》对照，《行录》有一处倒叙，《通鉴》的“朱全忠数遗人间之”和“表至京师”是公元895年，在896年“茂贞进迫京师（再犯阙）”。而《行录》写的是公元896年“犯阙之寇复来”，然后才“朱全忠格之”，接着“赍表上奏”。
《通鉴》这样记，公元895年李茂贞等“三镇犯阙”，李克用派兵保护朝廷，并进爵晋王。在“尝赐赂遗，先入克用，次及寓家。朱全忠数遣人间之，及扬言云盖寓已代克用，而克用待之益厚”。也就是说：盖寓听信朱全忠的谗言，对李克用嫉妒。等到皇上想诏见李克用时，盖寓便出面阻拦。为此，克用“引兵东归，表至京师，上下始安。诏赐河东士卒钱三十万缗。”待至明年（公元896年）七月李茂贞再次“进逼京师，自中和以来所葺宫室、市肆，燔烧俱尽。”“李克用闻之，……因奏将与邻道发兵入援。”
以上《通鉴》的叙述是这样的逻辑。公元895年李茂贞等“三镇犯阙”，李克用派兵保护朝廷，于是进爵晋王。因李克用持功晋升，朱全忠怕他乘机再壮大势力，便想方设法制止李克用入朝。
《行录》的记述顺序不同：“乾宁二年（公元895年）三镇犯阙，李克用请兵讨之……”“上乃诏赐其忠尽，进李克用爵晋王，进峭祖为千户候。……丙辰（公元896年）七月，犯阙之寇复来，入援之师再起。……迨朝廷以墨敕征晋王，而朱全忠格之，不得入觐。因赍表上奏，乃封祖为工部尚书。”
公元895年公元896年
《黄峭山公行录》记①三镇犯阙①犯阙之寇复来
②入援之师再起
③朱全忠格之
④赍表上奏
《资治通鉴》记①三镇犯阙
②朱全忠遣人间之
③表至京师
①进逼京师再犯阙
②李克用发兵入援
以上《行录》的叙述对“朱全忠格之”与《通鉴》所记的时间有出入，见上表。《行录》写李茂贞再次犯阙，李克用再次保护朝廷。完成使命之后入朝，这次入朝而“朱全忠格之”指的是上一年的举动还是再次“格之”，是个疑问！这次入朝主要是为将士请功包括为峭祖封赐工部尚书的。朱全忠怕的是李克用，至于封赐克用下属，朱全忠不一定干预的。至上表朝廷，那不难解释，可能“赍表上奏”的表与“表至京师”的表不是同一份表。如果是，有可能奏表渠道较长，今年上表明年回复，一两年才能完成。也因为李克用每次入朝奏表都不容易，《行录》作者全部归罪于朱全忠。今年入朝奏表难就责怪去年朱全忠作梗，影响至今年。
2.《黄峭山公行录》对峭公的心态得于诠释
①《黄峭山公行录》作者的表达力度
《行录》作者是透熟典史、满腹经纶的文人。他在文中所举的事迹及时间相当准确，且编排有序。然而他并不是搬来唐末历史扦入峭公生平。他对该历史某些过程，也进行分析和归纳，以便衬托峭公的言行心态。如“心乎唐而有贞节足为国家捍卫者”，他概括了李克用在唐昭宗时的忠贞。这些话不可能从某个典史中，摘上一句便可写入文中。又如“韦贻范非才而又起复”，《通鉴》卷263有较长的篇幅描述，现摘录其中粗略连贯：“庚午，工部待郎，平章事韦贻范遭母丧（贻范带孝）”，“韦贻范之为相也，多受人赂，许以官（非才，编者注）”，“既而以母丧罢去，日为债家所譟。亲吏刘廷美，所负尤多，故汲汲于起复”，“上曰：卿辈荐贻范，朕不之违”。这一事态，《行录》作者用一个“非才而又起复”来概括，是作者精笔之处。又如，朱全忠“吞噬之心，日眈眈矣”也是概括他的心态与行径。为此，《行录》作者有这样的文化水准和思想素养的人，他的撰文着实可信。尽管某些细节不够准确，但不影响它的真实度。
作者文述峭公，有如峭公现身说法，如似昨天。这说明作者与峭公是很近辈的人，是峭公第十六子潭公所撰确实无疑。
② 《黄峭山公行录》文气雅典，寓意义深
《行录》文中“呼集诸子命之曰：封人之嵩祝也，颂以三多。尧曰：长寿则多忧，多男则多惧。”此典出自古籍《庄子·天地》。摘录如下：“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忧。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封人曰：始也我以女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俱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鷇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忧之有！”
上文译成现代语是：尧帝到华州地方巡视，当地守卫边疆的人说：啊！圣人，请让我为圣人祝福，祝圣人长寿。尧说：不必。祝圣人富有。尧说：不必。祝圣人多生男子。尧说：不必。守边疆人说：长寿、富有、多生男子，这是人人希望的，而你偏不想，为何？尧说：多生男子增加忧惧，富有会增加顾虑，长寿也为型躯所累。这三者，都不能用来培养人的德行，所以我不敢为之。守边疆人说：我以为你是个圣人，现在看来你只不过是个君子。上天生出万民，一定会安排事做，多生男子有天安排事做，那还有什么忧惧呢？富有把财物分给大家，有什么顾虑呢？作为圣人，像鹑鸟那样居无常处，像幼鸟那样待母喂食而足，象飞鸟那样不留痕迹。天下有道时，就与万物一起昌盛，天下无道时，就修养闲居，千岁之后如果厌世，就升为神仙，驾着白云，到玉帝的故乡。那时，三种忧患都不会发生，身无祸害，那有什么忧愁呢？
尧帝在古代太平治世是千古流芳的，但庄子认为尧帝不是无为①治天下。因此，在《庄子》文中揭露了尧帝推行礼法、刑罚、智慧，作为统治天下的工具。那么这样就是圣人吗？并不是。庄子在《天地》文中又揭示了尧帝的内心世界，表白尧帝不是圣人，只不过是一个君子。世人从中也悟出尧帝做人的尴尬，长寿则多忧，多男则多惧。峭山公知识渊博，熟悉此典，深感圣人也有难解之隐。峭公虽不是帝王，但有身受“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忧”的局面。因此，峭公借古圣人的思想来鞭策自己。认为多男子、富、寿是好事又是难事。要早作准备，要作长远的打算。也就这样，峭公早就萌发遣子外迁的思维，而不是临危择举。
①无为是道家的观点，要顺应自然变化，不要人为约束社会。
《黄峭山公行录》作者也应熟悉此典。峭公只是在遣子外迁的宗亲会上，对“三多”之虑口吟有词，且并不是有人记录在案。作者或亲听，或口传或领悟，最后慨恬才写入《行录》的。
《黄峭山公行录》有一名句：“去枌榆者为任达。”此名句应是峭公借意以示子孙而作者汇集而成，但此句出自两个典故。“枌榆”一词来自《汉书·郊祀志上》：“高祖祷丰枌榆社”，即在枌榆这个地方拜祭高祖或向枌榆这个方向拜祭。为什么呢？因为“枌榆”是汉高祖的故乡，之后为后人所崇仰。张衡的《西京赋》就有这样的句子：“岂伊不怀归于枌榆”。而峭山公把枌榆比喻成好地方，遣子外迁时，告诫子孙要寻找像枌榆这样的地方，寓意义深。“任达”一词来自《晋书·阮咸传》：“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即阮咸无拘无束，任自己想干什么就达到什么。与叔父出游不分长辈关系，受到当时注重礼节法度的人讥笑。也就是说不尊重长辈不考虑辈分会受到世人遣责。但峭公的思想比前人解放。他借用典句“任达”这词来表白，子孙们无须考虑对长辈的孝道而守在长辈身边，应外出他乡任意发挥自己的才干，开辟新的天地。用“任达”此词，不论是峭公当时口吟还是作者放入《行录》中，都是寓意义深。
《黄峭山公行录》中，有“庶上不坠诒谋之家声。”即祖望家声要相传下去。诒即传，谋即原来的策略。此典出自古诗《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意为好的精神要传播下去，为子孙的将来善作安排。“诒厥孙谋”现已成了成语，书人捻来便用，但在唐宋时期就没有那么方便了。那时不熟读古籍，不熟悉典故，就不可能恰到好处写入文中。
以上举这些典故实例，也阐明《黄峭山公行录》作者的文章功力。他这样熟悉经典，文笔优雅，典故的意义与《行录》表达非常恰切，可见文章的价值和份量。这不是一般平才墨客所能为，文章的可信也在这里。
③ 《黄峭山公行录》主题鲜明，中心思想凸现
《行录》的主题是写峭公的一生，写了他一生曲折坎坷，写他忧国忧民。如果文章写峭公一生春风得意仕途畅通，这才不符合实际。
《行录》整编文章是低调的，正因为低调才可信。唐朝末年至五代十国是乱世。凶荒遍告，战火连尘。官场勾心斗角，百姓失所流离。作为朝臣，特别是像峭公这样的朝臣，绝不可能一路高歌风光至极。如果文章写了峭公青云直上逍遥官场，这跟时代不符。《行录》在介述峭公时，表现他的困惑、疑虑、无奈、消沉。如“祖概然兴叹”，“全忠格之”，“迁延数载，势愈难支”，“非才而又起复，其视政岂能挫其跋扈者之锋”，“绝粒食累日”，“解柄归田”，“但愿为唐之逋逃臣足矣”等，这些都反映了峭公低调处世。这也跟晚唐衰败时期诗人杜甫一样，他的诗那一首不是深郁忧伤的！为此，《行录》这篇文章，是客观实在反映了人和事，反映了峭公一生的经历。
但从《行录》来看，峭公是忠君的，这个中心很凸现。历史上历朝历代的臣工、一部份有识之士，长期受孔孟之道的熏陶，“天地君亲师”尤根深蒂固，他们不愿朝秦暮楚。峭公的忠君，坚贞不渝，从始至终。谓其忠之一，峭公从少年开始，忧国忧民，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从《行录》可知，一路坎坷，常不得志。不得入觐皇上，赍表上奏乃封工部尚书。可见峭公持功仍受压制，多少对皇上有怨气，但他不因为如此对君不忠。他不像一般奸臣，看风使舵，趋炎附势。谓其忠之二，峭公仕唐是唐末，皇上是昭宗，这个皇帝做得相当悲惨。因为处于乱世，大憝柄国。皇上任人摆布，众臣挟天子以令诸侯。皇上自身难保，被锢少阳院，劫持乞巧楼幸凤翔等。许多臣工不但弃他而去，而且倒行逆施。而峭公对昭宗皇上一如既往，“闻移唐祚，绝粒食累日”，确真难能可贵，这样才叫忠君。
3、峭山公与李克用
峭公何以成为李克用的门下？回答很简单：因为大家皆为朝廷命官，“革命”不分区域。但是李克用是北方沙陀人，峭山公何为跟随他？。
李克用公元856年生，按《行录》说的，峭公公元871年生，李克用比峭公长15岁。这样的年龄关系，峭公成为李克用的部下符合逻辑。但李克用的据点是晋阳，即现在的山西大原，没有记载他来过南方。峭公又如何跟他搭上关系呢？这里先分析峭公的行踪轨迹。从《行录》看，峭公“以兴义师”时是在他的家乡，峭公是豪门子弟，少年中了进士，仕途顺畅，有向朝廷的心愿。当时的京师是在长安，即现在的西安，它是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有识之士人人向往。峭公“以兴义师”之后，他的发展趋势也向京城长安。当时朝下有三大金刚：李克用、朱全忠、李茂贞。而李克用有保护朝廷的伟大功绩，声名鹊起，受到寻找仕途的人所崇仰，可能峭公也在其中。《行录》的一句话“心乎唐而有贞节足为国家捍卫者，惟陇西王李克用”，便道出了峭公的心声。或许正因为志同道合心灵相通，峭公有“干济之才”，被李克用发现而得以重用。
李克用晋升晋王之后，峭公“管辖江浙、两广军务事”，这个没有标明是官。很可能是朝廷或李克用派出的行差，购置军械或征集队伍。直至被封为工部尚书后，才“出守歧雍三郡”。歧在陕西，雍在山西，这是晋王晋阳（山西大原）的地盘。这也符合成为李克用门下的逻辑。
后来晋王（李存勖）在北方洛阳建立后唐，为何峭山公背道而驰退出朝野呢？这里最好的文字见证就是《黄峭山公行录》，其写道：“……遂为解柄归田之计。至晋王兴潞州之师，则投闲置散已逾年矣！戊辰三月，晋王卒，子存勖立。举兵代梁，欲起祖为己用，使掌书记谕其意。祖曰：量力而进，何如量德而退！今德温以校书郎而杜门养高；文江以节度使而莆郡投老，吾不克如二人之明哲保身，但愿为唐之逋逃臣足矣！”这些文字叙述可以看出峭山公不听命李克用。历史暴露了李克用晋升晋王之后，居功自傲狂暴残忍，其野心也慢慢暴露出来，峭山公便与李克用分道扬镳。后来李存勖为了建立后唐专事杀掠，贪财如命。为此峭山公绝不会跟随这种人继续纷争天下的，体现了峭公量德而退心胸坦荡的品质！
《黄峭山公行录》的文章开始，峭公踌躇满志，而文章的后部峭公一下跌入低谷。这里跟唐朝灭亡有关，更主要跟李克用父子有关。撰文者因为是写祖宗父辈的事，先褒扬峭公跟随李克用维护朝廷，后来又急转弯叙述峭公背离李克用父子，着实难于落笔。只好用“投闲置散”、“明哲保身”把峭公还有近二三十年的经历一敷而过。这是撰文者的心态，《行录》的真实性也在这里，这样文章更显得可信。如果文章着意掩盖事实写峭公为维护唐朝的延续，竭力追随李克用父子建立后唐，奉命福建戎政。这样写《行录》顺畅，也符合情理。事实上不是这样，撰文者只好用避重就轻的写法把峭公人生不如意的转折轻描淡写。
4、峭山公当年官任何时
峭公当年任官是工部尚书还是工部侍郎都不要紧。但许多研究黄氏源流的学者，均未发现有史书任官记载。而峭公是否任过此官，有质疑不奇怪。
峭公在唐末应当任过工部尚书（或工部侍郎）。
前面已说过，族谱是记载姓氏历史的史书，它与国家正史有同样的研究价值。峭公后裔所保存的，不论何年代、何宗派的“黄氏族谱”都有记载峭公曾任工部尚书之事，且编入诗内。这是依据之一。
峭公三妻氏二十一子是不争的事实。按推理，《行录》所述“所生男女有一百四十余人”也符合逻辑。那么这么庞大的家族要有浩大的经济支撑，故《行录》所述“钱八万贯全银八百秤”也确实符合实际。在历史上家中有这么丰厚的资银，肯定有高官厚禄，起码是朝官，且朝官大户才能发展经济，而一般七品芝麻官是不可能有的。为此，峭公肯定是朝官，才有这么丰厚的资银。凭这点，他在唐朝任工部尚书确实无疑。
为何没有发现正史记载呢？很浅白的道理，就是一千多年前不像今天，人事档案难于规范保留。虽然有史载，但写史的人，看需要取什么人物。据唐制，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事，长官为工部尚书，侍郎为长官之副。有些臣子较长时间在朝廷，早年当帅，金戈铁马，后做工部尚书。这样写书人作他一个人物。峭公早年隶属于晋王门下。《通鉴》卷260有述：“观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异心也”。说明朝上只利用李克用而不信任他，而峭公处在什么位置就可想而知了。为此，写书的人把峭山公看作无名之辈。按照《行录》所述：“因赍表上奏，乃封峭祖为工部尚书”，是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以后，昭宗“乾宁三年到光化三年（公元896年到900年）四年中《通鉴》没有工部尚书或工部侍郎的人事记录或人事更换（其它史料也没有具体记录唐朝这一时间的工部任命）。直到光化三年有“抟（王抟）罢为工部侍郎”；昭宗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崔胤责授（降职使用）工部尚书”；天复二年“韦贻范为工部侍郎”等三处记载。真有可能峭山公任工部尚书或工部侍郎就在公元896年到900年当中，如果峭公近公元900年做工部官，年龄约30岁。但这时朝廷最乱，刘季述锁昭宗于少阳院。接着韩全诲迫昭宗幸凤翔。京城无天子，昭宗被李茂贞要挟，对李克用的派系极其不利。峭山公也就在这种形势下或前或后被卸任。对照一下，如果峭公是工部侍郎，就在公元900年卸任。如果峭公是工部尚书，就在公元901年卸任（见下表）。
《黄峭山公行录》记《资治通鉴》记
公元896年公元897年公元898年公元899年公元900年公元901年公元902年
黄峭山公为工部
尚书
工部官无记录工部官无记录工部官无记录王抟为工部侍郎崔胤为工部尚书韦贻范为工部侍郎
若工部侍郎可能为峭山公所任
若工部尚书可能为峭山公所任
为何都是工部朝官，而峭山公就没有记入史典？因为乾宁二年以后的几年，战火连绵，朝臣勾心斗角，皇上诚惶诚恐，整日调兵买马，工部官就没有实质性的权力了。加上峭公当时年轻，老实本份。一两年也就这样过去了。有谁为你记入史册！为什么韦贻范、王抟、崔胤之流也为工部官，却在典史中赫然在目？那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名声。王抟原是朝中的门下侍郎，时称良相。因崔胤和朱全忠在皇上谗言，王抟免职门下侍郎，罢为工部侍郎（公元900年）。后又贬为溪州刺史，一贬再贬，最后被皇上赐死，朝野一片哗然；韦贻范公元902年任工部侍郎，同年母丧。按制，他应守孝三年，不得涉政，罢去工部侍郎。如果在守孝期间起用他，叫“起复”。然而就在公元902年李茂贞之流力荐起用韦贻范。这事朝中争议很大，皇上也左右为难，骚动一时。崔胤原是吏部尚书，受皇上宠爱，他侍朝政常弄巧反拙。刘季述锁昭宗于少阳院事件是他惹起的，《通鉴》记载：“初，崔胤与帝密谋尽诛宦官，及宋道弼、景务脩死，宦官益惧。于是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等会相与谋曰：主上轻佻多变诈，难奉事。专听任南司。吾辈终罹其祸，不若奉太子立之。”公元901年崔胤却进位司徒（丞相）。从此大权在握，左右皇上。他长期与宦官尖锋相对，后又造成韩全诲劫帝驾于乞巧楼幸凤翔事件。朝廷迫于无奈，公元901年把崔胤降职为工部尚书。以上三个人物，司马光肯定重笔墨写入《资治通鉴》中。对比峭山公就没有上述的劣迹，也没有造成轰动一时的事件，又不是高官显爵。做人老实本份，为朝尽责尽忠。这样的人就没有人把他写入史料中，只有子孙永铭，记入黄氏族志。
峭山公为工部侍郎的话，他的时间有另一种可能，即公元900年至902年。本人细读《行录》，感觉“韦贻范非才而又起复”好象话中有话。起复他为何质问“其视政，岂能挫其跋扈者之锋，任其毁宫阙于长安！”韦贻范有何能耐峭公也知道。主要是峭公对起用韦贻范不满。查《通鉴》卷262，王抟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六月免职。韦贻范天复二年（公元902年）二月任工部侍郎。当中两年工部侍郎《通鉴》记载为空白，或许这两年就是峭公所任。也就是削了峭公的职，让给韦贻范。所以对韦贻范耿耿于怀。直至后来起复他为户（工）部侍郎也牢骚满腹。
峭山公是做了唐朝工部尚书（或工部侍郎），而且是在唐昭宗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前后所任。
《黄峭山公行录》叙述了当年峭公的政治背景，家庭地位。细述了上表赐封工部尚书的经过，就足够令世人相信。
四、对《江夏源流山谷序》的质疑
本来《山谷序》是宋朝大诗人大文学家所撰，实不敢斗胆提出疑问。但我却认为，《山谷序》不象是黄庭坚所写。黄庭坚的文章不是这样的风格，他写文章用字严谨用语准确。上面介绍他时有这样的叙述：“在艺术形式方面，讲究修辞造句，追求奇拗硬涩的风格。提倡无一字无来处和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现摘用黄庭坚一篇文章相对照。
1.黄庭坚代表作《忠州复古记》
忠州①，汉巴郡②之临江③，垫江县④也。其治所在临江，故梁⑤以为临州，后周⑥以为南宾郡，唐贞观⑦八年始为忠州。其地荒远瘴疠，近臣得罪，多出为刺史⑧、司马⑨。故刘尚书（10）以刺史贬一年死，陆宣（11）公以别驾贬十年死，李忠懿（12）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13）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后喜事者，以四公俱贤，图象为四贤阁：故相、赠司徒、郑州刺史南华刘晏士安，故相、赠兵部尚书嘉兴陆贽敬舆，中书侍郎、平章事、赠司徒安邑李吉甫弘宪，刑部尚书致仕、赠右仆射下邽白居易乐天。由开元（14）以来，讫于会昌，四君子相望，凛然犹有生气。忠民尝以此自负，而郡守至者必矜式（15）焉。
绍圣（16）三年正月，知州事营丘（17）王君辟之圣涂，下车问民疾苦，曰吏骜（18）而民困。故圣涂为州，拊养柔良，知其饱饥，鉏治（19）奸猾，几于伤手，治声翕（20）然。邑中豪吏故时受赇舞文法者（21）相与谋曰：“属且无类（22）”。即以智笼小騃（23）吏，群诉于部使者（24）。圣涂（25）不为变，且叹曰：“白头老翁，安能碌碌畏吏苛民邪！”亦会部使者审吏为奸。
而圣涂治郡政成，时休车骑野次，咨问故老，访四贤之逸事，而三君之政，寂寥无闻。盖士安既赐死，而敬舆别驾（26）不治民，弘宪虽在州六年，亦默耳。乐天由江州司马除刺史，为稍迁，故为郡最暇豫（27），有声迹，又其在州时诗见传。东楼（28）以宴宾佐，西楼以瞰鸣玉溪，登龙昌上寺（29）以望江南诸山，张乐巴子台（30）以会《竹枝》（31）歌女，东坡种花，东涧种柳，皆相传识其处所。于是一花一竹，皆考于诗，复其旧贯（32），种荔枝数百株，移木莲且十本。忠于一时遂为三峡名郡。圣涂乃以书夸涪翁曰：“为我记之”。
涪翁（33）曰：“圣涂急鳏寡（34）之病，使远方民沐浴县官之泽，可谓知务（35）矣。扫除四贤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谓乐善矣。乐天去忠州，于今为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葸葸（36）然，常忧瘴疠之病己，数日求去，故乐天之遗事芜没欲尽。圣涂，齐人（37）也，盖不能巴峡之风土，又其击强拨烦，材有余地，而晚暮为远郡守，乃能慨然不倦，兴旧起废，使郡中池观花竹郁然，如元和己亥（38）时。追乐天而与之友，圣涂于是贤于人远矣。”
圣涂为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为之记
注解：①地名，今在四川忠县。②地方行政区。③今在四川忠县。④今四川垫江县。⑤梁王朝，南朝所建。⑥周朝，北朝所建。⑦唐大宗年号。⑧州的最高长官。⑨州郡的佐官司。（10）是唐朝任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的人。（11）即陆贽，任过同平章事的官。12）即李吉甫，任过中书侍郎等官司。（13即白居易，字为乐天。（14）唐玄宗年号。15）拜祭。（16）宋哲宗年号。（17）地名，今山东，昌乐县。（18）残暴。（19）铲除。（20）一致。（21）收贿玩弄法律的人。（22）我们将无生存之地。（23）呆头呆脑。（24）监察员。（25）即丘营地方官王君（王辟之）的字叫圣涂。（26）官名，刺史副手。（27）从容的表情。（28）忠州城东楼。（29）寺院，白居易寺中写过诗。（30）在忠州城外，是古巴国遗址。（31）四川民歌，白居易写过《竹枝词》。32旧貌。（33）黄庭坚别名。（34）男和女。（35）务民务实务事。（36）忧惧表情。（37）古齐国之地。（38）元和14年，公元819年。
对照《山谷序》，为何选黄庭坚的《忠州复古记》呢？是因为《忠州复古记》实名叫《忠州四贤阁记》，实质是为“四贤阁”写的序。与《山谷序》体裁相近，好比对。
2、《忠州复古记》与《江夏源流山谷序》对照，可比出虚实
由于黄庭坚文学造诣很深，整编《忠州复古记》中，文字深邃，耐人寻味。且语言简洁，用词恰当，层次分明，文气流畅。而在《山谷序》中，语言比较浅白，但读之晦涩，令人费解，一时难于顺通。如《山谷序》开头，“秦始皇二十五年，改黄国之山川，而属江夏”，这一句就写得不甚准确。秦始皇二十五年应写成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因这一年秦王政还未称帝。二十五年如何“改黄国之山川”？改黄国之山川主要的举动是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时期，楚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48年）并吞黄国。另一次是秦始皇称帝那年即秦王政二十六年。其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黄国故地划入九江郡。或许会说，二十五年开始分郡二十六年才定夺，说成二十五年改黄国之山川也未尝不可！史料有记，秦王政二十四年灭了楚国，二十五年灭赵、燕两国，这一年秦王霸业战争是最艰苦的一年，也是平定天下最关键的一年，那时根本无暇顾及分郡之事，也无法处理其它小国的遗留问题。二十六年灭了齐国才统一天下，统一天下之后才进行分封。说二十六年或二十四年（灭楚）都还可成立，但偏偏说成二十五年，有似懂非懂之嫌。
秦朝改黄国之山川“而属江夏”，“而属江夏”这词语是超前用语，是撰文者对地方名与时代混淆不清造成的，是写史的文人最不愿意在他的文章里出现的事。因为江夏在秦朝时还未有郡名。黄国故地在春秋时就叫黄国，在秦朝时称黄都，属九江郡辖。设置九江郡可从《史记》一书找到，黄都属九江郡辖可从辞源里找到。直至西汉时才设置江夏郡，这时黄都改称弋阳①，弋阳正好在江夏郡内。为此，“而属江夏”恰切来说应写成“而属九江”。写史，当时的地方名应与时代相符，这是文学大师刻意做到的事。
①弋阳在南北朝时改称光州，民国二年改称潢川，地域有所变动。
《忠州复古记》就不同，“唐贞观八年始为忠州。其地荒远瘴疠，近臣得罪，多出为刺史、司马。故刘尚书以刺史贬一年，陆宣公以别驾贬十年，李忠懿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后喜事者，以四公俱贤，图象为四贤阁。”上述读之顺畅，整篇文章其义含蓄又不难理解。作者通过唐代的四贤来写宋代的王圣涂。写他整治吏政，安抚民心；经营建设，政务清平；
《山谷序》写唐朝从李渊开始到峭山公止285年间啰串一气呵成。没有一处年月时辰与人物相连，连署名处也没有注入时间。这种风格与《忠州复古记》截然不同。《忠州复古记》有例：“绍圣三年正月，知州事营丘王君辟之圣涂，下车问民疾苦”等多处时间介定人物或事情。最后署名“圣涂为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为之记。”时间即是绍圣四年六月（公元1097年）。记述历史人物或事件，只述过程，不说时辰年月是一种民书体裁，属层次低下的讲古本。乡间野岭常有这种本子，大雅的藏书厅馆一般不收藏。街头巷尾说书人说的故事。只说人物、经过，没有一处年月。它是戏台上的儿戏。应该这样说：宋朝的大文学家黄庭坚不会写这样的文章。就拿《行录》来说，它叙述过程也先写日月年份后记人物事件。如“乾宁二年，三镇犯阙”，“丙辰七月犯阙之寇复来”，“天祐四年丁卯三月，朱全忠竟移唐祚”等多处这样时间介定人物或事件。
其次，助词，即之、乎、者、也、耳、焉、哉、矣。古代文人有用古汉语助词助语气，如何用，有他的习惯。这种习惯从侧面可看出文章格式，是属此属彼。黄庭坚的文章所用的助词多用之、焉、耳、者、哉。特别“耳”字几乎每篇必有，者字多用。而且用得恰到好处。而《山谷序》文中，除了用“之”之外，基本上就没其它了。这种语气的格式，《忠州复古记》和《山谷序》也不甚相同。
3、《江夏源流山谷序》举述历史事件，与《资治通鉴》对照，不着边际
《山谷序》中有“王仙芝分其御隘于山东浙江，迨祸及昭世，被强奸李茂贞谋位，拘入昭宗于冷宫，而赖神威公救出”。这里一，王仙芝谋逆，迨祸昭世，可这样写，但未免离题太远。王仙芝与黄巢谋反是公元874年，那时是僖宗皇帝时期，公元878年王仙芝被杀，部属被黄巢吞并，公元884年黄巢全军复灭，而昭宗称帝是公元889年。这里只能说迨祸于昭世的，实质是朝臣夺权争利，勾心斗角。“李茂贞谋位，拘入昭宗于冷宫”这句话不是大师之笔。黄庭坚的文风前面已述：讲究修辞造句，提倡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之效果。上句有三处不妥：拘昭宗的主犯不是李茂贞，他是从犯。在昭宗时期有迹象拘昭宗于“冷宫”的有三处。《通鉴》记：①昭宗乾宁二年，李茂贞等“三镇犯阙”，但，他们没踏入朝廷一步；②昭宗光化三年，迫上乞巧楼锁少阳院，这次的主犯是刘季述；③最后一次是昭宗天复元年迫昭宗于乞巧楼幸凤翔，李茂贞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关键人物是韩全诲。除《通鉴》这样描述之外，其它记载也是如此。如《辞海》：凤翔，唐末李茂贞据此为岐王。宦官韩全诲曾劫唐昭宗至此。
选李茂贞拘昭宗不是“无一字无来处”的风格。“拘入”用词不当，迫昭宗幸凤翔不是拘入，这种举动属于挟持，且受百官恭迎圣驾。用“冷宫”这词是不讲究修辞，对物，弃之不用才叫打入冷宫。对皇上，弃之不统天下才叫打入冷宫的。而昭宗在三次事件中，不是不要他而是“挟天子令诸侯”，官僚们把他当成宝贝，生怕别人抢走。故此，用“冷宫”这词，不是点铁成金，而是点金成铁。上文最后一句“赖神威公救出”，读过历史的人会感到满头露水。神威公去救昭宗，大家相信。如果是大师的文笔不会这样写，这样写是用语不妥。因为《通鉴》三次事件显赫记载了解救昭宗的主帅名字及具体进入昭宗身边的将士。主帅与具体指挥人都不是神威公。《三镇犯阙》解救的是李克用。因三镇兵未进朝廷之内，无所谓具体解救过程。迫上乞巧楼“镕铁锢之”解救的是朱全忠“闻乱”，派大兵压城，形势转变。这次解救昭宗有具体记载：“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门，孙德昭擒斩之，驰诣少阳院，叩门呼曰：逆贼已诛，请陛下出劳将士。”后“周承诲擒刘季述”。第三次事件是迫皇上幸凤翔，也是朱全忠在虢县击败李茂贞并“遣其将孔勍出散关，攻凤州，抜之。丁亥，全忠进军凤翔城下”，直接面君“全忠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车驾还宫耳”。后李茂贞出卖韩全诲，“茂贞请诛全诲等，与朱全忠和解，奉车驾还京。上喜，即遣内养师凤翔卒四十人收全诲等，斩之”。
从以上分析来看，神威公虽参与解救昭宗，但不是主帅，也不是具体实施的指挥人员。而写成“赖神威公救出”实用语过当。黄庭坚不会如此下笔的，畏世人恥笑，有沽名钓誉之嫌。从《山谷序》文中这段，看此文的风格，是说书人的模式，也就是“讲古仔”的模式，东拼西凑，张冠李戴。
4、《江夏源流山谷序》写峭公因避黄巢遣子外迁，不合情理
《山谷序》述：峭祖“以时变告老，值崤岐二公身故，公群守一堂，百有余丁。一日得听黄巢与王仙芝聚众谋逆，公遣丁出阻。巢曰：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复令打探，巢以清明订号，暗以杨柳为记，端午出师。本姓发觉，公唤一堂，尽宜迁避。身佩杨柳，远迁就近，各行变通。先是香公庙匾，列二十一房。今将老夫二十一子，与崤岐四子彋七子，共三十二名编列，愿移迁居，各记本姓支派。峭公嘱曰：郢州江夏遽移乡，恐久渊源未许详。姓据陆终来历远，庙传扉相祖宗香。随居奉寝先灵妥，到处和邻世业昌。聊记嘱言欣合咏，能知德安共流芳。”
从上记述来看，一处不合情理一处不合实际。其一，从峭公后裔如今多数分布在福建、江西、浙江、广东、广西、四川及一句“时变告老”来看，遣子外迁的地点肯定在福建（记载的也是在福建）。“听黄巢与王仙芝聚众谋逆”这句来看，峭公好象初听黄、王开始造反，而造反地点是在山东。如果是这样，派“百有余丁”从福到山东上千公里去制止实不合逻辑。另峭公又以什么身份派遣出阻呢！同宗吗，王仙芝不姓黄。官员身份吗，朝廷都奈何不了他。恐怕到了山东，他们已聚众几十万人了。但也可以假设黄巢攻入福建，峭公派丁出阻。不过，写《山谷序》的人真不知道当时的形势。《资治通鉴》记：公元878年黄巢引兵渡过长江，攻陷江西，同年攻陷浙东浙西和福建，公元879年九月攻陷广东，单在福建屯兵就有几十万。在这样的形势下，智商这么高的峭公会派百余丁去出阻吗？黄巢军势如破竹，席卷全国，胜利在望，还会听峭公的吗？所以说，其一是不符合情理，是无稽之论。其二，峭公避巢而遣子外迁不符合实际。从“巢曰：顺我者生逆我者死”这句来看，峭公派出的丁是与巢方接触了，但“谈判”失败。而打探到他们的暗号和标记。以后就在香公庙列三十二支，愿移迁居。这样的叙述是一次性遣子外迁，而不是渐时躲避。这就怪了，当时福建整个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通鉴》有“黄巢陷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走”等记载。当官的都逃跑了，谁来管社会治安！而且难民盗贼各村各寨皆是，哭声载道，饿殍十里。在这种状况下，三十二支家眷队伍如何外迁？每一支家眷队伍应相当庞大，当年峭公也已高龄，儿孙满堂，加上丫环男丁，估计每支家眷多的几十人，少的也十多人。因为家人不是田夫侍仆，皆是官家弟子房中闺秀。上路时应是车骑一路辙尘，侍女仆从喧闹村落。加上家物辎重难行，金银财宝难掌。当时不单巢兵到处剽掠，难民盗贼见物便抢。每支家眷队伍不出三村一定被冼劫一空。你有暗号标记有何用，“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才出虎口又入狼窝。这样动荡的形势下，谁还迁外乡？
黄巢攻陷福建时周边的浙江、江西、广东皆相继被黄巢沦陷，峭公遣子往何处去？黄巢攻陷福建之后，虽没有建立扎实的根据地，但普遍地区被巢兵所佔，而他们转战福建地区，不是流寇型的。如果是流寇型，寇帮走了之后各村落将恢复宁静。流寇也干不了什么大事，除了打砸抢之外，顶多劫富济贫或扰乱一下衙门，且自身疲于奔命。这种寇帮不可能叫板抢夺天下。而黄巢在公元878年独霸中国南方半壁江山，又于公元880年北上攻入天子京城长安，自称皇帝。凭这种架势，证实黄巢在唐朝僖宗年间造反兵据各地不是流寇型的。各地的佔区都被盘据和控制，包括福建和周边地区。《资治通鉴》也介绍，福建某些地方仍是唐朝官员把守，但他们成惊弓之鸟，他的兵卒被迫成匪，甚至互相争战。换句话说，当时的福建及周边地区都是战区，无一块静土。在这样混乱的形势下，峭公想让他的子孙们迁到何方？那个年代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不可能漂洋过海去南洋诸国，也不象抗日战争时期有大后方！那时平民回避战乱都是往山里跑的。然而峭公的开基地福建墈头村就是山乡僻岭，何以此时遣子往外逃呢！假如真在此时躲避巢兵避免受劫的明智之举，应是把家眷化整为零，寻找山野安身。把金银财宝埋藏起来，伺机东山再起，这样才符合情理和实际。
5、《黄峭山公行录》所述峭公遣子外迁，较符合实情
峭公遣子外迁的原因是逃亡还是趋势？可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如果是如《山谷序》所述是逃亡，如果是如《行录》所述是趋势。这里对照一下《行录》，“峭祖寿在八旬”是五代十国后汉后周时期。十国之一的闽国位于福建。该国公元933年建立，在位六主历时37年，至公元970年灭。尽管当时北方很乱，而闽国相对稳定。周边的地区形势也不是很坏。峭公“寿在八旬”是公元951年，便是闽国的中期，也就是稳定时期。这时子孙外迁的社会形势是允许的。但为何此时遣子外迁呢？这就是趋势所致，峭公遣子外迁有它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之一是“子多必分”。客观原因之二是全国形势变化莫测，峭公的政治地位或许封地等受到侵害。然而峭公遣子外迁还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主观原因，是要子孙开辟新的属于自己的领地。都留在邵武和平会“燕雀怡堂而殆”。这是旺族思想使然，是国家形势与家族衍变的双重趋势。
也有族谱介绍，有奸臣在皇上诬告，说峭山公二十一个儿子人多势大，有意造反。这也很难说，因为有人嫉妒你，诬告是很容易的事。且又因王延政僭号，搅得福建形势动荡不安。这不过是导火线，因为十八个儿子要出外乡不是简单的事，要早有思想准备。为此，峭山公在堂前论讨遣子外迁时，与房亲及子孙的对话是比较真实的。
上官、吴、郑氏送子远行吟唱送子诗（后称外八句）为后人所敬崇。
（其一）骏马行行出异乡，任从随处立纲常。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需荐祖宗乡。
惟愿苍天垂庇佑，三七男儿总炽昌。
这首诗三氏是带一种深情、眷恋、祈望感情的，是一种深谋博爱的豪情。这种心情是在悠雅的环境中产生的。如果在大祸来临时急于逃匿，急召子孙集合，“先是香公庙匾，列二十一房。今将老夫二十一子，与崤岐四子，彋七子共三十二名編列。”在这种情况下，上官、吴、郑三氏没有这种豪情吟唱送子诗的，她们此时的心情只有激动、彷徨。
细读送子诗，感受到它的时间背景不是催促子孙赶快逃亡谋求生存，而是让子孙树雄心立壮志远赴它乡“为任达”。如果是前者，若有诗肯定有悲伤的“金戈铁马乱疆场……留得青山守纲常”之类似的语句。但送子诗就成竹在胸“骏马行行出外乡，任从随处立纲常”开头。这是太平盛世发出的感召。假如是逃避巢兵敢这样扯着志在必得大旗奔赴他乡吗？逃亡路上的不利因素谁也猜不定，能不能到达他乡还说不准，怎么就“他乡即故乡”呢？
上面已经论及，峭公十八支子孙是如何迁徙的，这也可辨别《行录》与《山谷序》谁孰可信。峭公是唐朝的工部尚书，家财丰厚是无疑的，不用《行录》所载“钱八万贯，金银八百秤”世人都会认同。有丰厚的资银当然是给予子孙的，“但存方寸土，留与子孙耕”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这些丰厚的家财资银分给了二十一个儿子，在迁徙携带过程中都会考虑社会形势、路途安全，不轻意单枪匹马毫无警觉而为之。为此，《行录》所举的遣子外迁的年代和形势是符合情理的。
6、《江夏源流山谷序》载黄庭坚与歌者共鸣祖宗诗难于置信
“山谷流寓循州（惠州）白云岩时上元得听歌声，有日久渊源未许详之句。感动乔木之思，以悬追配古人匾额，传通数载，远近悦来，递江夏迁移住址。录修一谱，是为有谱矣。”
“山谷流寓循州（惠州）”这句话就有欠严僅。广东的惠州在黄庭坚的宋代就称惠州，当地的小县名叫归善，是宋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改祯州为惠州的。而黄庭坚公元1045年出生，他为什么把惠州写成循州。惠州在随唐五代是属循州管辖，但在 黄庭坚年代循州只管今广东的龙川、五华、连平等地，郡府设在龙川县。括号内的“惠州”可能是后人加进去的，觉得是有点模糊不清，需要注明一下。如果没有括号的“惠州”，到底黄庭坚流寓惠州还是龙川？所以这篇文章的年代与地名就没有《黄峭山公行录》严僅，与现在流传下来的黄庭坚作品也绝缘不同。
黄庭坚在他的年谱表中没有来广东任过官职，但他是诗人文士游山玩水是常有的事，加上他的老师挚友苏轼曾在惠州谪居三年，在惠州一游实有可能。“上元得听歌声”的上元得（节）即是元宵节正月十五，这时间好象不大认可。苏轼在惠州是公元1094年至1097年，而黄庭坚因《神宗实录》得罪朝官章惇而被贬，正好是公元1094年。在黔州（今四川彭水）谪居六年，在那里生活艰苦，缺衣少食、要自已葺房，自己耕种。且他母亲在公元1091年去逝，仍在悲痛之中。如果正月十五在白云岩听歌，那么要在春节刚过便离家搭船乘骑出门了。黄庭坚携家带子在四川，母亲香火还不在堂前，他真有心情逍遥自得吗？黄庭坚到过广西湖南，他的家乡又在江西，来惠州一行不奇怪。但都不可能在正月十五已流寓惠州，在春节期间象他这样的人都会守护在家中。
听歌有“日久渊源未许详之句。感动乔木之思，以悬追配古人匾额，传通数载，远近悦来，递江夏迁移住址。录修一谱，是为有谱矣。”这一点也难于让人置信。“白云岩时上元节听歌声”说明不是在黄氏宗亲盛会上听歌，而是相当于今天去夜总会听歌女唱歌一样。而这歌伎是借“日久渊源未许详”之词偶唱一句的，这实在有点有辱斯文。黄庭坚修性很高，儒学根深道学虔诚，受歌伎来挑动才想到修谱写序，这不是他的品格。作为族中文士修谱写序应当先有计划和准备，而且时间不是三月两月的事。怎么听歌一句就感动乔木之思！为此，黄庭坚听歌这一桩可说是无稽之谈。
至此，《黄峭山公行录》和《江夏源流山谷序》谁实谁虚再次明辨了。
此文重发说明
我写“论《黄峭山公行录》的可信度”，主要目的是想弄清峭祖所处的年代，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着力点的功夫就花在这里。我知道，认为《黄峭山公行录》所叙，才是峭公所处的年代，就应该先把《黄峭山公行录》拿来对比历史是否符合史实。于是我把《行录》每一个历史情节与时间，再从《资治通鉴》书中去求证，是否有这史例，时间是否相同。我就这样做了，一个一个对照。同时又对《江夏源流山谷序》作了深层的剖析，发现整篇破绽百出谬以千里。这样我便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才敢大声疾呼《黄峭山公行录》所述的年代才是峭山公真实的年代，而《山谷序》是一篇伪品。“《黄峭山公行录》的可信度”一文在网上发表后，得到很多宗亲及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得到福建黄承坤会长与四川黄永贵会长的肯定，并于2011年在《黄峭文化研究文集》中发表。十年后，仍得到福建邵武黄勇军会长的指正，结合以往发现的错误及错别字等，把“论《黄峭山公行录》的可信度”一文加以整理后重发。
之前，此文的阅读量有多大，起到什么作用不得而知。当时只有网址联系，收到的信息有限。反而参加我县及周边的“黄峭文化研究会”才收集到较多的信息。后来信息渠道开阔，收拾到的信息量也就更大了。据朋友介绍，当年香港某黄氏总会也对《峭公行录》与《山谷序》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戛然而止。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可能也是黄氏宗贤理性占了上风。朋友说，香港在网上能看到我的文章，而且点击量颇大。
遗憾的是，收到众多的反馈中，没有一宗为《山谷序》辨护的文章。我很想听到对方语言，让我能够再次有力驳击，才显示出谁是谁非。最近几年来各地黄氏宗亲都在修撰族谱，进步了，谱内不再同时登载《峭公行录》和《山谷序》，但还有只登载《山谷序》的，这很正常。
我有种感觉，目前很多宗亲或学者推敲起《峭公行录》来了。其提出另一种猜疑1.《峭公行录》的原始版本是怎么样的？2.黄峭山是否在唐末任过工部尚书（或工部侍郎）？
《黄峭山公行录》随着历史的长河流荡了近千年，其一，至今仍在人们的视野中历历在目，说明了它一直在历史的进程中与之同行。其二，族谱不比正史，缺乏监督。上千年来各朝各代各地的编撰，因口传文字、误笔、臆想等，肯定有所走样。但有一点，黄氏子孙对祖先无比的敬仰和信服，绝不可能无中生有。目前有宗亲介绍《峭公行录》有三种版本，而我除了本人启用的版本之外，只看到另一种版本。两种版本除了叙事过程有偏离之外，主题仍然不变。我启用的版本，尽管有瑕疵，一样主题不变，勘正就是，因为它没有颠覆《峭公行录》的主体。三种版本如何归纳统一，需要下辈人付出较大的毅力和心血。
黄峭山公在唐末是否任过工部尚书（或工部侍郎），我在本文已列举了很重逻辑性的例子。峭公三妻二十一子，家眷达到一百四十余人。这么庞大的家族要有浩大的经济支撑，钱八万贯金银八百秤的拥有也就真实了。历史上家族有这么丰厚的资银，一般的五品六品芝麻官都不可能有的，他起码是朝官。所以，峭山公任过工部尚书（或工部侍郎），这是一个例证。你总认为正史没有记载，对他打个问号。但黄氏族谱却一直把它传递下来，如果是学者，他有他的信条，是另一回事。如果是黄峭山公的后裔，没有自信实不应该。从有传统以来，子孙对先辈的恩德与荣耀都会铭记的。这虽不是铁证，但也是刻入时代的印记，有其历史的价值。如果抛弃族谱，就没有天下了，只剩下王朝。正史所记裁的王朝也是人记的，考古挖出来的石刻也是人刻的，都完整吗，都没有遗漏吗？如果这样追问下去，世间就变成虚幻世界。
峭山公三妻二十一子不是一个故事，1.祖坟仍在。有谁会在祖坟上作假？有谁把别人的祖坟作自家的祖坟去拜祭，又有谁把自家的祖坟让别人去拜祭？2.二十一支宗系现在仍然可查，有地方可点，有子孙可循，怎么会是一个故事呢！不要被人带入节奏，正史没有记载就是子虚乌有，事实摆在面前却视而不见，一定要让我们拿出实证。我回忆十多年前国家高层干部批评基层时恳责：总不能严格到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你爸的儿子？这句话掷地有声，总不能人人都要拿着DNA鉴定来证明我是我爸的儿子。在乡村谁是谁的儿子，有的见证了出生，有的听他们的称呼，习惯了约定俗成。《黄峭山公行录》也一样，已习以成俗。
黄峭山公如果没有实际行录，谁会编这个故事？别人吗，他为什么要编，奉承你荣华富贵吗？如果子孙在编，也就是在骗，那么这样的家族是幽灵世界，是违世偏俗的，黄峭山公后裔就不会发展到今天有一千三百万人囗！
我们坚信，黄峭山公在唐末曾任过工部尚书（或工部侍郎）的！
2023年2月